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未定世界” —— 第二届“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陕北举行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辛庄课堂）

导语

在充满根本不确定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机制、制度根基与数智化演进正面临着怎样的理论重构？张维迎、史晋川、赵伟、盛世豪等40余位学者齐聚陕北辛庄课堂，共论企业家精神、数智创新、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宏观制度环境。

2026年8月21日至24日，由钱塘高等研究院企业家与创新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位于陕西省吴堡县的辛庄课堂隆重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海内外顶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四十余位经济学者与行业专家齐聚一堂，扎根陕北黄土地，围绕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和思想史、实践经验、微观机制和制度环境等前沿议题展开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学术对话与思想碰撞。

部分参会学者合影

知行合一：

在陕北小山村举行前沿学术研讨的理论隐喻

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地辛庄课堂，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一个普通小山村里（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一排排极具陕北特色的窑洞建筑，不仅构成了本次会议独特的物理空间，更隐喻了现代经济学“面向真实世界”的学术追求：

理论源于实践的具象化

辛庄课堂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创新的生动实践。经济学家走出都市象牙塔，在厚重的黄土地上切磋思想，拉近了抽象理论与真实世界的距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对肩负使命的学者来说，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价值追求。

历史沉淀与范式创新的交织

陕北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学者们在此探讨如何通过想象力和制度创新去重构不确定的未来，让历史的厚重感与最前沿的经济学命题（如大模型竞争、出海策略沙盒、供应链协同）产生了强烈的理论张力。

学术生态的人文温度

学术的严谨与黄土地的厚重在这里交融。学者们在窑洞课堂里切磋思想，在夜幕下品尝本土创新的特色吴堡空心挂面，在文化沙龙中深入交流，为理性的经济学研讨注入了深刻的人文信念与科学探究共同体的默契。

俯瞰辛庄课堂

一、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

8月22日上午，会议在钱塘高等研究院钟鸿钧教授的主持下正式开幕，并由张维迎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随后展开两个主题的深入探讨。

钟鸿钧教授主持会议开幕

主题1：

企业家精神理论与思想史

张维迎：未定世界观下的企业家创新与经济学重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资深教授、钱塘高等研究院企业家与创新研究所所长张维迎教授作了题为《真实世界与想象力》的主旨报告。他深刻重构了对企业家精神的认知，提出理解世界的三个世界观：第一世界（牛顿世界）是决定论世界，不需要企业家；第二世界（奈特世界）存在外生不确定性，套利型企业家利用信息差套利，但没有创新；第三世界（沙克尔世界/未定世界）未来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这才是理解世界最恰当的世界观。

张教授强调，想象力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未定世界中，决策不靠计算，靠的是在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空间中行动，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他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因为AI基于过去的数据和演绎统计逻辑，而真正改变历史的是数据回归线之外的“离群点”，即企业家的创新。

针对主流经济学，张教授认为其整体仍继承了古典物理学的确定性世界观框架，无法容纳未定世界的创新。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也吸收了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并将其模型化，但仍然是一个相对确定的理论。要更好的理解世界和经济发展，我们就需要从真实的未定世界出发，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张维迎教授作主旨报告

史晋川：增强民营经济宪法地位的制度路径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教授在《关于增强民营经济宪法地位的思考》报告中，从方法论切入讨论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确定性。史教授提出，在不确定性世界中，制度的作用就是给企业家创造稳定的预期，当前亟需通过修改宪法相关条文来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

他指出当前宪法条款存在两个显著的“滞后”：1）定位滞后：滞后于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新认识，现有条文仅提到“鼓励支持”，缺少“壮大”的表述；2）结构滞后：非公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差距过大，滞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内涵，已无法覆盖完整的经济现实。

为此，史教授提出了具体的修宪建议：

第六条：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地位和作用的表述，平衡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法律定位；

第七条：增加对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限定表述，明确国有经济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第十一条：增加“民营经济”概念以对应国有经济，并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核心内容逐步纳入宪法框架。

史晋川教授作主题报告

赵伟：倒逼逻辑下浙江模式形成之回望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赵伟报告的题目为《倒逼的逻辑：浙江模式形成与企业家才能叠进之回望》。通过复盘浙江模式的形成过程，赵教授对企业家精神做了历史验证。他提出，浙江模式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模式，而是自下而上层层倒逼形成的区域渐进市场化转型模式。它由温州（体制外再造）、义乌（商贸倒逼工业化）、萧山（体制内突围）、宁波（外资引进内部生变）四个自发形成的小模式融合扩散而成。这种产权改革奠定了奇迹的基础，并通过乡镇、县域、跨区域等空间维度的层层向上倒逼，实现了制度的松绑与李书福为代表的企业家践行的跨国倒逼机制。他总结道，未来不仅由想象力决定，也是历史沉淀和企业家想象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寇宗来：有限理性下的企业性质再审视

复旦大学的寇宗来教授作了题为《企业家精神，企业的性质与经济发展理论：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再审视》的报告。他将有限理性拆解为认知的有限性、差异性和实践性，创新性地提出企业是异质性认知形成局部共识、实现规模化创新的组织载体。企业内部长期磨合形成的规则共同认知和默契，是优质企业持续获得超额利润的核心原因。同时，他用“盈亏同源”解释了成熟企业科层运作对颠覆式创新的阻碍，阐明了为何颠覆式创新几乎都来自中小企业。

李井奎：凯恩斯革命的本体论重探与动物精神

浙江工商大学的李井奎教授作《根本不确定性、动物精神与信念共同体——凯恩斯革命的本体论重探》的报告。他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嫁接出的IS-LM模型是一个静态的力学系统，剔除了不确定性和预期。而真正的凯恩斯革命是用有机的、生命的本体论取代了物理学与力学本体论，经济世界是由行动者（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念、勇气和“动物精神”所驱使的历史过程。

李辉文：有限责任安排作为保护企业家的期权合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李辉文教授作了《企业家精神、有限责任安排与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视角下的繁荣与衰败》的报告。他强调，不确定性和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两大基本约束。引导具有破坏性野心的企业家精神，需要有效保护剩余索取权并锁定潜在损失。从金融视角看，有限责任公司本质上正是这种具有期权属性的经济组织，完美实现了“收益无限、损失有限”的底线思维，从而极大降低了创新代价。

主题2：

企业家精神与实践

第二主题的议程转向企业家精神在宏观治理、群体演进及微观战略中的具体应用。

刘瑞明：双层产权嵌套、事实产权与地方改革激励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瑞明教授作了题为《双层产权嵌套、事实产权与地方改革激励》的报告。在这一研究中，他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剖析了在正式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特定阶段，如何通过上层公共权力（如财政分成体制）约束地方政府，使其保护企业的长期收益大于掠夺收益，从而将地方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深度绑定（资产化命题），自发形成“事实产权”。这种自下而上的事实产权在发展壮大后，最终能倒逼出普适性的正式法律制度，对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产权演化及治理当下地方官员“躺平”提供了全新的双层嵌套博弈模型。

盛世豪：浙商群体的五阶段代际演进规律

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盛世豪教授作了《浙商演进及其启示》的报告，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群体行为”。他将浙商演化系统划分为五个阶段：草根创业、规模扩张（资本积累进入高门槛）、平台崛起（现代企业演变与VC/PE引入）、科技创新（源头技术创新）以及硬核创新（前沿赛道规则定义）。这一群体演化规律表明，身份、动机与创新能力具有协同发展特征，代际间通过上一代留下的资本积累、产业网络和社会生态位分化实现了群体跃迁。

马莉莉：数智时代生产方式变革与创新生态涌现

西北大学马莉莉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数智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涌现与创新生态的构建》。她分析了数字时代模块化分解与重组、网络组织形态以及绿色数字科技革命带来的全新生产方式。她指出，数据与算法情境打破了传统基于物理情境的认知共识机制，带来了跨时空的非线性协同。但同时她警示：AI替代劳动可能导致底层消费力萎缩，进而无法驱动顶层产业演进，因此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保障至关重要。

柯恩：定位理论在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中的企业应用

特劳特（中国）公司首席知识官柯恩先生作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在企业战略中的应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种更为谨慎的企业家创新观。他认为创新的核心是提高成功概率、降低不确定性，而战略的核心在于创造一种独特有利的定位。通过加多宝凉茶（由药引定位为广谱饮料）、张一元茉莉花茶（聚焦高端化砍掉低端杂茶）以及郎酒青花郎（定位为两大酱香白酒之一）三个微观商业案例，生动展示了企业如何通过运营活动的匹配，在激烈竞争中实现破坏性创新与商业繁荣。柯恩的报告给参会的理论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企业家和创新的独特视角，也为张维迎教授所倡导的创业型管理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案例支持。

李春晓：中国企业出海策略推演沙盒系统的逻辑构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李春晓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出海策略推演沙盒》的报告。该系统创造性地将因果推断与反事实技术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包含卖家、买家、物流、金融机构等多主体的智能体（Agent）闭环，用以动态模拟真实出海市场，评估不同策略对毛利、现金流及应收账款融资违约风险的深远影响，作为信息增强工具帮助企业家在真实出海前进行“头脑实验”。

陈琛：新阶段新动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观察思考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先进制造发展研究所所长陈琛先生作了《新阶段、新动能——关于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观察思考》的报告。陈琛长期观察和关注中国的制造业实践。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呈现出新阶段特征。宏观态势上看，中国已成为复杂产品的供应国，正从单一工厂向全价值链协同创新转变。而且中国制造业具有非常明显的核心优势，具备极强的体系化能力（“积木式”创新），能够快速响应并融合全球技术以满足细分市场需求。

陈琛在报告中还分享了他对中国创新体系的理解和案例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创新呈现系统性重构现象。创新不再是单点优化，而是跨行业的系统交织与重构（如新能源汽车带动一体化压铸设备爆发）。

他认为，这种创新的系统性关键驱动有如下三个因素：

第一，少数企业的突破：关键性的技术创新往往源于少数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决策。

第二，交互产生能力： 优秀的企业能力（技术、工艺、客户认知）不仅存在于个人，更在于与客户、供应链的高频交互中产生并强化。

第三，认知与想象力： 企业家的敏锐度、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以及打破常规的想象力，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二、创业、创新与制度环境

在8月23日的会议中，青年学者与资深专家围绕数智前沿、女性企业家、产业政策及所有制改革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扎实的计量与实证推演。

主题3：

创业与创新经济学

姚志勇：AI基础大模型领域的知识扩散与竞争

复旦大学姚志勇教授作了《Knowledge Diffusion, Appropriability, and Competition in AI Foundation Models》的报告。他通过构建前沿的多阶段博弈模型，讨论了数智时代全球AI大模型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开源/闭源策略选择以及知识蒸馏过程中的核心竞争与扩散机制，为理解数字前沿产业的垄断与协同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

潘士远：制度、企业家与方向性技术进步

浙江大学潘士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Institutions, Entrepreneurs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他构建了一个严谨的宏观理论模型，系统论证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宏观制度安排，如何通过改变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与未来预期，进而动态决定了技术进步的产业方向与经济的长期内生增长率。

王砚波：创业融资中的性别差异与预期性流失

香港大学王砚波教授作了题为《Founder Gender and Anticipatory Attrition in the Entrepreneurial Financing》的报告。他利用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微观数据，深入解构了创业融资过程中的性别失衡现象。研究发现，在遭遇初期融资挫折或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时，由于男女创始人在理性信念修正路径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女性创业者更容易产生“预期性流失”（Anticipatory Attrition）。这一发现为宏观制度如何进行框架干预、从而优化女性创业生态提供了强有力的微观证据。

龚开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表现性别差距的传导摩擦

香港科技大学龚开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Breaking Barriers or Deepening Divid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ender Performance Gap among Vietnamese Entreprises》。他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关税下降显著加大了企业表现的性别差距，女性领导企业的销售额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更为明显。他反常识地指出，这一机制在于贸易冲击导致家庭责任较重的女性就业者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差距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传导实现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来自香港的两位学者的研究主题都和女性企业家有关。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女性企业家，更好地改善和优化创业生态，促进性别平等。

聂海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共担效应

中山大学的聂海峰教授作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市场结构和企业创新投入》的报告。他基于研发竞赛模型引入税收因素，利用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作为理想的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严谨证明，留抵退税比例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分担创新风险的功能。同时，他也指出了目前增值税按生产地原则分配导致税收流出地缺乏退税动力的财政分担障碍。

孙哲：供应链上的人工智能客户标准引领机制

吉林大学的孙哲教授作了《供应链上的人工智能：客户企业标准引领与智能协同》的报告。她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拥有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的客户企业如何通过“技术牵引”与“市场依赖”两条路径，反向塑造并引领供应商进行AI技术标准对接，显著推动了企业整体技术突破，增强了供应链的韧性。

主题4：

创业、竞争与制度环境

这一主题的议程聚焦于平台经济的反思、制度环境与创新，以及宏观TFP的表现。

傅蔚冈：作为制度企业家的律师——以VIE结构为切入点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的报告以一个独特的视角，讨论律师如何推动制度变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以VIE结构的法律工程史为切入点，展示了中国律师如何运用跨法域思维、商业判断力与制度想象力，在法律夹缝中重组既有法律工具。他们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或优化组织，更在多套监管体制的结构性张力中创制私人秩序、供给事实上的新制度，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秩序的独特力量。

曲创：平台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

山东大学的曲创教授作了题为《平台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垄断是创新的归宿吗？》的报告。他深刻反思了移动互联网生态向封闭App及数据孤岛演进的现状，将平台创新划分为技术/规则型（做大蛋糕）、效率型以及剥削性创新。他指出，部分平台经济的企业家精神若异化为利用人性弱点和大数据进行“诱导成瘾”的剥削性创新，将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其商业利益的合法性基础。

居恒：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冲突下的福利分配效应

上海财经大学的居恒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企业市场力量与资本劳动分配的变化看产业政策的边界》。他通过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及企业加成率的宏观证据分析，探讨了“产业政策将蛋糕做大后，收益主要流向了哪里”的核心命题。通过对非转基因与转基因大豆市场割裂的案例解构，展现了产业政策补贴与反垄断审查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他认为，产业政策的目标必须转变为竞争约束下的宏观福利政策，重点审视劳动者收入分享与消费者受益情况。

张杰：民间投资全面下滑的根源与所有制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杰教授作了《构建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新型所有制》的报告。他认为，必须纠正“当前经济下行核心是消费不足”的错误观点，指出核心问题在于投资全面下滑，特别是制造业和民间投资遭遇严重撤折。其深层根源在于民营企业家对基层制度环境的信任危机，以及关于“所有制本质”的理论争议引发了产权保护预期不稳。他呼吁必须加快构建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新型所有制形式，稳定企业家的长线资本投入信心。

谢绚丽：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实证测度

北京大学的谢绚丽教授作了《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报告。她从区域层面的实证视角进一步佐证了制度质量对微观经济活力的重要性。她的研究表明，法治化水平、产权保护力度以及政策的连续性，是激发区域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性土壤，只有通过制度环境的持续改善，才能滋养出长期的生产性创新行为。

伍晓鹰：中国改革以来的增长与TFP表现的制度机制

北京大学的伍晓鹰教授作了《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增长和TFP表现：一个制度机制解释》的压轴报告。他通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长期历史数据的精细测算，从宏观层面的制度演进和激励机制出发，系统性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并深入剖析了当前面临的结构性、机制性挑战。

凝聚理论共识：建设一个创业型社会

会议闭幕式由史晋川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共同主持，并作了题为《建设一个创业型社会》的总结致辞。张维迎教授还在会议的最后，以辛庄课堂从无到有的创办过程作为生动案例，详细阐述了未定性和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

在密集的学术研讨中，与会学者在陕北的窑洞课堂里，对“未定世界”中的企业家精神达成了深刻的学术共识：世界是未定的，经济是由行动者的信念与创新勇气驱动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