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一位对魏晋南北朝感兴趣的瑞典王子来中国访古｜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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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邹德怀

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作为考古爱好者，对天龙山石窟抱以厚望，不了该石窟已被破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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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无人不知“ 三大石窟”，也就是以中国佛教文化为特色的巨型石窟艺术景观 ：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

实际上，中国还有其他很多石窟，也都精妙雄伟。比如甘肃的麦积山石窟、宁夏的须弥山石窟、重庆的大足石刻等。阿多夫王子此行的目的地山西，是中国地上文物保存最多的省份，自然也不缺少石窟。距离王子参观的晋祠大概 10 公里外就有一处。这就是太原的天龙山石窟， 它是王子此行参观的一站。

天龙山原名方山，公元 560 年，北齐孝昭帝高演在此兴建天龙寺，因而得名。它有东西两峰，分别被称为“仙岩山”和“大佛山”。高演的父亲神武帝高欢主政时，把太原定为“离宫”，在此营造大量佛教建筑，天龙山石窟就在这一时期开凿。经过北齐、隋朝、唐朝、五代，直到明朝，上千年接力式的继续营造把天龙山打造成了一座精美的佛教造型艺术博物馆。

王子一行结束在晋祠的参观后，县知事阎镜光安排他们在附近一所小学休息片刻，便乘车前往天龙山外 5 里的地方，改坐轿子走完这 5 里路，再步行上山。这次参观动用的随行人员足有上百人，想来除了轿夫、杂役等，一定还有不少宪兵、警察一类的安保人员。

天龙山石窟第 9 窟的上层弥勒坐像

王子一行在天龙山下圣寿寺里休息

天龙山石窟共分布在 25 个洞窟中，现存造像 1500 余座，浮雕、藻井、画像 1144 幅。造像人物众多，涵盖弥勒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许多佛教人物。作为历朝历代的政府行为，天龙山石窟投入巨大、技术上乘， 生动展示了从北齐到隋唐，中国石窟艺术的演化过程，俨然一座绵延数 百年的石窟博物馆。

简单来说，唐代以前的石雕造型较为写实逼真，更像是生活中的人物 ；唐代以后的石雕明显具有更加丰富的质感，生动优美。在这里，西域犍陀罗艺术的影子已不复存在，不再有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风格影响，塑像从衣着到面相都是典型的中国风，展示着强大而自信的盛唐风范。

拉格雷柳斯在回忆录中记载，王子拿着相机，步行在天龙山及各个石窟间，他“ 有时在屋顶上拍照，有时在一尊巨大的石佛后面，仔细地察看雕刻的许多细节，有时隔着一尊佛像向僧侣们询问问题”。在僧侣们看来，阿多夫“ 看起来很年轻，行动力和韧性都非常好，但能获得如此渊博的知识和智慧，他一定已经是高龄了”。

可叹的是，王子的天龙山之行，见到的其实是一座残破的佛教艺术博物馆。就在他拜访之前不到一个月，这座宝山刚刚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劫难。

在佛教石窟文化衰落之后，天龙山的名声逐渐被世间遗忘，千年间一直默默矗立。直到 1918 年，日本著名建筑史家兼考古学家关野贞来中国考察古建筑，才偶然发现了天龙山石窟。同年，他在日本建筑学会机关报上发表的中国调查概况报告中，首次提及天龙山石窟，并做了简单介绍。

他说 ：“ 此天龙山石窟坐落于山间偏僻之地，过去知之者少，且仅有造像铭石窟一处，故未引起尤重金石文之风的中国学者注意。余于当时未曾预想有如此重要之石窟，其发现纯属偶然。”关野贞自言“ 千辛万苦始达石窟所在”，细数重要石窟共有 14 个，那里因人迹罕至，大都保存着原貌。可惜他身上所带胶片不足，没有留下太多照片。

左图 ：笔者于 2019 年从日本购入的山中繁次郎的私人相册， 此人是山中家赘婿，曾与山中定次郎一同前往美国扩展文物销售业务

右图 ：山中繁次郎相册里山中定次郎（ 二排右一）与净亮和尚（ 二排居中者）合影，最后排最右者为山中繁次郎

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1920 年左右，另一位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也前往天龙山石窟考察，后来还出了书。1923 年，喜爱中国文化的瑞典学者喜龙仁也来了，在他所著的《中国早期艺术史》中，我们能看到他在天龙山石窟拍摄的守卫、菩萨等诸多佛像。

这些学者的探访成果公开发表，使得天龙山石窟名声大噪，也引来文物贩子的觊觎。其中为害最烈的，是日本一家名为“ 山中商会”的公司及其头目山中定次郎。

山中商会是由大阪一家古玩店发展起来的文物交易公司。其总经理山中定次郎本是山中家的学徒和入赘女婿。在其经营下，山中商会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一家举世闻名的美术古董跨国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文物经销商。

山中定次郎本人每年定期来北京两次，大约停留两周，直接参与对中国文物的搜刮与贩卖。当时日本同行业盛传，山中定次郎在中国买东西是“ 一网打尽”，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方式，有多少要多少，而且是现金支付。清朝灭亡后，一些强硬派王爷组织“ 宗社党”，梦想复辟。末代恭亲王溥伟就把家中收藏的全部玉器、瓷器、青铜器……卖给了山中定次郎，以筹集复辟起事的军饷。

1918 年，天龙山石窟的发现引起山中定次郎的极大兴趣，然而，天龙山地势特别，尽管有山中小道，但陡峭崎岖，只有一条修建相对平缓、有石阶的道路方便上下，路上还有一座叫圣寿寺的寺院。如果要运走这些石雕佛像，没有圣寿寺的配合很难达到目的。

经过一番打探，山中定次郎结识了圣寿寺的住持净亮和尚。他发现，净亮本人并不虔心礼佛、保护寺院和佛像，反而利欲熏心，终日忙于收地租、开煤窑而营利。他看到了可乘之机。

在一本名为《天龙山石佛集》的小册子中，山中定次郎以日记形式记录了盗凿过程 ：

大正十一年（1922 年 )，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住了。时隔两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跨越万里，来到了天龙山……我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1924 年 6 月和 1926 年 10 月，山中定次郎两次潜往天龙山，将大批佛像盗运至日本。其中第二次，几乎就在阿多夫王子来中国旅行的同一时刻。当王子在北京参观颐和园、碧云寺时，日本人正在山西肆无忌惮地盗取和贩卖文物。

客观地说，山中定次郎不是第一个盗凿者，却是为害最烈的。看到连肢体残缺的佛首都能高价售出，国内外的一些文物贩子对天龙山石窟趋之若鹜，进一步加剧了盗凿行为，有佛首就盗佛首，佛首盗光了，就对躯干下手。这些被盗走的石窟造像，又源源不断地被山中商会收买去。

更有甚者，有些文物贩子会将不同的佛像残片进行嫁接修复，制作看似完整的雕像以求售出高价，这也给后世学者对天龙山散失文物的研究考 证制造了重重困难。

就这样，天龙山石窟成了“ 无头石窟”，受破坏的程度在中国各大石窟中堪称惨烈之最。那座高达 7.55 米的弥勒坐像因为过于高大沉重，幸免于难。但眼珠竟被剜去。

这是古老文明遭受的劫难。

在阿多夫王子到访天龙山之后的 10 年，也就是 1936 年，一个名叫李庆芳的人到天龙山游览，走过五六个洞窟，发现“ 室或方丈余，或深仅数尺，有石像七八尊者，或三四尊者，皆无头”。僧人告诉他，“ 民国初年虽不全，至十七八年（1928―1929 年）始为劣僧尽行盗卖”。

李庆芳早年曾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山西咨议局参议员等职，还办过《民宪日报》等报刊。他想起在奈良博物馆曾见“陈列佛头甚多”，猜测佛头“购自天龙者，亦不在少”。李庆芳接着又见洞窟上的飞天、祥云雕刻也被盗走，叹息道 ：“千余年古物，毁于近数年，可恨！可惜！”

1928―1934 年，山中商会在日本举办了 4 次大型展会，其中天龙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的诸多石佛都在展出名单上。当时的这类所谓展会，不同于今日用于观赏的展览，而是山中商会为寻找买家举办的展销会。据说，当时日本富商、收藏家根津嘉一郎初见这些佛头时曾表示不大喜欢只有头部的佛像，但是听说山中商会要把这些佛头卖给美国，又改变主意将其收入囊中，共购入天龙山佛头 42 枚。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出于拉拢西方国家的外交需要， 根津嘉一郎将所购部分佛头赠送给欧洲的美术馆。这也是为何现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博物馆里均陈列有很多天龙山石窟佛头的缘故。

天龙山石窟遭盗掘状况之严重，从喜龙仁的书中可见一斑 ：1923 年他第一次抵达石窟参观，其时的印象是有些造像惨遭盗凿，难以复原， 部分拍摄图片的头部和肢体依然存在 ；而 1929 年他第二次前往天龙山时，原先照片的第 14 窟唐代立姿菩萨头部已被砍掉，日后，连剩下的身躯都被盗凿移出窟室贩售。

阿多夫王子很可能在喜龙仁的书上见过天龙山石窟的照片。可是当他亲身造访之际，石窟已经是一片残破，佛像不是没有了佛头，就是身子被毁坏。拉格雷柳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天龙山石窟里“ 浮雕图像异常美丽。并且种类繁多。这里有各种大小的佛像，最小的不过手掌高。但可耻的是，那里的破坏者实在是太多了，在许多地方，雕像的头都被凿掉了”。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就这样把自己最为难堪和衰弱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在来宾面前。

天龙山惨遭如此大规模的盗凿，却在数年间无人过问。直到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数年之后，《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规才姗姗来迟。1930 年秋， 冯玉祥因在倒蒋的中原大战中失利而隐居天龙山一个月左右。传说在他的干预下，净亮和尚被逮捕正法，但实际上并无此事。数年之后，净亮仍好端端地在天龙寺当着住持。

1932 年 10 月，太原县政府在国民政府要求下成立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著名地方史学家刘大鹏被任命为特别委员。在他的主持下，对天龙山被盗掘之后的惨状、寺内的佛经及产业有了第一次官方调查。县公安局从此派出两名警察常驻天龙山，文物第一次得到了保护。

根据刘大鹏的玄孙、山西晋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卫东的考证 ：几个月后，北平市公安局查获了被日本人抵押在北平古玩商人手中的天龙山古物，山中定次郎勾结净亮和尚盗卖国宝的案情才大白于天下。

国民政府要求山西省政府追查责任，太原县县长陈宽五推诿“ 此事系县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成立之前所发生，责任应归和尚承担”，这时净亮才被驱逐出寺，交割寺产后顺利离去，不知所终。如今，在山中定次郎的照片上，我们仍能看到这个佛门败类的嘴脸。

严格来说，山中定次郎的盗凿行为发生时，中国还没有合适的文物保护法规。在来自东西方的文物贩子面前，国宝被盗几乎不可避免。这也是埃及等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在近代面临帝国主义文化入侵时的相似经历。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武力侵占东三省，抗日救亡的烈火烧遍中国大地。要索回被日本人盗卖到全世界的国宝，就更提不上日程了。从天龙山石窟流失的不少佛头、佛像等，100 多年来被陆续交易到日本、欧美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手里。

如今的中国学者不得不借助百年前造访天龙山的外国学者甚至文物盗掘者所留下的文字与照片，作为研究和追索的依据。多年来，天龙山文保所与国内外学术机构通力合作，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国家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等 10 个国家的 30 余座博物馆，采集到 90 余件天龙山流失造像的三维数据，实现了 11 个主要洞窟的专业数字复原。

本文节选自邹德怀的新作《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瑞典王子的角度观察1920年代的中国，很有新意，最大的特色是书中附有大量作者珍藏的民国老照片，具有很高的稀缺性，大司马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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