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中南海,一封来自湖南的信送到毛泽东案头。写信人不是普通求职者,而是他的旧日老师刘策成。信中除了叙师生旧谊,还提出想找一份文史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读完后没有为难,反而很快作出安排。
刘策成出生于1883年,湖南新邵人,早年研习《庄子》,后来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工业学校等处任教,也做过县长和警察厅长。
他不是只会讲书本的先生。
1914年,刘策成在邵阳驻省中学任职时,曾与同事、学生暗中收藏枪械,反对袁世凯称帝。事情败露后,他被湖南督军汤芗铭逮捕入狱。蔡锷出面求情,他才免于死刑,直到1915年才获释。
出狱后,刘策成重新执教湖南第一师范,讲授历史。毛泽东当时是他的学生。刘策成善于把历史人物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分析,学生们称他为“活历史”。在课堂内外,他很快注意到毛泽东的非凡见识,曾评价这个学生“思非凡”,是“天下奇才”。
师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停留在课堂上。
1920年,刘策成出任浏阳县长。毛泽东在长沙筹办文化书社,资金十分紧张,便写信求助。刘策成没有推辞,拿出银洋400元相助。对当时的文化传播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更关键的一次帮助,发生在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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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赵恒惕控制湖南军政大权,毛泽东因组织工人运动而受到注意。1922年12月13日,毛泽东代表湖南工团联合会同赵恒惕交涉,要求保障工人权益。赵恒惕表面应付,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视为眼中钉。
1923年4月,赵恒惕得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活动,便命令警察前去抓捕。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的刘策成获悉后,立即设法把消息传出。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随后通知毛泽东,使他及时离开长沙,避免落入军阀之手。
有意思的是,刘策成与赵恒惕存在亲戚关系,却没有因此站到同乡亲族一边。1924年12月,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湖南养病,赵恒惕的密探再次发现他的行踪。刘策成又通过关系送去100银元,并提醒他尽快转移。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安全回到韶山。
赵恒惕后来怀疑刘策成暗中通风报信,但没有找到证据,只得把他调任衡山县县长。刘策成在衡山为官清廉,体恤贫民,百姓称他“刘青天”。这个称呼,既是对政绩的肯定,也说明他没有把县长职位当成谋私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刘策成虽然身处国民党政权内部,却反对把主要力量用于内斗。1939年,他见到徐特立时,收到毛泽东题赠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书上写道:“敬请策成先生补正,受业毛泽东。”刘策成读后感慨,认为毛泽东已经具备治国救国的雄才大略。
1940年,他还上书蒋介石,主张依照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团结共产党,共同抗击外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刘策成继续主张停止内战、维持合作,因此逐渐受到排斥。
1948年上半年,刘策成以国大代表身份要求面见蒋介石,希望劝其改变政策,却被拒之门外。湖南和平解放前后,他积极参与地方和平运动。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刘策成立即致信毛泽东,既表示祝贺,也谈到治理地方必须清除危害百姓的势力。
到了1950年,年近七旬的刘策成希望从事文史研究,于是写信请求安排工作。毛泽东回信说:“你的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已安排好。”他随即请湖南省长程潜协助,刘策成被安排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刘策成后来考虑到自己正在整理《庄子》著作,又写信说明情况。毛泽东再次回信,将此事转告李维汉,请他与统战部门联系。经过周恩来等人商议,刘策成最终受聘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1年7月,刘策成携家人迁居北京。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家中设宴相叙,并邀请徐特立、王季范作陪。毛泽东迎他下车时说:“1923年一别,整整28年了!”
席间,刘策成感叹自己身在旧政权,成了一个“旧官吏”。毛泽东当即打断他说:“您不仅对我个人有救命之恩,更是有功于国于民。”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对多年交往的判断。
临别时,毛泽东送给老师一本《庄子集解》和一只皮箱。那本书,是他长征途中收集到的。毛泽东说,自己每次翻读,都会想起刘策成。北京气候寒冷,他还特意送去毛皮床垫。
刘策成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期间,整理近代史料,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和湖南地方史的文章。1957年9月,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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