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龙村遗址看西北彩陶南传之路（考古中国）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高 寒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孔龙村遗址的发掘，是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

　　孔龙村遗址地处大渡河正源脚木足河东岸二级阶地，海拔近2500米，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5500—4800年，是迄今川西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配合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工程建设，2023年6月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持续发掘，至今已发掘1.7万平方米，包含居址区、公共建筑区、手工业生产区、大型壕沟和墓地，是一个要素完整的史前中心聚落。

　　孔龙村遗址发现了大量彩陶，绝大部分出土于遗址生活区，几乎全部为完整器破碎后被随意丢弃的残片，极难复原。已出土残片近万件，器类包括豆、钵、盘、盆、瓶、壶、罐、瓮等，考古工作者努力修复出完整彩陶器10余件，复原出完整彩陶纹饰20余套。尤为重要的是，遗址早期阶段的彩陶为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石岭下类型）风格，为川西高原首次集中发现；中晚期阶段包含若干马家窑类型风格和本土特色风格，部分见于川西高原以往发掘的遗址。

　　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黄河中上游以外发现史前彩陶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区域。川西彩陶主要发现于岷江上游与大渡河上游地区，另在雅砻江上游、大渡河中游和属于黄河流域的川西高原北部松潘、若尔盖草原地区亦有零星发现。此外，大渡河上游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罕额依遗址近年新发掘出土了少量彩陶，年代距今约5000—4800年，与孔龙村遗址一脉相承。

　　新石器时代绚烂的彩陶是我国史前文化的艺术瑰宝。黄河中上游地区是彩陶的重要诞生地，也是彩陶数量、类型最丰富的地区。距今8000—4000年左右，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代表了黄河中上游彩陶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期，黄河中上游的庙底沟类型彩陶最早开始向外广泛传播。庙底沟类型的西传创造了我国史前彩陶文化的巅峰——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南传则促进了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创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川西彩陶。

　　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峡谷地带是西北新石器彩陶南传的天然廊道。目前看来，彩陶南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肇始期为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阶段，距今约5500—5100年。川西彩陶主要见于孔龙村遗址，与之相似的彩陶见于甘肃地区的大地湾、傅家门、山那树扎、大李家坪等遗址，彩陶纹饰以弧边三角纹、网格纹、旋转变体鸟纹等为典型代表。繁荣期相当于马家窑类型的早中期阶段，距今约5100—4900年。川西彩陶广泛见于四川大渡河上游与岷江上游地区，哈休、刘家寨、营盘山、姜维城以及新近发掘的孔龙村、罕额依遗址均有发现。彩陶纹饰题材大为丰富，以粗细弧线纹、横竖平行条纹、十字纹、圆点纹等为主，出现少量草叶纹、爪纹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图案。衰落期相当于马家窑类型晚期，距今约4900—4700年。此时川西彩陶分布范围更广，但整体已呈渐衰之势，彩陶工艺较为粗糙、数量大幅减少，纹样题材单调，地方特色的草叶纹依然流行。可见，这一阶段川西与西北史前文化的联系渐微，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的文化交往互动进入低潮期。

　　最新研究表明，不同阶段的川西彩陶既有从西北地区直接输入的，也有本地制作的。大部分早期阶段的彩陶应是随西北地区迁徙人群或贸易交换直接输入，稍晚阶段普遍出现了一定数量本土制作的彩陶，其陶土成分和制作工艺不同于西北地区，部分纹饰具有本地特色。彩陶从直接输入逐渐开始本土生产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川西高原，在马家窑类型彩陶分布边陲区的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青海湟水流域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阳山和乐都区柳湾等墓地均有发现，彩陶的传播促进了不同区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

　　孔龙村遗址发现的彩陶，延伸了川西彩陶的年代上限，将中国西部彩陶南传之路的开辟时间提前至仰韶文化晚期阶段。西北地区彩陶人群南下至川西高原后，与本土人群不断融合发展，同时与黄河上游地区持续交流互动，大幅拓展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分布区域。部分彩陶人群沿岷江南下进入四川盆地，促进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推动了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进程。同时，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农耕文化沿青藏高原东缘进一步向南发展，推动了川西南、滇西北地区的文明起源进程。

　　交融，不仅仅体现在彩陶这一典型器物上。川西高原与黄河上游在考古学文化很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包括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的生业模式，陶窑、房址、灶等日常生产生活遗迹，各种材质的环镯、发笄等装饰品，陶塑、彩陶图案中的鸟、蛙崇拜，陶鼓、陶铃、石磬、玉钺体现的礼乐文化等，全方位再现了长江、黄河上游史前族群的互动交流和融合发展图景，实证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