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艾跃进已经十分消瘦,脸颊凹陷,神情疲惫,却仍努力面对镜头。付洪靠在他身旁,没有过多动作,也没有刻意营造气氛。病床、窗户、被褥,构成了画面的全部背景。
越是朴素,越显得沉重。
那时,艾跃进正被胃癌折磨,已经难以正常进食,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距离2016年4月21日因病去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对妻子而言,这不只是一张照片,更像是多年相伴生活留下的一个固定坐标。
艾跃进出生于1958年。父亲艾柏曾是新闻工作者,跟随刘伯承部队采访,经历过渡江战役、南京解放等重大历史节点。父亲长期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临终前留下的嘱托很朴素:“相信党,跟党走。”
这句话没有复杂的理论,却深深影响了艾跃进。
他的成长道路并不算单一。天津市实验小学、天津一中、天津市规划局技校,这些经历让他既接受了系统文化教育,也接触过技术和社会实际。1977年,他进入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院工作,直到1982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人生方向才出现明显转折。
哲学训练给他留下的,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追问问题的习惯。
大学毕业后,艾跃进留在南开大学工作。后来,学校着手组建军事教研室,课程安排一度颇为棘手。现代战争、高技术等课程容易吸引教师,军事思想却显得抽象、枯燥,愿意长期投入的人并不多。
这个任务落到了哲学专业出身的艾跃进身上。
他没有把军事思想讲成干巴巴的概念堆砌,而是把战争史、军事理论和现实问题放进课堂。战例一摆出来,抽象的战略原则便有了具体着落;问题一展开,学生也不再只是被动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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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问:“军事思想课,和我们普通大学生有什么关系?”
艾跃进的回答很直接:“国防不是军人的专属责任,大学生同样需要知道国家为什么要有国防。”
这也是他后来坚持申报军事学硕士点的原因。2005年前后,南开大学推动相关申报时,外界并不普遍看好。非军事院校缺乏成熟经验,师资、经费和评审准备都要从头做起,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支持,艾跃进和同事曾连夜拜访有关专家。一次到达时已是凌晨,事情没有谈成,几个人只得在澡堂里将就一晚。经费紧张,他还从家中拿出1.5万元垫付,并表示项目如果失败,责任由自己承担。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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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南开大学获批军事学硕士点,成为全国非军事院校中较早建立军事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的高校之一。对艾跃进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一个专业名称,而是普通高校也能够承担国防教育和军事人才培养的一部分责任。
他的兴趣从未局限于军事学。
1997年,得知高校需要加强口才教育后,他主动申请开设相关课程。有人质疑他的专业背景,课程却很快受到学生欢迎,逐渐成为南开大学颇受关注的选修课。艾跃进看重的,是课程能否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教师是否被固定在某个标签里。
2008年前后,他又多次谈到大学语文和汉语教育,反对只重视外语、忽视母语文化的倾向。在他看来,汉语不只是交流工具,还连接着文学传统、历史记忆和民族精神。大学语文若只剩下应试训练,教育本身便失去了应有的厚度。
国防教育则是他长期坚持的另一项工作。2014年,他入选国家首批国防教育师资库入库专家,也是天津市入选者之一。他走进学校、企业和社区,用相对通俗的方式讲解国防知识,试图让军事与国家安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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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庆60周年庆典期间,艾跃进曾受邀到天安门广场观礼。那次经历被视为对其多年国防教育工作的肯定,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课堂和讲座。
遗憾的是,病重之后,他仍没有完全离开教学。2016年1月,南开大学相关专业调整后,他继续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还坚持主持新党员入党仪式,把这件事看作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只要还能讲,就不能把学生丢下。”类似的话,成为同事对他晚年状态的印象。
病房合影拍下时,付洪已经承担了大量照护工作。她陪着艾跃进经历体重下降、进食困难和长期治疗,也陪着他处理尚未放下的教学事务。照片中没有宏大的场面,却能看见一个家庭在疾病面前最真实的样子。
2016年4月21日,艾跃进因胃癌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59岁。消息传出后,学生、同事和曾听过他讲座的人前往吊唁。那张病房里的合影,也由此成为人们认识他晚年生活的一处细节:一个学者走到生命末段,仍惦记课堂、学生和国防教育,而妻子始终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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