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志愿军排长王兴复放弃国籍滞留朝鲜，归国携8口之家惊呆乡邻

史料札记

朝鲜战争停战后，部分志愿军官兵因伤滞留未归。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军，个别人员因婚姻家庭选择留下，事迹散见于地方志与民政档案，今人知之甚少。

第一章 离乡

1950年深秋，辽东宽甸县一个叫王兴复的年轻人正在自家地里收苞米。那年他刚满二十岁，个子不高，肩膀宽厚，手掌粗糙，是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村里人都叫他“王二”，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父亲早年闯关东落在此地，母亲是本地人，膝下四个儿子，王兴复是最能干活的一个。

那天地里风大，苞米叶子哗哗响。村口传来敲锣声，区上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进村，喊各家各户去村部开会。王兴复把麻袋往肩上一甩，跟着人群往村部走。村部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区干部站在碾盘上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号召青年报名参军。

王兴复站在人群后面，听见前面几个小伙子在议论。有人问当兵给多少小米，有人说给不给安家费。区干部说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地有人代耕，过年村里送猪肉。王兴复没吭声，眼睛盯着那张红纸看了很久。晚上回到家，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母亲在灶间烧火，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家里七口人，只有十二亩薄地，一年打下的粮食勉强糊口。王兴复心里清楚，自己留在家里也就是多一个吃饭的，参军说不定还能给家里省下一张嘴。

第二天一早，王兴复去村部报了名。区干部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王兴复。区干部在花名册上写下三个字，抬头看他一眼，说：“王兴复，这名字好，兴复兴旺，保家卫国正合适。”王兴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领了一套土黄色军装，一顶棉帽，一双胶鞋。那套军装大了一号，穿在身上空荡荡的，他回家让母亲用针线在腰上缝了几针。母亲一边缝一边掉眼泪，说：“到了队伍上要听长官的话，别逞能。”王兴复点点头，没说话。

第三天，全县新兵在县城集中，坐上闷罐火车往北开。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人唱歌，有人哭。王兴复靠坐在车厢壁上，怀里抱着母亲塞给他的两个煮鸡蛋，一直没舍得吃。火车开了两天两夜，到了安东。下车就看见鸭绿江，江水浑黄，对岸黑黢黢的，远处有炮声传过来，闷闷的，像打雷。

新兵在安东集训了半个月，练队列，练射击，练防空。王兴复学东西快，打枪有准头，被分到机枪班。班长是个山东人，姓赵，个子高大，脾气火爆，但对新兵不错。赵班长看王兴复老实肯干，私下跟排长说：“这小伙子是块好料，能吃苦。”排长姓李，东北人，打过四平战役，身上有两处枪伤。李排长找来王兴复谈话，问他识不识字。王兴复念过两年私塾，认得一些常用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简单的账。李排长说：“你给连里当文书吧，机枪班太苦。”王兴复摇头，说：“排长，我出来就是打仗的，不怕苦。”李排长笑了笑，拍拍他肩膀：“行，有种。打完仗回来我请你喝酒。”

1950年10月19日傍晚，王兴复跟着部队跨过鸭绿江。江面上架着浮桥，桥板在脚下晃动，水声哗哗的。对岸的山黑沉沉的，偶尔闪过一两道火光。王兴复走在队伍中间，机枪扛在肩上，枪身冰凉。他回头望了一眼安东，城里的灯光星星点点，越来越远。他想，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

入朝后部队连夜行军，白天隐蔽，夜间赶路。朝鲜的山多，路窄，坑坑洼洼，王兴复脚上磨出好几个血泡，用针挑破了接着走。沿途时常看见被炸毁的村庄，烧焦的房屋，老百姓拖家带口往北撤。有个朝鲜妇女抱着孩子站在路边，孩子饿得直哭。王兴复把挎包里的一块干粮掰下一半递过去，那妇女接住，深深鞠了一躬。王兴复摆摆手，跟上队伍走了。

11月初，第一次战役打响。王兴复所在的连队参加了云山战斗。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枪炮声响成一片，耳朵震得嗡嗡的。美国人的坦克从山道上开过来，后面跟着步兵。王兴复趴在战壕里，按照班长的命令射击，机枪枪管打得滚烫。他看见前面的战友倒下，有人腹部中弹，肠子流出来，用手往里塞。卫生员冲上去包扎，自己也中了枪。那场仗打了一天一夜，连队伤亡过半。王兴复的机枪打坏了，他捡起一把步枪继续打。战斗结束后，他坐在弹坑边，浑身发抖，手里还攥着半块压缩饼干，指缝里全是泥。

李排长在云山战斗中负伤，被抬到后方。临走前他把自己的怀表交给王兴复，说：“这块表跟着我打了三年，现在给你。记住，活着比什么都强。”王兴复想把表推回去，李排长瞪他一眼，说：“拿着！这是命令！”王兴复把表揣进内衣口袋，贴着胸口。后来那块表一直跟着他，走了二十多年。

此后一年，王兴复经历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他所在的部队打得很苦，尤其是第五次战役，补给线被切断，部队断粮七天，靠吃野菜和树皮撑下来。王兴复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被子弹打死，有的饿死在路上。赵班长在汉江附近一次突围中牺牲，尸体没能抢回来。王兴复一直记着赵班长最后说的话，那是1951年5月的一个清晨，天刚亮，敌人炮火延伸，赵班长从掩体里站起来喊了一句：“机枪掩护！”话音刚落，一发炮弹落在旁边，人就没了。王兴复趴在地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那天他第一次萌生了“死了算了”的念头，但想起家里的母亲，又咬牙爬了起来。

1951年夏天，部队转入阵地防御。王兴复被任命为班长，后来又当上排长。他所在的阵地在一个无名高地上，对面就是敌军。双方反复拉锯，阵地前的土被炮火翻了一遍又一遍。王兴复学会了用缴获的武器，学会了判断炮击规律，学会了在敌人冲锋前听动静。他变得沉默寡言，只有和战士说话时才开口。战士们叫他“王排长”，有时候叫“王二哥”，他都应着。

阵地生活苦，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干净水。夏天坑道里闷热，冬天又冷得厉害。王兴复的耳朵在1952年初被一颗近弹震伤，左耳听力严重下降。他没有上报，怕被送下阵地。后来跟人说话，他总是侧着右耳听。这个毛病一直带到了晚年。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那天王兴复正在阵地上修工事，通讯员跑过来喊：“排长，停战了！停战了！”王兴复抬起头，看着远处静下来的山谷，愣了一下。他放下铁锹，慢慢坐在战壕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揉皱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猛吸了一口。烟雾里，他想起那些没能等到停战的战友。赵班长、老李、小张，还有那个刚补充来的四川兵，上阵地第三天就被流弹打中脖子，一句话没留下。王兴复把烟头摁灭在壕壁上，长长出了一口气。

他想，该回家了。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停战后志愿军需要分批撤回国内，同时还要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建设。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朝鲜，负责修路、架桥、建房屋、清除地雷。王兴复所在的部队接到了留守命令。他和战士们搬出了坑道，住进了简易营房，每天的活儿从拿枪换成了拿镐。修公路，挖水渠，帮老百姓盖房子。王兴复没有抱怨，他觉得这些活儿比打仗踏实。

1954年春天，王兴复在朝鲜平安南道一个叫顺川的地方参与修建灌溉水渠。当地劳动力缺乏，男人大多上了战场没回来，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王兴复每天带着排里的战士在河滩上挖渠，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附近村庄有个年轻的朝鲜姑娘经常来工地送水。她叫金顺姬，父母都在战争中被炸死了，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奶奶。顺姬个子不高，脸晒得微黑，眼睛很亮。她每天顶着一个陶罐，从家里走到工地，给战士们倒水。王兴复一开始没在意，后来发现这姑娘总把水先端给他，也不说话，倒了水就低着头走开。

排里的战士们开始起哄，说排长有福气。王兴复脸皮薄，训了他们几句，心里却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在国内没谈过对象，战时更没心思。如今和平了，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顺姬的影子在脑子里转，怎么也甩不掉。

1954年秋天，水渠修完了。王兴复要随部队转移。临走前一天傍晚，顺姬来到营房外，站在一棵栗子树下，远远地看着他。王兴复犹豫了很久，走过去。两人隔着两步远站住。顺姬从怀里掏出一双布鞋，鞋底是手工纳的，针脚细密。她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给你，走路。”王兴复接过来，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想说谢谢，喉咙发紧，只挤出两个字：“谢谢。”顺姬抬头看他一眼，转身走了。王兴复站在树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

那双鞋他一直没舍得穿，用布包好放在背包最底层。

1955年初，王兴复被调往平壤附近一处物资转运站担任警卫排长。工作不重，主要是看守仓库、押运物资。日子平稳下来，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去留问题。按照规定，志愿军人员可以申请回国。王兴复写了两次申请，都交到了连部。连长第一次说“再等等”，第二次说“组织上正在安排”。王兴复没有追问。他心里知道，连里有几个和他情况类似的人，有的想回国，有的想留下。留下需要特殊批准，不是自己说了算。

1956年春天，王兴复在平壤街头偶遇顺姬。她已经搬到了平壤近郊，在一个合作社做工。那次相遇纯属偶然。王兴复去城里办事，路过一个市场，看见她站在一个摊位后面卖苹果。他愣住了。顺姬也看见了他，手里的苹果掉了一个，滚到地上。王兴复走过去，把苹果捡起来递给她。顺姬接过去，低着头说：“你还在朝鲜。”王兴复说：“还在。”两人站在市场边上，说了几句家常话。顺姬的奶奶去世了，家里只剩她一个人。王兴复心里一紧，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从那天起，王兴复隔一段时间就去那个市场。有时买几个苹果，有时只是站一会儿说几句话。顺姬的中国话进步了，能简单交流。王兴复的朝鲜话也学了不少，日常对话没问题。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一次次短暂的见面中慢慢靠近。王兴复发现，顺姬笑起来很好看，脸颊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1957年夏天，王兴复再次写申请，要求退伍并留在朝鲜。这一次，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认识了一个朝鲜姑娘，打算和她结婚。连部把申请逐级上报，上级派人来了解情况。王兴复如实说明了和顺姬的关系。调查人员问他是否自愿，他说自愿。问他家人知不知道，他说家里还不知道。调查人员让他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包括家庭情况、入伍经历、当前意愿。王兴复写了大半夜，用的纸是从连部领的，字写得一笔一划。

申请报上去了，等待的时间很漫长。王兴复照常工作，心里却七上八下。他不知道组织会不会批准。按规定，志愿军人员与朝鲜公民通婚并非没有先例，但办理手续非常复杂，需要中朝双方同意。王兴复的事在连里传开了，有人支持他，也有人劝他回国。一个河南兵说：“排长，你留在朝鲜，家里人怎么办？你爹妈可都还在宽甸。”王兴复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回去看看。”

1957年底，王兴复获准回国探亲。他在安东下火车，再坐汽车回宽甸。一路颠簸，心里既激动又不安。家乡的山水还是老样子，只是路宽了一些，村里多了几间新房子。王兴复走到家门口，站在篱笆外停住了。院子里晒着辣椒，红彤彤的。母亲正弯着腰喂鸡，头发白了大半。王兴复喊了一声：“妈。”母亲抬起头，愣了一下，手里的鸡食瓢掉在地上。她走过来，仰着脸看他，嘴唇哆嗦着，半晌说不出话。王兴复扑通跪下，眼泪流下来。母亲抱住他的头，放声大哭。父亲闻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张着嘴，眼眶也红了。邻居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王兴复擦掉眼泪，被父母拉进屋里。

那年春节，王兴复在家待了二十天。他帮父亲修了房顶，给母亲砍了一堆柴火。除夕夜，一家七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母亲说：“这些年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咋样，光听说仗打完了，人还不回来，心里跟油煎一样。”王兴复低头擀饺子皮，不说话。父亲问他啥时候退伍，他说快了。父亲点点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王兴复嘴里的饺子嚼得很慢，心里翻江倒海。他没提顺姬的事。

正月初十，王兴复要回部队报到。母亲给他装了一兜子干粮和咸菜，非要送到村口。王兴复走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一路无话。到村口，他停下脚步，转身说：“妈，我走了。”母亲“哎”了一声，眼泪又流下来。王兴复低头转身，大步往车站走。走了很远，他回头看见母亲还站在村口，像一棵老树。王兴复在心里说：等我把事情定下来，就回来接你们。

回到朝鲜后，王兴复的申请有了进展。1958年初，上级正式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宣布将于1958年年底前全部撤出朝鲜。王兴复被列为“因特殊原因留朝人员”之一，办理了相应手续。也就是说，他将不在志愿军撤军行列之中，而要脱下军装，以平民身份留在朝鲜。

1958年4月，王兴复与金顺姬在平壤近郊一个区政府登记结婚。婚礼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席。连里的几个战友凑钱买了一床新被褥送来，顺姬的邻居送来一篮子苹果。王兴复在营房外请战友们喝了一顿酒，大家举杯，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老兵说：“王排长，你这一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你保重。”王兴复点点头，仰头把酒喝干。

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平壤。那天王兴复站在路边，看着一列列军车驶过，车上的战友们向他挥手。他也挥手，手举得高高的，直到最后一辆车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顺姬站在他身边，轻轻拉住他的衣袖。王兴复低下头，对她说：“走吧，回家。”

那个“家”还在建设中。王兴复在顺川附近一个集体农场落了户，分配到了一间土房，十几平方米，低矮潮湿。他开始学习种稻子，种玉米，学习朝鲜的农耕方式。语言还有障碍，但农场里的人对他不错，知道他是中国人，参加过战争，帮他们修过水渠。王兴复干活卖力，从不偷懒。他说话不多，总是闷头干活。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

1959年春天，王兴复正式办理了退出中国国籍的手续。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按照当时规定，留在朝鲜并融入当地社会，需要放弃中国国籍。王兴复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手没有抖。他看着那几行字，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像是把根从土里拔出来，又往另一片土里插下去。离开办理处，他一个人走到路边，蹲下身子，点了一根烟。烟抽完了，他站起来，抬头看看天。天还是蓝的，云很白。

那年夏天，顺姬生下一个男孩。王兴复给儿子取名王援朝，用了“援”字，取自“抗美援朝”。他对顺姬说：“这孩子生在朝鲜，不能忘本。”顺姬点头，把孩子抱在怀里。王兴复看着襁褓里的儿子，想起远在宽甸的父母。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了孙子，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王兴复写了几封信，都写了一半就撕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959年冬天，王兴复决定回一趟中国，亲口把一切告诉父母。他带着顺姬和三个月大的儿子，从平壤坐火车到新义州，再换乘汽车过桥到安东。一路上顺姬很紧张，她没出过国，也不知道公婆会怎么看她。王兴复握住她的手，说：“别怕，我爹妈是好人。”

到了宽甸，村里轰动了。王兴复带回来一个朝鲜媳妇和一个混血儿子，这在1959年的辽东山村是件天大的事。人们挤到王家门口看稀罕，指指点点。王兴复的母亲抱着孙子，又是高兴又是心酸，背过身偷偷抹眼泪。父亲坐在炕沿上抽旱烟，许久没说话。王兴复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到放弃国籍时，父亲拿烟的手顿了一下。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灶里柴火噼啪响。父亲沉默了很久，把烟袋往炕沿上一磕，沙哑着嗓子说：“留就留吧，在哪儿不是活人。只一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王兴复眼圈红了，点头说：“爹，我忘不了。”

那年春节，一家人在宽甸过了一个团圆年。母亲杀了鸡，炖了酸菜，包了饺子。顺姬跟着学包饺子，包得歪歪扭扭，母亲笑着手把手教她。王兴复看着这一幕，心里又酸又暖。过了正月十五，王兴复一家要回朝鲜。临走那天，母亲把一块银元塞到顺姬手里，说：“这是老王家传下来的，给你收着。”顺姬推辞不要，王兴复说：“拿着吧，我妈的心意。”顺姬这才收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朝鲜的路上，王兴复一直沉默。火车过了鸭绿江大桥，他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安东城，眼眶湿润。怀里的援朝睡得正香。顺姬靠在他肩上，轻声问：“想家了？”王兴复点头，又摇头。他说：“以后这头就是家了。那边，有爹有妈，有兄弟，心里牵着。”

他掏出胸前那块怀表，看了看时间。那表已经旧了，表盘上有了划痕，但走时还准。李排长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活着比什么都强。”王兴复把表放回口袋，闭上眼睛。

顺川农场的日子平淡而琐碎。王兴复学会了朝鲜语，学会了插秧，学会了用朝鲜式农具。他干活不惜力气，分到的口粮不多，但一家人勉强能吃饱。顺姬在农场缝纫组做工，挣些工分。援朝一天天长大，会爬了，会走了，会喊“阿爸吉”了。王兴复教他说中国话，教他喊“爷爷”“奶奶”。孩子学得含混，把“爷爷”喊成“耶耶”，逗得顺姬直笑。

1960年代初期，朝鲜进入“千里马运动”时期，全国上下抓生产。王兴复在农场被评为劳动模范，照片贴在了农场的公告栏里。他不太习惯这种荣誉，总觉得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农场的场长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当生产队长。王兴复推辞了几次，后来还是应了下来。他带着队里的人挖水渠、修梯田、积肥，产量上去了一些。日子依然紧巴，但比战时强多了。

1962年，顺姬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王兴复给女儿取名王春姬，用了顺姬名字里的“姬”字，又加了“春”字，取春天之意。家里添丁，负担更重了。王兴复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去附近工地打零工，搬石头、扛木料，什么苦活都干。顺姬操持家务，照顾两个孩子，还要做缝纫活补贴家用。房子太小，一家四口挤在一铺炕上。冬天冷，窗户纸糊了三层，北风一吹还是哗哗响。

远在宽甸的父亲来信了。信是托人写的，字迹工整，说家里都好，三弟参军了，四弟上了初中。父亲在信里问：“兴复，你在朝鲜过得怎么样？孩子可好？什么时候再回来看看？”王兴复把信读了好几遍，小心折好，放进炕柜最下面一层。他提笔回信，写了很多，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有些事情，信里说不明白。

1965年，王兴复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变化。中朝边境贸易有所恢复，农场需要人手参与边贸物资的装卸和运输。王兴复因为会说中朝两国语言，被抽调去帮忙。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往返于顺川和新义州之间，偶尔也能在边境附近听到一些家乡的消息。每次经过鸭绿江边，他都要站一会儿，望着对岸。江水流淌，和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可他觉得，那岸边的树好像高了，房子好像多了。

1966年，顺姬又生下一个男孩。王兴复给三儿子取名王建平，取建设和平之意。家里五个人的口粮紧巴巴。王兴复更拼命地干活，手上老茧叠老茧，腰也累出毛病。夜里翻身，腰疼得他咬牙。顺姬给他用热毛巾敷，敷着敷着就掉眼泪。王兴复拍拍她手，说：“不碍事，歇歇就好。”

那几年，王兴复尽量给宽甸家里写信。信写得不勤，有时半年一封，有时一年一封。父亲的回信也来得迟，有时在路上走两三个月。但每一封信都是一条线，把两个家牵在一起。父亲在信中说过想来看他，但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王兴复看着信，想象父亲的模样。他头上也有白发了，腰也弯了，走路开始拄拐棍了。

1968年，王兴复意外接到通知，说他可以申请回中国探亲，但需要走特定程序，且只能个人回去，家属暂不在列。王兴复兴奋得一整晚没睡着。他开始准备行装，把攒了两年的工分换成钱，又买了一些朝鲜特产。顺姬给他赶做了一件新棉袄，袖口和领口都滚了黑边。王兴复说：“你留着给孩子们做，我有旧棉袄穿。”顺姬摇头，说：“回去见爹妈，穿新衣服好。”王兴复没再推辞。

1968年秋，王兴复回到宽甸。这是时隔将近十年的重逢。母亲已经满头白发，背驼得厉害，在院子里扫地，听见有人喊她，转过身，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王兴复走上前，叫了一声“妈”。母亲手里的扫帚没拿住，掉在地上。她摸着王兴复的脸，又摸他的胳膊，嘴里念叨：“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兴复扶住母亲，泪流满面。父亲从地里赶回来，鞋上沾着泥，走得急，差点绊倒。王兴复喊了一声“爹”，父亲应了一声，站在堂屋中间，只是笑，笑得脸上褶子堆在一起。

那一次探亲，王兴复在家住了一个月。他给父母讲朝鲜的生活，讲顺姬和三个孩子。母亲听到孩子多，高兴得直拍手。父亲抽着旱烟，偶尔点头。兄弟们也都回来了，四兄弟聚在一起，喝酒，说话，回忆小时候的事。王兴复觉得，那一个月像是一辈子。

要走的那天，母亲又送到村口。这次她没哭，只是拉着王兴复的手说：“下回把你媳妇和娃都带回来，娘想看看他们。”王兴复点头答应。父亲站在母亲身后，佝偻着身子，说：“好好过。那边好就好。”王兴复大声说：“爹，妈，你们保重身体，我还会回来。”车开了，他扒着车窗看，两个老人站在路边越来越小，小得看不见了。

回到朝鲜，王兴复把探亲的经过讲给顺姬听。顺姬听得认真，不时问几句。孩子们围坐着，似懂非懂。那天晚上，王兴复躺在炕上，翻来覆去。顺姬问他怎么了，他说：“没啥，就是心里不得劲。”顺姬没再问，轻轻握住他的手。

此后几年，两国关系经历波折，往来受限。王兴复的信也少了。他和宽甸的家，像是被一层薄雾隔开，看得见，又看不清楚。他依旧在农场干活，依旧当他的生产队长。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上学，帮家里干活。援朝已经上中学了，个子比王兴复高，眉眼之间既有父亲的刚毅，又有母亲的柔和。

1972年，王兴复又添了一个女儿。人口多了，房子更拥挤。农场照顾他家，分了一间稍大的房，仍是土墙草顶，雨天漏雨，雪天灌风。王兴复自己动手修了屋顶，用木板把墙裙围了一遍。他把从宽甸带回来的几件旧衣服拆了，给孩子们做鞋。顺姬手巧，做出来的鞋又结实又好看。邻居们都夸，说王队长家孩子穿的鞋，比商店卖的还齐整。

生活清苦，可家里有笑声。王兴复虽然话少，但疼孩子。每次去平壤办事，都要给孩子们带点小东西，几颗糖，一截铅笔，一个本子。孩子们围着他转，他一个一个分，从不偏心。顺姬在一旁看着，眼角含笑。这样的日子，让王兴复觉得，当初留下的选择不算错。

1975年，王兴复收到家中急信，说父亲病重，盼他回去。信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王兴复立刻申请探亲，但手续复杂，迟迟批不下来。他急得满嘴火泡，天天跑农场办公室问消息。顺姬跟着着急，却帮不上忙。王兴复决定先赶到平壤，找以前部队的老关系打听。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月后拿到了通行证。他连夜启程，一刻不敢耽搁。从顺川到平壤，从平壤到新义州，从新义州过江到安东，再坐汽车回宽甸。到了家门口，迎接他的是一身缟素的兄弟。

父亲走了。走之前一直念叨他的名字。母亲哭干了眼泪，躺在床上起不来。王兴复跪在父亲坟前，头磕在地上，半天没有抬起来。他恨自己来迟了，恨这路太长，恨那手续太慢。他在父亲坟前守了一夜，第二天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父亲不在了，母亲的身体也垮了。王兴复想多留些日子照顾母亲，可假期有限。他每天守在母亲床边，喂饭喂药，端屎端尿。母亲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清醒时就拉着他的手说话，说些陈年旧事，说他小时候的事。糊涂了就喊“兴复回来没有”，一遍遍地喊。王兴复听了心如刀绞。

假期结束，王兴复必须返回朝鲜。临行前，他跪在母亲跟前磕了三个头。母亲靠在床头，闭着眼睛，轻轻挥手。王兴复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他不敢再看，转身大步走了。

回到朝鲜后不到两个月，家中来信，母亲也去了。王兴复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夜，不吃不喝。顺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让孩子们轮番去喊。最后援朝敲开房门，王兴复坐在墙角，眼睛红肿，手里攥着那块怀表。他抬起头，声音沙哑：“从今往后，我没有爹也没有妈了。”援朝愣在门口，不知道说什么，扑过去抱住父亲。

1976年，王兴复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带着全家回中国去。这个念头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父亲和母亲的相继离世，让他意识到自己这条根终究还在宽甸。他在朝鲜待了二十多年，成了家，生了儿女。可他心里明白，自己始终是个中国人。放弃国籍是当时形势所迫，现在他想回去，哪怕再难，也要回去。

顺姬听到这个想法，沉默了很久。她能理解丈夫的心，但对她来说，朝鲜才是她的故乡。她犹豫过，挣扎过，最后还是点了头。她对王兴复说：“你去哪，我就去哪。孩子也该见见爷爷奶奶的坟。”王兴复握住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

第二章 归路

王兴复的回国申请，比当年留下时更复杂。

那年头的边境管理严格，两国人员往来有明确限制。更麻烦的是，王兴复当年已经退出中国国籍，现在要恢复，涉及多个部门。他开始一趟趟地跑腿，先是在农场开证明，证明他这些年在朝鲜表现良好，无违法记录。再到区政府盖章，再去平壤的外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中国那边也要出具同意接收的公函。王兴复不会写正式公文，就请农场里一个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帮忙。那年轻人姓崔，平时尊他一声“王队长”，听说了事情原委，连夜把材料写出来，工工整整誊抄了三份。王兴复拿着材料，逐字逐句看了一遍。他认识的字有限，有些词不懂，崔一一解释。王兴复听完，点头说：“好，麻烦你了。”

材料递交上去，等待的日子里，王兴复照常下地干活。他不敢把情绪带到农场，怕影响大家。但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顺姬看在眼里，每天多做一个小菜，想着法儿让他多吃点。孩子们也知道家里要有大事，说话走路都轻了几分。

1976年秋天，中国方面传来初步答复：同意受理，但需要补充材料，包括王兴复当年参军时的原始档案复印件、退出国籍时的文件、在朝期间的婚姻证明、子女出生证明，以及回国后的安置意向书。王兴复一听头大了。他当兵时的档案在国内，自己去不了。退出国籍的文件倒还留着，压在炕柜最下面。婚姻证明和孩子们的出生证明在区政府有记录，但需要重新开具。安置意向书最难写，要说明回去住哪儿，靠什么生活，谁来接收。

王兴复把这些事掰开揉碎想了一遍又一遍。国内那边，宽甸的老房子还在，四弟住着。他可以回宽甸落户。工作方面，他种了一辈子地，回去还能种地。他给四弟写信，托他去公社和县里跑一跑，看能不能开个接收证明。四弟收到信，二话不说就去办了。一个月后，接收证明寄到了朝鲜。

手续断断续续办了将近两年。1978年初，一切终于有了眉目。王兴复收到正式通知：批准他恢复中国国籍，并与配偶金顺姬及子女六人一并返回中国定居。那一刻，王兴复拿着通知，手微微发抖。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深吸了一口气。顺姬从屋里出来，看见他站在那儿不动，走过去问：“咋了？”王兴复把通知递给她。顺姬接过去，看了一遍，脸上慢慢露出笑容，眼眶却红了。

要走的消息在农场传开了。邻居们纷纷上门，有送泡菜的，有送干鱼的，还有送自己腌的萝卜条。农场的场长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说王队长这些年对农场的贡献很大，如今要回中国，大家应该为他高兴。场长还向上面申请了一笔安置费，虽然不多，也算一点心意。王兴复推辞不过，收下了。

最放不下的是孩子们。大儿子援朝已经十九岁，在平壤读了高中，准备考大学。这一走，学业怎么办？二女儿春姬十七岁，三儿子建平十五岁，四女儿贞姬十二岁，小儿子东平九岁。五个孩子，四男一女，各有各的心思。老大援朝从小听父亲讲宽甸的事，对回中国并不陌生。老二春姬沉默寡言，心里有些害怕。老三建平调皮，觉得去哪里都新鲜。四贞姬还小，不太懂离别的意思。老五东平整天黏着顺姬，问“阿妈，中国有苹果树吗”。顺姬摸着他的头，说：“有，比你阿爸说的还多。”

行李收拾了一个多星期。王兴复把家里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好，被褥、衣服、锅碗、农具，还有几本朝鲜文书籍和几盘旧磁带。最要紧的是那个小布包，里面装着怀表、母亲给的银元、一双旧布鞋、父亲写来的几封信，还有当年退出国籍的文件。王兴复把布包贴身放好，谁也不让碰。

1978年4月中旬，王兴复一家七口从顺川启程。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农场的邻居们自发来到门口送行，有人帮忙搬行李，有人往孩子们兜里塞吃的。王兴复站在人群中，挨个握手。平时话不多的人，此刻更不知道说什么，只能一遍遍地点头、道谢。顺姬和几个相熟的妇女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卡车拉着他们到平壤，再换乘火车往新义州去。车厢里人不多，王兴复靠在座位上，望着窗外。田野、村庄、河流，一幕幕往后掠。顺姬坐在他旁边，默默看着窗外。这条路她走过一次，那次是去中国见公婆。这次走，却不只是探亲。

到了新义州，办理出境手续。边防人员检查了所有证件，核对每一张照片。王兴复站在窗口前，心里有点紧张。手续办完，盖上章，边防人员把证件递回来，敬了个礼，说：“一路平安。”王兴复回了一个礼，手臂抬到一半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军人了。他笑了笑，把证件收好。

一家人走过鸭绿江大桥。王兴复走得很慢。桥还是那座桥，铁栏杆上有了锈迹，桥板有些地方翘了起来。江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孩子们第一次走这座桥，好奇地张望。王兴复走到桥中间，停下了脚步。他回头看了一眼朝鲜一侧，又转头看向中国一侧。安东城就在眼前，楼房多了，烟囱多了，码头上停着几艘船。他深吸一口气，对顺姬说：“到了。”

过了桥，中国的边防人员再次检查证件。一切无误后，将他们带到一间办公室，填写入境登记表。王兴复拿起笔，在“姓名”一栏写下“王兴复”三个字。他的手很稳，一笔一划。填完表，工作人员告诉他，已经通知了宽甸县民政部门，会派人来接。王兴复点点头。

在安东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一辆老式吉普车停在招待所门口。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自称是宽甸县民政局的干部，姓刘。刘干部热情地握住王兴复的手，说：“老王同志，欢迎回来！县里知道你的事，专门安排了车。”王兴复连声道谢。刘干部又和顺姬打招呼，顺姬用生硬的中国话回应。孩子们站成一排，怯生生地打量来人。

吉普车一路开往宽甸。路是砂石路，有些颠簸。王兴复坐在前排，看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条河，可路边多了不少新房子，电线杆密密麻麻的。他忍不住问刘干部：“现在宽甸咋样了？”刘干部说：“好多了，比前些年强。粮食够吃，有些人家还盖了瓦房。”王兴复“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车到村口，已经围了不少人。四弟站在最前面，看见吉普车驶近，大步迎上来。车门打开，王兴复下车，四弟一把抱住他，喊了一声“二哥”。兄弟俩抱在一起，谁也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分开，王兴复转身介绍顺姬和孩子们。四弟连声说：“回家，快回家。”

老房子还在，已经翻修过，墙刷了白灰，屋顶换成了青瓦。院子里的枣树还在，比记忆里粗了不少，枝头刚刚吐出新芽。王兴复站在院子里，东看看西看看。他走进屋里，堂屋的墙上挂着父母的遗像。王兴复在遗像前站定，深深鞠了三躬。顺姬拉着孩子们也鞠躬。屋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的鸡鸣声。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王兴复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大家子。隔壁左右的邻居上门来看，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有问朝鲜那边生活苦不苦的，有问孩子会不会说中国话的。顺姬笑着点头，不说话。孩子们躲在她身后，偷偷张望。王兴复分烟给大家抽，又把从朝鲜带回来的苹果干、明太鱼干分给孩子们。

最让乡邻们惊奇的是这一家的人口。王兴复走时一个人，如今回来八口。大儿子已经比他还高，小儿子才九岁。有人掰着指头算，说这是“八口之家”，啧啧称奇。还有老人说：“出去的时候是后生，回来的时候拖家带口，跟说书似的。”王兴复听了只是笑笑。

可日子并不是说书。安家落户，吃饭穿衣，孩子上学，样样都要操心。宽甸县民政部门按照政策，给王兴复安排了落户手续，并协调公社分给他一块自留地。房子是四弟腾出来的三间房，四弟一家暂时搬到村东头老宅去住。王兴复过意不去，四弟说：“哥，你先住着，以后慢慢再说。”

王兴复去父母的坟上烧了纸。坟头长满了草，他蹲下身，一把一把地拔。顺姬带着孩子们跪在旁边，逐个磕头。王兴复拔完草，坐在坟前，点了一支烟，放在碑前。他说：“爹，妈，我把他们带回来了。”说完，声音哽住。山风吹过来，烧过的纸灰打着旋儿飞起来。

回国后的头一个月，王兴复忙着办各种手续。户籍、粮食关系、子女入学、劳动安排。每一项都要跑腿。他每天骑着四弟那辆旧自行车，往返于村里和公社之间。路上遇见的熟人都热情地招呼他，他一一回应。刘干部帮了不少忙，亲自到公社打招呼，说王兴复是抗美援朝老兵，应该优待。公社同意让他到生产队干活，按壮劳力记工分。顺姬被安排到队里的副业组，喂猪养鸡，做些轻省活。

孩子们陆续入学。援朝因为年纪偏大，被安排在初中插班。春姬和建平上小学高年级。贞姬和东平上低年级。五个孩子同上一所学校，在村里成了新闻。孩子们一开始不太适应，语言有障碍，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援朝还好，他从小跟着父亲说中国话，课业跟得上。春姬基础差一些，常常一个人在灯下用功到深夜。建平贪玩，和村里的孩子很快打成一片，不到一个月就把宽甸口音学得惟妙惟肖。贞姬腼腆，不太说话。东平最小，整天乐呵呵的，被老师夸“聪明”。

顺姬学中国话很用功。她在朝鲜时只会说简单的几句，回来之后每天对着收音机学，还跟着小学的课本念。王兴复有空就教她，教她认字，教她说日常用语。顺姬进步很快，几个月后就能和邻居说上话。邻居们喜欢这个朝鲜媳妇，说她勤快、本分、爱干净。顺姬也喜欢这里，说宽甸的山和水，让她想起顺川。

那一年，王兴复四十四岁。他头发已经花白，脸上被岁月刻出深深的纹路。每天早出晚归，在田里劳作。他种地是好把式，犁田、插秧、锄草，样样在行。队里的年轻人都服他，说王叔是朝鲜回来的，种地和打仗一样利索。王兴复听了摆摆手，说：“我本来就是种地的。”

农忙时，一家人齐上阵。援朝放学回来就下地，春姬在家做饭。建平负责带弟弟妹妹。顺姬喂完猪，也到田里搭把手。一家人干起活来有说有笑，田埂上常常飘出他们的笑声。王兴复有时想起朝鲜农场那些年，觉得生活像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走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第三章 根脉

日子像鸭绿江的水，看似平缓，底下有流。

王兴复回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去县民政局核实自己的老兵身份。刘干部带他去了县档案局，从一摞摞泛黄的卷宗里找到了他的原始参军记录。那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王兴复，男，1930年生，1950年10月应征入伍，志愿军某部某连战士”，下面盖着一个模糊的红章。王兴复看着那张纸，手轻轻摸了摸。刘干部说：“这档案能保下来不容易，多亏你走得早，材料齐全。”王兴复点头，问：“李排长还在吗？”刘干部愣了一下，查了查，说：“县里没有这个人，可能转业到别处去了。”王兴复没再问，心里却一直放不下。

他去县里打听当年一起参军的同乡。几个熟悉的名字逐一查访，有的牺牲在了朝鲜，有的退伍后去了东北其他地方，有的已经去世。王兴复每听到一个消息，就沉默一阵。他不善表达，只是闷头抽烟。顺姬知道他的心事，晚上陪他坐一会儿，不说话，只递过去一杯热水。

1978年夏天，宽甸县落实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王兴复被正式定为重点优抚对象。县里给他补发了军龄补贴，又安排他到公社农技站做临时工，负责农具管理和简单维修。这份工作比种地轻松一些，收入也稳定一点。王兴复每天骑自行车去农技站上班，路上要经过一条小河。河水清浅，岸边长满柳树。他骑车经过时，常能看见孩子们在河里摸鱼。那些孩子里有他的两个小儿子。他们看见他，就挥着手喊：“爸！爸！”王兴复按两下车铃，笑着骑过去。

顺姬在副业组干得不错。她手巧，动作麻利，喂猪、剁菜、清理圈舍，样样利索。组长是个中年妇女，姓赵，对顺姬很照顾。赵组长说：“金顺姬这名字好听，朝鲜名？”顺姬点头。赵组长说：“往后叫你顺姬行不？”顺姬笑了，说：“行。”后来队里人都喊她顺姬，她也渐渐习惯了。

五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成了村里一景。校长专门找王兴复谈了一次话，说孩子们底子参差不齐，尤其是老大援朝，本来在平壤要考大学，现在回来插班，怕耽误前程。王兴复说：“他愿意考大学就考，家里供不起我也得供。”校长点头，说：“这娃成绩好，能出息。”援朝没让父亲失望。1978年秋天，他参加县里的高中招生考试，考了全区第三名，被县一中录取。王兴复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手一直抖。他跑到小卖部买了一挂鞭炮，在院子里放起来。村里人都来看热闹，问“你家老大考上了？”王兴复大声说：“考上了！一中！”那天他笑得合不拢嘴，眼角却滑下泪来。

援朝去县城上学，住校。王兴复送他到学校，扛着铺盖卷，一路没怎么说话。到了宿舍，帮他铺好床，又去食堂买了一张饭票。临走时，王兴复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给援朝。援朝不要，说：“爸，我够用。”王兴复把钱按在他手里，说：“拿着，买书买本。”援朝看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忽然喊了一声：“爸！”王兴复回头。援朝说：“您放心，我肯定好好学。”王兴复点点头，走了。

家里少了最大的孩子，一下子空了一截。春姬开始更多地帮母亲干活。她性子文静，不爱说话，但手脚勤快。每天放学回来，先去河边洗衣服，再回家做作业。晚上帮顺姬缝补衣裳。王兴复看着这个女儿，总想起顺姬年轻时的样子。他私下对顺姬说：“春姬像你。”顺姬说：“也像你，心里能装事。”

建平依旧淘气。他喜欢掏鸟窝、摸鱼、捉蜻蜓。有一回在河边玩水，掉进深坑里，幸亏被路过的生产队长看见拉了上来。王兴复知道后，狠狠训了他一顿，还罚他站了两个小时。建平耷拉着脑袋，眼泪吧嗒吧嗒掉。顺姬心疼，却也不拦着。晚上王兴复对顺姬说：“这小子野，得管紧点。”顺姬说：“他像他爸，胆子大。”王兴复“哼”了一声，嘴角却扬起来。

1979年春天，王兴复接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县里组织慰问抗美援朝老兵，要开表彰大会，王兴复也在名单上。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算是“逃兵”吗？他问过刘干部。刘干部说：“你当年是正式批准留在朝鲜的，手续都在，不算逃兵。你为朝鲜战后恢复做了贡献，这是事实。”王兴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表彰大会在县礼堂举行。全县健在的志愿军老兵来了好几十人。王兴复在人群里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有同县的，有不同部队的。大家坐在一起，握手，拍肩膀，聊当年的战斗。有个老兵说自己在长津湖冻掉了五根脚趾。有个老兵说自己是炮兵，耳朵震聋了大半。王兴复听着，不住点头。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来，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没啥说的，活着就好。”大家笑了，笑着笑着又静下来。活着，对于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友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事。

会后，县里给每个老兵发了一张证书，还有一套搪瓷脸盆和一条毛巾。王兴复把证书带回家，用报纸包好，放进炕柜。顺姬问他是什么，他说：“一个红本本，证明我打过仗。”顺姬接过去看了看，上面印着“光荣之家”四个字。她轻轻念出来，说：“光荣之家。”王兴复点头：“对，光荣之家。”

那年夏天，宽甸县遭遇一场大雨。鸭绿江支流水位上涨，淹了沿河几个村庄。王兴复所在的公社组织抢险。王兴复第一个报名。他扛起铁锹，和年轻人一起冲上河堤。顺姬拦不住他，只能把一包干粮塞进他兜里。王兴复在河堤上守了三天三夜，装沙袋、打木桩、堵决口。累了就靠着沙袋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第四天凌晨，水退了。王兴复坐在泥泞的堤岸上，浑身湿透，嘴唇发紫。他摸出怀表看了一眼，表蒙上全是水汽。他擦了擦，表还在走。

回到家，顺姬给他烧了热水。他泡在木盆里，热气蒸腾，身上那股寒气慢慢散出来。顺姬蹲在旁边给他搓背，看见他肩胛骨上一道旧伤。那是当年在云山战斗中弹片划的，伤口早好了，只留下一道蚯蚓似的疤。顺姬轻轻抚过那道疤，什么都没说。

1980年，援朝高中毕业，考上了沈阳的一所大专院校，学农业机械。全家高兴得不行。王兴复在院子里摆了两桌酒，请来亲戚邻里。四弟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援朝说：“你要出去见世面了，记住你爸不容易。”援朝点头。顺姬在厨房忙着炒菜，脸上一直带着笑。那天晚上，王兴复喝了不少酒。他坐在院子里，身边坐着几个儿子。他对建平说：“学学你哥。”建平“哦”了一声。他又对贞姬和东平说：“你们也要好好念书。”两个孩子点头。他说：“我这一辈子，没念过什么书。你们要替我念。”

第四章 认亲

1981年春天，王兴复收到一封来自邻县的信。信封上写着“王兴复同志收”，寄信人姓孙。王兴复拆开一看，内容让他又惊又喜。写信的人说，自己原先是志愿军某部三连的老兵，名叫孙德旺，当年在云山战斗中和王兴复并肩打过仗。退伍后转业到邻县粮食局工作，一直不知道王兴复回到了宽甸。最近参加一个战友聚会，听人说宽甸有个从朝鲜回来的老兵，问来问去，觉得像当年的王排长，这才写信来确认。

王兴复看完信，坐不住了。他让建平骑车带他去邻县。孙德旺家在一个镇上，临街的一排平房。王兴复找到门牌号，拍门。门开了，一个瘦高个男人站在门口，头发花白，眼睛一亮，喊了一声：“王排长？”王兴复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孙！是我！”两人抱在一起，都红了眼圈。

那天孙德旺留王兴复吃饭。他老伴炒了几个菜，端上桌。两人边喝边聊，从云山战役聊到阵地防御，聊到那些牺牲的战友。孙德旺说：“排长，你当年在阵地上救过我一命，还记得不？”王兴复摇头。孙德旺说：“1952年秋天，我腿上中弹，是你把我拖回坑道的。”王兴复想了想，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他摆了摆手说：“那不算啥，换了你也会拉我。”孙德旺端起酒杯，说：“这杯酒迟了三十年。”两人一饮而尽。

孙德旺还告诉王兴复一个消息：当年的李排长还活着，人在山东，已经联系上了。王兴复一下挺直了腰板：“李排长？哪个李排长？”孙德旺说：“就是给你怀表的那个李长山排长啊，听说转业到了山东泰安，在一家工厂当书记。”王兴复激动得手发抖。他追问道：“地址有吗？”孙德旺说：“有，有，我拿给你。”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笔记本，撕下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地址。

王兴复当晚没走，住在了孙德旺家。第二天一早，他去镇上邮局给李排长拍了一封电报，只有几个字：“李排长，王兴复在宽甸，想你。”电报发出去后，他坐车回宽甸。一路上心怦怦跳，像当年上战场前一样。

三天后，回电来了。李排长打来的，字数也不多：“王兴复，活着就好。我会去看你。”王兴复把电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当晚又写信去山东。

两个月后，1981年夏天，李长山真的来了。他坐火车到安东，王兴复去车站接站。李长山比记忆里老了许多，头发全白，腰板还直，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王兴复在出站口张望，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挤过人群，喊了一声“排长”。李长山转过头，看见王兴复，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走过来，拍拍王兴复的肩膀，说：“好家伙，二十年没见，你小子也老了。”王兴复鼻子发酸，说：“排长，你也老了。”两人站在车站广场上，相视而笑，眼里都有泪光。

王兴复把李长山接回宽甸家中。顺姬已经张罗了一桌菜。李长山进了门，看见一屋子的孩子，乐得合不拢嘴。他摸着东平的头说：“小小子，你知道你爸当年多厉害吗？”东平摇头。李长山说：“你爸打机枪，那叫一个准。美国佬听见枪响就跑。”王兴复在一旁笑，说：“排长，你就别夸了，孩子们该当真了。”李长山说：“本来就该当真。”

那几天，王兴复带着李长山在村里转了转。他们一起去看了鸭绿江，站在江边，望着对岸。李长山问：“那边现在啥样？”王兴复说：“顺川那边应该还是老样子。农场还在，就是人换了不少。”李长山点点头，感叹了一声。他们又去了县里的烈士陵园。陵园里有一座志愿军烈士纪念碑。王兴复和李长山站在碑前，脱帽鞠躬。碑座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王兴复逐一辨认，有些名字认识，有些不认识。他伸出手，轻轻抚摸那些刻痕。李长山说：“能活下来就是福气。你替他们活着，要活出个样来。”王兴复没说话，只是点头。

李长山临走前，把一块手帕包着的东西塞给王兴复。王兴复打开一看，是一枚军功章，铜质，上面有浮雕。李长山说：“这是我的。现在给你，你比我更该得。”王兴复推回去，说：“排长，这个我不能要。”李长山脸一板：“命令！”王兴复这才收下，把军功章放在手心，沉甸甸的。

李长山走后，王兴复把军功章和那块怀表放在了一起。他有时夜深人静时拿出来看看，一句话不说。顺姬知道，他在想那些过去的人和事。

第五章 持家

1980年代初，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宽甸县推行的政策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王兴复从生产队分到十几亩地，三亩水田，十亩旱田。他家人口多，分的地比一般人家多些。王兴复像侍弄孩子一样侍弄那些地。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回。顺姬在家养猪，养鸡，院子里还种了两垄菜。一年下来，粮食增产了，收入也比集体时多了不少。

王兴复在地里种玉米、大豆、高粱，水田里种稻子。他用在朝鲜学来的方法加上宽甸的老经验，琢磨出一套自己的种地路子。比如育秧时控制水温，插秧时注意株距，施肥时看苗情。队里的老把式们一开始不以为然，后来看他家稻子长得又高又壮，纷纷来取经。王兴复也不藏私，挨个讲解。大家说：“王二出去一趟，回来带回不少本事。”王兴复说：“哪儿啊，都是笨办法。”

一年秋收，他家的玉米棒子堆满半个院子，黄澄澄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顺姬带着孩子们剥棒子，建平一边剥一边拿玉米须编辫子玩。东平说：“我长大也要种地，种好多好多粮食。”王兴复笑，说：“种地好，种地饿不着。”可转过脸，他对顺姬说：“我得让孩子们念书，不能都拴在土里。”

1982年，春姬初中毕业。她不想继续念了，想回家帮忙。王兴复坚决不同意。他对春姬说：“你哥哥上了大学，你要是不念，我心里过不去。”春姬说：“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王兴复说：“钱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念书。”春姬没再坚持，考上了县里的卫生学校。王兴复送她去报到时，帮她提着行李，一路叮嘱：“学出来当护士，救死扶伤，比种地强。”春姬点头，眼里闪着光。

建平的学习成绩不如哥哥姐姐。他坐不住，上课爱走神。老师多次家访。王兴复和老师谈完，回头看着建平，叹一口气。建平低着头，不敢看父亲。那天晚上，王兴复坐在炕沿上，对建平说：“你不想念书，我不逼你。但你得学一门手艺。”建平想了想，说：“我想学开车。”王兴复问：“真的？”建平说：“真的。”王兴复点头，说：“好，送你去学驾驶。”就这样，建平去了县里的驾校，学开货车。他聪明，手脚灵活，三个月就拿到了驾照。后来被县运输公司招为司机，早出晚归跑运输。

贞姬和东平还小。贞姬上初中，成绩中等偏上。东平上小学五年级，脑子灵光，数学尤其好。王兴复常常在灯下看孩子们的作业本，有些题目他看不懂了，就笑着摇头。顺姬说：“看不懂就别看了。”王兴复说：“看看心里舒坦。”

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83年底，王兴复翻盖了房子。那三间老屋实在住不下了。他请来村里的泥瓦匠，拆旧建新。五间砖瓦房，宽敞明亮，窗户是大玻璃的，阳光能照进来半间屋子。上梁那天，村里人来帮忙，热热闹闹。王兴复站在院子里，看着新房的框架，对顺姬说：“以后孩子结婚也有地方住了。”顺姬笑着白他一眼：“想得倒远。”

1984年春天，援朝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城一家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工作。那是老王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家人”。王兴复高兴得整宿没睡。他让顺姬炒了几个菜，把四弟一家人请来，热热闹闹吃了个饭。四弟说：“哥，你熬出来了。”王兴复说：“不是我熬出来，是孩子们争气。”援朝给父亲敬酒，说：“爸，没有您，我哪能上大学。”王兴复把酒喝干，说：“好好干，给国家出力。”

春姬卫校毕业后，回到宽甸县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她工作认真，态度好，病人和同事都喜欢她。她每次回家，都抢着帮顺姬干活。顺姬说：“在单位够累的，回家就歇着。”春姬说：“不累。在妈跟前干活，心里舒坦。”顺姬听了，背过身去擦了擦眼角。

建平开货车经常跑长途，有时候半个月才回一趟家。他性格外向，走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有一次跑丹东，顺道回了家，给弟弟妹妹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王兴复说：“挣点钱不容易，别乱花。”建平说：“给弟妹买鞋不是乱花。”王兴复不说话了，嘴角带着笑。他其实喜欢建平这股热乎劲儿。

1985年夏天，王兴复遭遇了一次意外。他在修理农具时，一根铁条弹出，划伤了右臂。伤口很深，流了不少血。顺姬陪他去县医院包扎。医生说要缝针。王兴复说：“缝吧，不碍事。”缝了七针。春姬就在旁边看着，手抖得厉害。她后来对母亲说：“我见过那么多病人，没见过我爸这样的，缝针连眉头都不皱。”顺姬说：“你爸什么苦没吃过。”那伤口后来留了一条长疤，和肩上的旧伤一道，成了他身体上的年轮。

日子好了，王兴复却有了新的心事。他越来越想那些埋在朝鲜的战友。每年清明，他去县烈士陵园扫墓时，总要朝朝鲜方向多站一会儿。鸭绿江那边，长眠着多少人啊。他对顺姬说：“我想抽空回顺川看看，给那边的战友扫扫墓。”顺姬听了，点点头，说：“该去。”可回去的路并不容易。手续复杂，花费也不小。王兴复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成行。这成了他心里一个结。

第六章 回乡

1986年春天，王兴复决定回一趟朝鲜。

这个决定是冬天就有的。腊月里，他梦见自己回到了云山，阵地上光秃秃的，一个人都没有。他喊赵班长，喊老李，没人应。醒来一身冷汗。顺姬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回去看看。就这年头，不走一趟，心里放不下。”顺姬说：“我陪你。”王兴复摇头：“你在这边照看家里，我自己去。”顺姬知道他的脾气，没再坚持。

去朝鲜探亲的手续，由县民政局出具证明，再报上级审批。王兴复等了一个多月，拿到了出境许可。他买了车票，先到安东，再乘车过江。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每一次心情都不一样。这次过江时，他坐在车上，眼睛盯着窗外，一言不发。

到了新义州，又换乘火车去顺川。熟悉的田野、村庄、河流，从车窗里一一闪过。王兴复心里翻涌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他离开顺川已经整整八年。八年里，这片土地应该变了很多。火车在顺川站停下。他下车，站在月台上。空气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气息，带点煤炭味，带点泥土味。他提起行李，慢慢走出车站。

顺川的变化比想象中大。新修了楼房，街道宽了不少，但老城区还有一些旧日痕迹。王兴复找到当年住过的巷子。那排土房还在，只是旧得不成样子，外墙脱落了大片，房顶的草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一个老妇人从隔壁探出头来，打量他，忽然用朝鲜语问：“是王队长吗？”王兴复转过头，是当年的老邻居。他点头，用朝鲜语说：“阿妈，是我。”老人激动得直抹眼泪，把他拉进自家屋里，又是倒水又是拿水果。

王兴复在顺川待了五天。他去看望了农场的老人，见面彼此都老了，握着手半天说不出话。他又去了当年修水渠的河滩。水渠还在，比记忆里窄了，渠底淤积了不少泥沙。他蹲下身，摸了摸渠壁上的石头，想起那些修渠的日子，想起顺姬当年顶着陶罐来送水。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去志愿军烈士纪念地。顺川附近有一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埋葬着几百名牺牲在当地的志愿军战士。王兴复带着从中国带来的纸钱和白酒，来到陵园。陵园不大，松柏环绕。他找到几处碑石，上面刻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之墓”。他逐一鞠躬、烧纸、倒酒。纸灰在风中旋转上升。他坐在地上，对着那些无名墓碑说：“我来看你们了。”说着说着，眼眶湿了。有个朝鲜老人路过，看见他在烧纸，停了一下，也脱帽致意。王兴复用朝鲜语说：“谢谢。”老人摆摆手，说：“该谢谢你们。”

离开顺川前一天，他去金顺姬的娘家旧址看了看。那里已经建起了新房子，住着不认识的人家。他没有进去，只在路边站了站。这里是顺姬出生长大的地方。战争夺走了她的父母。她跟着自己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王兴复想起这些，心里一软。他转身往回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回到宽甸后，王兴复把在顺川看到的一切告诉了顺姬。他说水渠还在，农场还在，邻居阿妈还记得他们。顺姬听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末了，王兴复从包里拿出一包东西，是顺川的土，用一个小布袋装着。他对顺姬说：“你的家乡土。”顺姬接过去，把脸埋进布袋里，好一阵子才抬起头。她红着眼眶说：“谢谢。”

那包土被放在堂屋的柜子上，谁也没去动它。有时候顺姬会看看它，不说什么。王兴复知道，那是她心里的一个角。

第七章 和解

1980年代后半期，王兴复一家的生活继续平稳向前。

建平在运输公司干了几年，攒了一些钱。1987年，他决定自己买一辆二手货车跑个体运输。王兴复起初不同意，说：“个体户不稳当，还是吃公家饭踏实。”建平说：“爸，现在政策鼓励个体了，我跟朋友算过账，两年就能回本。”王兴复思来想去，点头了。建平又凑了钱，把车买回来，请人刷了漆，车斗上喷着“宽甸建平运输”四个字。王兴复看着那车，说：“好好干，别学坏。”建平说：“知道啦。”

建平跑运输干得风生水起。他脑子活，人缘好，活计不断。一年下来，还清了借款，还净赚了几千块。王兴复这才放下心。他对顺姬说：“这小子，挣钱是一把好手。”顺姬说：“随你。”王兴复“哈”了一声，说：“我可没他会挣钱。”顺姬说：“你比他稳当。”王兴复笑了。

援朝在省城研究所工作了几年，评上了工程师。他每年春节都回来，带着些城里买的年货。1988年春节，援朝带着一个姑娘回来。姑娘姓林，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王兴复和顺姬既高兴又紧张。顺姬张罗了一大桌子菜。王兴复坐在炕上，话比平时多了不少。姑娘有些拘谨，王兴复看在眼里，对援朝说：“人家大老远来，你多照顾人家。”援朝说：“爸，放心吧。”那年秋天，援朝结婚了。王兴复和顺姬去省城参加了婚礼。酒店里摆了好几桌，王兴复穿着建平给买的西装，站在台上，说了几句话。他说：“两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当老人的，就图个团团圆圆。”台下响起一片掌声。顺姬在下面擦眼泪。

春姬也在县医院找到了对象，是院里一个外科医生，姓韩，人老实本分。1989年，春姬出嫁。王兴复送女儿出门时，按照老规矩，在门口泼了一盆水。水花溅起来，春姬回头叫了一声“爸”。王兴复摆摆手，说：“去吧去吧，好好过日子。”转身进了院子，坐在门槛上，好半天没动。顺姬走过来，拍拍他肩膀。他说：“闺女出嫁，心里空落落的。”顺姬说：“还有儿子呢。”王兴复叹了口气，说：“儿子靠不住，还是闺女贴心。”顺姬被他说笑了。

贞姬和东平也都大了。贞姬上了高中，东平上了初中。贞姬长得像顺姬，圆脸，大眼睛，成绩不错。东平是个机灵鬼，数学永远考第一，老师说他能考上好大学。王兴复常对东平说：“你要考到北京去，给你爷爷长脸。”东平说：“那您等着。”

这些年，王兴复的身体不如从前了。右臂上的旧伤遇到阴天下雨就疼。腰也时常犯病，蹲久了站不起来。他不再逞强，重活交给建平回来干，自己只做些轻省的。可他还是闲不住，每天去地里转悠一圈，拔拔草，看看庄稼。他说：“地不哄人，你待它好，它待你好。”

1989年冬天，王兴复生了一场病。先是发烧，后来转成肺炎。顺姬把他送到县医院，住了半个月院。春姬天天来看他，帮着喂饭擦身。援朝从省城赶回来，守了三天。王兴复躺在病床上，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心里有些愧疚。他说：“耽误你们工作了。”援朝说：“爸，您别这么说。您身体好比什么都强。”王兴复点点头，闭上眼。

病好之后，王兴复像变了一个人。他话更少了，时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坐一下午。有时候孩子们跟他说话，他反应慢半拍。顺姬担心他，带他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身体没有大碍，就是年纪大了，恢复慢，加上早年在战场上留下的旧伤，不能太劳累。顺姬松了一口气。王兴复也说自己没事，可大家都看出他精神头不如以前了。

第八章 归根

1990年，王兴复六十岁整。按照政策，他可以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县民政局和农技站联合给他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确认他从1978年回国后连续工龄十二年，加上军龄，凑够了退休年限。退休金虽然不多，但每月按时发，农村生活也够了。

退休后，王兴复彻底成了“闲人”。他不爱打牌，也不爱串门，最常去的地方是村口的小广场。那里有几棵大柳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村里几个老人常在那儿下棋、聊天。王兴复也去，但很少说话，坐在一边听。有人问他朝鲜的事，他会讲一段。有人问他打仗的事，他也会讲一段。但从不渲染，平铺直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王叔，你当年为什么要留在朝鲜？”王兴复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一个人。”年轻人追问：“为了一个朝鲜姑娘？”王兴复点头，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该留下。”年轻人似懂非懂。王兴复笑了笑，不再多言。

同年秋天，宽甸县组织编写地方志，征集史料。县史志办的人找到了王兴复。他们想请王兴复回忆当年出国作战和留朝归国的经历，为地方志提供一手材料。王兴复答应了。他断断续续讲了一个多月。史志办的人每次都认真记录，有时候顺姬也补充几句。王兴复讲到伤心处就停下来，摆摆手说“不讲了”。过了一会儿缓过来，又接着讲。史志办的人说，这些材料很宝贵，将来要存进档案馆。王兴复说：“早该这样了。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活着，能把话留下来。”后来，地方志有关抗美援朝的部分，果然收录了王兴复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是一份真实的民间记录。

1991年，东平考上大学。他考去了北京，读的是工科。王兴复高兴得连放了两天鞭炮。村里人都说：“老王家的孩子个个出息。”王兴复摆摆手，说：“孩子们自己争气。”但谁都知道，没有王兴复这些年咬着牙供，孩子们哪有今天。东平走那天，王兴复坚持要送到县城的火车站。站台上，他看着高高瘦瘦的小儿子，说：“到北京去，好好学。”东平说：“爸，我知道。”火车开动，王兴复站在月台上挥手，一直挥到火车看不见。他转身对顺姬说：“北京啊，我还没去过。”顺姬说：“以后让东平带你去。”王兴复笑了，说：“好。”

1992年，中韩建交。那一年，顺姬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到了她在朝鲜仅存的一位远房亲戚。那是一个表姐，住在平壤近郊。联系上之后，双方通过书信往来。顺姬每次都把信读好几遍，再工工整整地回信。她在信里说：“表姐，我在中国过得很好，丈夫和孩子都对我很好。宽甸的冬天和顺川差不多，雪很大。”她不敢在信里多提思念，怕惹表姐伤心。王兴复知道她的心事，说：“有机会再回去看看吧。”顺姬点头。

1993年，援朝有了孩子。王兴复和顺姬升级为爷爷奶奶。那孩子是男孩，取名王曦。援朝说：“曦是早晨的阳光。”王兴复喜欢这个名字。孩子满周岁时，援朝带着妻儿回宽甸。王兴复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他让孩子骑在自己腿上，轻轻颠着，说：“小曦，叫爷爷。”孩子不会叫，只是笑。王兴复也笑。顺姬在一旁说：“瞧你，跟个老小孩一样。”

那之后，家里的年节更热闹了。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带着各自的家人。院子里坐满了人。王兴复常常坐在中间，听着儿女们说工作、说生活。他话不多，偶尔插一两句。更多的时候，他看着满院子的人，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满足。

第九章 乡音

1995年，王兴复六十五岁。这一年春天，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摘除了右臂上的一块陈旧性囊肿。医生说，那块囊肿是多年前伤口愈合不良造成的。手术不大，住了一周院。王兴复笑着说：“这块肉跟了我四十多年，这下可算消停了。”

身体恢复后，他特别喜欢在村子里散步。清晨，他沿着村路慢慢走，经过田野、经过小河、经过那几棵老柳树。村里人见了他，老远就喊：“王二爷，早啊！”他笑呵呵地应。孩子们放学路上遇到他，也会喊：“王爷爷好！”他摸摸孩子们的头，从兜里掏出几颗糖分发。那些糖是建平给他买的，他舍不得吃，都分给了村里的孩子。

1996年，宽甸县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王兴复家在试点范围内。顺姬当了一辈子农民，没享受过公费医疗。这次试点，村里帮忙填表登记。王兴复说：“这是好事。以后咱俩看病，也能报销一些。”顺姬点头，说：“国家政策好。”王兴复说：“咱还能享几年福。”顺姬白他一眼，说：“啥叫几年？你还得活到一百岁。”王兴复哈哈笑。

1997年夏天，李长山去世了。消息是从山东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王兴复接到电报时正在院子里浇菜。他看完电报，手垂下来，水瓢掉在地上。他走进屋，对顺姬说：“李排长没了。”顺姬“哎呀”一声，站起来。王兴复摆摆手：“你忙你的，我出去走走。”他一个人走到村外，沿着河边慢慢走。走了一会儿，蹲下身，看着河水发呆。李长山当年在云山负伤把怀表留给他，那一幕好像就在昨天。他摸出怀表，打开表盖，看着走动的指针。表盘上的划痕像一根根细小的树枝。他合上表盖，长叹一声。

他没有去山东奔丧。身体条件不允许长途劳顿了。他给李长山家里汇去一笔丧葬费，又写了一封信，说了些悼念的话。信末写了一句话：“排长，小王的命是你给的。你走好，咱来世还当兵。”信寄出后，他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1998年，宽甸县遭遇春旱。河水见底，田地干裂。王兴复急得嘴角起了泡。他每天去地里看墒情，看苗情。建平放下运输活计，回家帮父亲拉水浇地。父子俩一桶一桶地提水，一瓢一瓢地浇。王兴复累得直不起腰，还不肯歇。建平劝他：“爸，国家有救济，实在不行就少收点。”王兴复说：“地不能荒着。种地的人，得对得起地。”建平不说话了，跟着继续干。后来县里调来抽水机，旱情缓解。那年秋天的收成虽然减了一些，总算没绝收。王兴复坐在自家玉米堆前，对建平说：“人得靠地，地得靠人。不管啥年成，都得挺着。”

第十章 圆月

2000年，王兴复七十岁。七十是个大生日，儿女们商量着要好好办一场。王兴复不想铺张，说吃顿饭就行了。可孩子们不依。援朝从省城回来，说：“爸，七十岁一辈子一回，得办。”建平更积极，在县城订了一家饭店，请了厨师，还专门做了寿桃。春姬从医院请了假，带着全家回来。贞姬那时已在邻市工作，也赶了回来。东平已经在北京工作，专门请了假回宽甸。

寿宴办在村里，院子里摆了六桌。亲戚、邻居都来了。顺姬忙前忙后，脸上却乐开了花。王兴复穿着一件红色唐装，是建平给买的。他坐在正位上，接受晚辈们轮番敬酒。援朝说：“爸，您辛苦了。”建平说：“爸，您长命百岁。”春姬说：“爸，祝您身体健康。”贞姬说：“爸，我以后常回来看您。”东平说：“爸，我争取早点让您抱上重孙。”王兴复端起酒杯，手有些抖。他说：“都好，都好。你们都好好的，我和你妈就知足了。”说完全家举杯，一片喜庆。

寿宴过后，儿女们又陪了几天。临走前，援朝提议拍一张全家福。一大家子人在院子里站好，背景是那五间砖瓦房和屋后的大杨树。摄影师按下快门。王兴复坐在中间，顺姬坐在他旁边。儿女们站在身后，孙子孙女蹲在前面。阳光很好，照得每个人脸上都亮堂堂的。那张照片后来被放大，挂在了堂屋正墙上。王兴复每天进出都能看见。他看着那张照片，常常想起1950年的那个秋天，自己站在村部大门前，看着墙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

2001年，顺姬的身体不如以往。她的腰腿时常犯痛，走路慢了，不能久站。春姬在县医院给她安排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没有大毛病，就是老年性关节炎，加上年轻时候劳累过度，要注意休养。”王兴复知道顺姬年轻时吃了太多苦。在朝鲜的时候，她又要带孩子，又要下地，还要做缝纫。他握住顺姬的手，说：“以后家里的活我多干。”顺姬笑了，说：“你干得动？”王兴复说：“干得动。”两人互相看着，都笑了。

2002年，王兴复做了一个口述史的整理。县史志办和县广播电台联合做了一档节目，叫做《鸭绿江边的老兵》。王兴复是受访者之一。他坐在家里，面对话筒，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从宽甸参军，到跨江作战，从留在朝鲜，到拖家带口归来。那些往事在他嘴里平静地流淌，像在说别人的事。节目播出时，村里人都守在收音机旁听。听到王兴复的声音从电波里传出来，有人抹了眼泪。顺姬靠在王兴复身边，静静听完。王兴复关了收音机，说：“讲完了。”顺姬点头，说：“讲得好。”王兴复笑了，说：“都是真话。”

那几年，他时常去村口的柳树下坐坐。有人问他：“王二爷，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王兴复眯着眼睛看看天，说：“图个踏实。对国家尽了心，对家尽了力，就踏实了。”问的人咂摸了一会儿，点点头。

2003年秋天，王兴复感冒引发支气管炎，住了几天院。出院后，他身体虚弱，走路需要拄拐。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在院子里走几圈。他说：“不动就垮了。”顺姬陪着他，两人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像走了几十年。

2004年春节，儿孙们都回到了宽甸。这一次，家里添了新丁。东平带回来一个姑娘，是他的对象，北京人。王兴复和顺姬高兴得合不拢嘴。孙辈们满地跑，院子里热闹得像集市。年夜饭摆了满满一桌。王兴复坐在主位上，旁边坐着顺姬。他举杯，说：“过年了，全家团圆，好。”大家碰杯，笑声不断。

吃完饭，王兴复走出院子透风。夜空清寒，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斗。他站在枣树下，摸出口袋里的怀表。表还在走，滴答滴答的。他抬头看天，深吸一口气。五十多年前那个跨过鸭绿江的夜晚，仿佛就在昨天。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后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如今他七十四岁，膝下儿女成群，日子安稳。他收起怀表，转身走回屋里。顺姬在门口等他，问：“冷吗？”他说：“不冷。”两人并肩走进去。堂屋里灯火通明，笑语声喧。

王兴复坐在火炉边，看着满屋子的人。火苗映红了他的脸。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那句话：“在哪儿不是活人。只一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在心里说：爹，我没忘，一直没忘。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宽甸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3. 《鸭绿江边的地方志·人物卷》宽甸县史志办公室编，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