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穷人，富豪更富：巴西总统政策倾斜底层，富人收入占比创纪录

税务申报数据显示，在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执政期间，巴西最富有群体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这一结果与这位左翼领导人为10月连任竞选所传达的“其政府治下收益已广泛共享”的信息形成鲜明反差。

卢拉一直以不平等程度下降（2024年基尼系数创历史新低）和就业率上升作为其政府优先惠及贫困巴西民众的证据。

但税务申报数据描绘的画面更为复杂：高利率——部分源于政府支出增加——推动了金融收入激增，使富裕阶层不成比例地受益，尽管劳动力市场走强、工资上涨和社会计划改善了收入分配底层的状况。

“一方面，如果政府福利精准到位，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塔维亚诺·卡努托表示。

“但另一方面，公共债务的算术是无情的，”他补充道，“这是绕不过去的。”

卡努托表示，巴西的货币政策不得不应对“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对公共债务上升的担忧推高了投资者持有巴西债券所要求的溢价。

其结果是，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产生更大的利息支出，而这些支出不成比例地惠及持有更多金融资产的家庭。

不平等问题研究员塞尔吉奥·戈贝蒂基于最新详细税务申报数据的估算显示，巴西最富有的0.1%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20年的10.2%上升至2024年的创纪录的13.1%。

在此期间，巴西央行将Selic基准利率从2%的历史低点上调至12.25%，以抑制疫情后的通胀并在政府财政刺激下为经济活动降温。

由于巴西约一半的公共债务与Selic基准利率挂钩，借贷成本上升迅速转化为投资者更高的回报，由此产生一个悖论：平抑消费价格的努力同时也帮助巴西最富裕家庭占据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

“我加息越多，（浮动利率）债券持有者获得的收入就越多，”央行行长加布里埃尔·加利波洛5月在参议院表示。

这一现象在卢拉之前就已存在——在其前对手、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也曾出现——并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公共债务扩张以及巴西在持续财政担忧和严峻全球背景下日益依赖浮动利率债券而加剧。

自这位左翼领导人上任以来，巴西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上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达到82.5%，而财政部预计今年浮动利率债券的占比将飙升近15个百分点，达到最高53%的历史高位。

其结果是，更高的利率现在同时作用于更大的债务存量和更大比例与Selic利率直接挂钩的债券。

总统府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税务数据分析为巴西收入分配提供了比创纪录低位的基尼系数（最广泛使用的不平等衡量指标）更为细致的视角，揭示了巴西经济增长成果中日益增长的部分正流向一小部分富裕家庭。

经济学家表示，这限制了经济增长在全社会拓宽机会的能力。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经济学教授马塞洛·梅代罗斯表示，用于计算基尼系数的家庭调查往往能较好地捕捉劳动收入，但常常无法充分反映投资回报——这类收入在富裕人群中更为普遍，且在税务数据中记录更为全面。

“基尼系数只反映了社会的一部分——即并非十分富裕的那部分，”梅代罗斯说，“巴西的不平等主要由富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富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不平等所驱动。”

基于戈贝蒂汇编的最新可用税务申报数据的估算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金融收入（主要是固定收益回报）占最富有的0.1%人口收入份额增幅的近三分之一。

媒体对预扣税记录的分析还发现，来自投资基金和其他固定收益资产的固定收益收入的税收从2020年到2024年跃升了325%，2024年达到921亿雷亚尔（约 1219.1亿元人民币）。

这一激增远远超过了劳动所得税和其他主要所得税类别的收入增长，巴西联邦税务局表示，这一增长“主要归因于Selic利率的上升”。

财政部表示，借贷成本上升可能促成了这一增长，但提醒说，税收收入也反映了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决策，仅凭税务数据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财政部补充说，自2023年以来，该部已采取措施，旨在通过提高税收公平性来减少不平等。央行拒绝置评。

虽然2025年的详细税务申报数据尚不可用以估算收入集中度，但固定收益热潮没有放缓迹象。

来自投资基金和其他固定收益资产回报的税收收入较2024年又增长了25%，再次超过劳动所得税和股本利息支付税收的增长。

尽管巴西央行于3月开始放松货币政策，但政策制定者认为借贷成本必须保持限制性，以将目前为4.2%的通胀率降至3%的目标。

分析师认为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比年初时更小，理由是全球背景更加严峻以及政府支持消费的措施可能使去通胀努力复杂化。

央行每周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目前为14%的Selic利率明年将仅降至12%，这表明富裕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关键来源不太可能很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