齐良迟谈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一个中国的老百姓篇,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 齐良迟正在照顾齐白石的起居（选自：齐白石传人书画网）·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齐良迟说父亲是一个长寿的老人，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木匠，逐渐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画坛巨匠，他所创作的珍品，已成为我们民族国画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我看来，父亲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乡土气十足，恪守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良知和道德，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地位、名声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天才，也从来没有趾高气扬、恃才自傲的态度。在他看来，当画家和当木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靠手艺过活。老人钱多了，名声大了，倒更加谨小慎微了，为求家庭的平安，他经常跟我们说:不要参与任何组织和党派，不要贪图富贵，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老百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卢沟桥发动了战事，从此，中国的老百姓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水深火热之中。父亲那时深受刺激，心惊胆寒，坐卧不安。大好山河遭到沦陷，何日何年光复，以后怎样生活?这些都使父亲十分焦虑，耳闻目睹日本人的种种罪行，父亲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心闭门谢客，深居简出，辞去所有外事，并在大门上贴绝画告示:“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一天，有一个叫郑文轩的人，他大概是当时的北平社会局局长，带着一个日本武官，到跨车胡同十五号(现已改十三号)找到我父亲要画。我看他们进去没有一会儿，便两手空空地出了父亲的画室，离开了跨车胡同。日本人走后的第三天，父亲在北院才开口对我讲:“有一个叫郑文轩的，带着一个日本军官来买我的画，我没有把画卖给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很不高兴，他生气地对我说:‘你的画儿不愿意卖给我，难道还想卖给蒋介石?当时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不但要把画卖给他，我还要等他回来呢!我的话讲完了以后，站在一旁的郑文轩吓得张口结舌，不敢讲给日本人听。”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胆子变得这么大，我也觉得吃惊。接着，父亲又对我说:“在北方你是长子，这两天可能会有事情出来，你要理事。你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你要多多照顾”。日本人走后的许多天里，我们提心吊胆，谨慎门户，可后来倒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父亲的学生纪友梅，他是我在私立振宇小学上学时的教师，家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纪友梅考虑那儿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可能日本人干扰少些，便与我父亲商量，希望他到他们家小住一段，避避风险。父亲觉得也好，便带着母亲和我，只提了一只黄箱子，去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生活倒是平静的，但久住也不是办法，我们又回到了跨车胡同。回来以后，各方面的干扰也随之而来，一些敌伪头子、日本人和给日本人当翻译的人都相继登门，请父亲吃馆子、照像、套交情、索画，父亲总是找借口一一拒绝。那年头，父亲对外是“绝画”，实际是闭门作画。他那几年画了不少工笔草虫，蚱蜢、蜜蜂、蝴蝶......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让人看了爱不释手。后来，日本人投降后，父亲又开始了卖画生涯，便把这些工笔草虫一张张补了景。父亲当年作画的严谨，为人的正直，敢于冷对恶魔，这种铮铮傲骨，使我感受到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尊严。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能吃上“二米子饭”算是不错了。我记得那“二米子饭”吃起来，弄不好就要呛嗓子眼儿，很不好下咽。我们看父亲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同我们一样地吃，心里是不好受的。一九四三年，父亲怀着对日寇暴行的深恶痛绝，怀着思念祖国光复的心情，画了一幅“雁来红”，并题诗表达了这种心境:西风秋景颜色，北雁南飞时节，红似人民眼中血。
雁来红，是一种植物，又叫老少年、老来少。枝上开一串小花。秋后北雁南飞时节，叶子就变黄、变红了。父亲那时唯有用笔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那时，我还在北平辅仁大学学习，有一次因为学校要搞期未画展，很晚还没有回家，父亲很是心焦。当看到我进了院门，便对我说:“长娃子，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你莫是在外面搞什么党派吧?”不等我回答，又说:“你不要去搞什么党派，杀了头，你也晓不得信哪!(父亲乡语，意为你的脑袋是怎么样掉的都不知道)”我告诉父亲，是学校办画展，误了时间。我说:“爸爸，您放心，我不入什么党派。”听了这话，父亲才放了心。当时一位正在我家作客的父亲的朋友说:“老师，您放心，四弟这不是回来了吗?他就是共产党，我也能想法儿让他回来。”父亲认识的人中，千什么职业的都有，但是父亲也绝不愿意在这种事情
上添麻烦，既然没什么事儿，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抽紧了八年的心，终于舒展开了，父亲乐得一夜未眠。八年的辛酸无法形容。在那些年月里，一般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人闲心赏画儿。现在，希望终于见到了，父亲的笔墨又能在纸间尽情地流畅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老人变得更加勤奋了，天天作画、刻章，一张。一方，都充满了创造的热情。然而，事态并不是父亲想象的那样。日本侵略者践踏后的国土，已经是伤痕累累了.而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又在人们心里添上了新的伤痕。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来得不容易，花出去却要成捆地扔，父亲气急了就说:“叫他涨!他总不能白要钱吧，他总要给我一小片肉吧?”这时候，北平城内出现了标语、传单，各种消息悄悄地传遍街头巷尾，说共产党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有一天晚上，我照例陪父亲去锁大门，父亲见门洞地上丢着一个纸团，便问我:“看看这是什么?”我捡起来念给父亲听，都是些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之类的标语。父亲没等我念完，便让我赶快丢掉。这大概是当时地下党递进来的宣传标语，父亲是怕惹事，怕引火烧身。

在北平解放前夕，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急急忙忙地去了台湾，父亲的一些朋友有劝父亲走的，也有希望他留下来的。父亲考虑了再三，后来郑重其事地跟我谈了一次话:“很多人都叫我走，我也想走，无奈你妈妈死得太早了，你们这一堆孩子，连累了我，我走不了。”这是他当时不走的真正原因，而并不是外人所说的，是朋友们劝他留下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工作，弟弟妹妹一大堆，的确使父亲的后顾之忧太多。当时我们对形势很不了解，又听说凡是有钱的、在国民党内当过官的人，共产党来了都要杀头，因此也比较害怕。我的妹夫易恕孜当时在国民党九十二军当简报班长，不管怎么说，大小也是个官，我们想，危险性比较大;我呢，曾在这个军里做过几个月的修理扩音机、收音机的工作，但没有参与任何活动，心想共产党来了，也好交待，所以，父亲便同意我的妹妹齐良怜随她的丈夫去台湾。去台湾之前，父亲给她画了不少画，又给了她一些钱，对她讲:“万一你在那边受了罪，把画卖了也好回来作盘缠。”我的妹妹就这样走了。

北平解放后，父亲亲身感到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心情舒畅，生活安定，国家走向繁荣，真正可以安下心来写诗作画了。这时候，父亲已是近九十岁的人了，但我觉得父亲的精神却极好，除了作画、写字，还参加了不少的社会活动。党和政府对白石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人觉得真正过上了人的生活，真正感受到一个画家的尊严。他不必再为活命糊口而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可以心情舒畅地作画，吟诗，沉浸在艺术给他带来的欢悦
之中了。一九五0年的初夏时节，江青来看望白石老人，第二天来了汽车，把白石老人接到中南海，他见到了毛主席。这两位湖南湘潭人，言语相通，乡音入耳，谈得非常愉快。父亲回到家中，仍然兴致勃勃，他高兴地说:“太阳出在湖南!”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他刻了两方石印并写了一副对联，献给了毛主席。对联上写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一九五六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决定将一九五五年度的国际和平奖金授予白石老人。老人在授奖会上非常激动，他说:“这是我一生至高无上的光荣”，“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他把五百万法郎的奖金拿出一半，作为“齐白石国画奖金”,用于奖励后进。他说:“这就表明我是永远关切我们国画的发展和进步，也表示我永远热爱世界和平。”（未完待续，选自：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专辑、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