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当这“高处”是隔着一条江的邻国时，你还会义无反顾地游过去吗？
2016年，21岁的朝鲜姑娘金明熙，就是怀着这种又怕又盼的心情，坐上了开往中国丹东的绿皮火车。她可是平壤外国语大学的高材生，中文在年级排前三，可在国内愣是找不到对口工作，在家闲了大半年，瘦得颧骨都支棱出来了。她母亲拽着她说：“闺女，去中国干三年，顶你在家干十年！”她父亲闷头抽了半天烟，才哑着嗓子嘱咐：“去了守规矩，你哥还在部队，这个家不能塌。”
就这么着，明熙和二十多个姐妹，抱着印着朝鲜文的帆布包出发了。车过鸭绿江大桥时，铁轨撞击声突然“咔嗒”一声变了调子，她趴在车窗上一看——好家伙，北岸这边稀稀拉拉几点昏黄，南岸那边璀璨得晃眼，“这是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铺地上了？”
她们被拉到丹东郊区一家服装厂，住进了四人间宿舍。推门那一刻明熙差点哭出来——屋里竟然有暖气片！想想平壤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得裹三条被子冻得脚趾头疼，这儿一个打工宿舍居然暖烘烘的。同屋的顺姬捅她腰：“你看楼下那条狗，还穿粉红小背心呢！”明熙看着那只圆滚滚的宠物狗，想起自家灶台边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黄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车间里，她质检工位旁边坐了个东北大姐，姓刘，四十来岁，说话跟蹦豆子似的：“你们朝鲜话‘裤子’咋说？”“바지（巴几）。”“啥？拔鸡？哈哈哈，以后管裤子就叫拔鸡了！”刘大姐笑完又叹口气：“我闺女也二十一，在沈阳念大学，整天薯片巧克力不离嘴。看你瘦得，跟我闺女换换多好。”明熙低头看着手里的剪刀——自己苦学三年中文，能翻译《人民日报》社论，现在却在这儿剪线头，一天剪四百多件，手指磨得通红。她晚上在本子上抄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抄完盯着看了老半天，那个李白想家时的心情，大概跟自己差不多吧？
日子久了，明熙对中国的感情变得复杂。一边是刘大姐把自家红烧肉往她饭盒里拨拉，是春节时硬拉她去家里吃年夜饭，满桌子的鱼啊虾啊“跟不要钱似的”。一边是工厂经理带人参观时，指着她们说“性价比高，成本低，这种劳动力多多益善”，那种眼神让她心里像针扎。最让明熙破防的是那个除夕夜，刘大姐往她碗里夹了只大虾，她咬了一口眼泪就砸在碗沿上——不是因为想家，而是因为对比太残忍了：同样的饭菜，这边只是平常日子，那边却是过年都不敢想的奢侈。
三年合同到期，明熙回国了。可坐在平壤灰扑扑的炕上，看着母亲为买几个土豆排半天队，她心里那团火怎么也压不下去。那个牛皮纸本子上，她划掉一句又写一句：“中国很好，可我想回家”——划掉；“回家了，可我想回中国”——这次没划。第二年秋天，她跟父亲摊牌想再回去。父亲烟头摁了老半天，背驼得像张弓：“你去了，还回来吗？”“回来！你们在这儿，我咋能不回来？”父亲摆摆手：“你是大人了……我不拦你。”
再次坐上过江的火车，明熙又趴在车窗上。看那片光从几颗变成几十颗、几百颗，亮晶晶铺满江岸，这回心里涌上来的不是震撼也不是失落，而是一种踏实的暖——像回家。她掏出本子，在最后一页用力写：“我来了。”
你说，这姑娘傻不傻？明明知道去了可能还是剪线头、还是“性价比高”，可她偏偏要往那片光里扎。中国老百姓常说“吃过甜的就不想再吃苦”，明熙大概就是尝过那点甜头——不是山珍海味，就是普通人的热乎气儿，就是夜里不熄的灯和冬天地暖的温—
—便再也回不去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了。
这片光，照见的不仅是邻国的繁华，更是一个普通人对“过日子”最朴素的念想。哪怕只是个外来者，哪怕只是被照亮一小会儿，也够她在寒冬里慢慢暖自己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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