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围着一张薄纸，做了一件后来改变农村面貌的事。那张纸并不正规，甚至不是专门买来的契约纸，而是从孩子的作业本上撕下的一页。
多年以后，人们提起小岗村，往往只记得严俊昌。确实，他是当时的生产队长，也是带头承担风险的人。但如果只把“大包干”归结为一个人的决定，就会漏掉另外两个关键人物：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
小岗村当时穷到什么程度？生产队长期缺粮，村民分散外出讨生活，集体劳动又难以形成合力。队长换得频繁，今天你来管，过几天换别人，谁也不服谁。贫困不只是粮食少，还包括组织松散、信任不足和对未来没有把握。
1978年8月，严俊昌担任队长，严宏昌任副队长。两人是堂兄弟，严宏昌比严俊昌小8岁，却有一段特殊经历。他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年轻时曾因家乡缺粮外出谋生，甚至需要每月向生产队交钱，抵扣相应工分。
这段经历让严宏昌见识了另一种干活方式。他在外面做过建筑活，后来成了小包工头，采用分包办法：规定时间，明确任务，干完拿钱，完不成就受处罚。对他而言，劳动成果和个人收益之间，必须建立清楚的联系。
回村之后，严宏昌并不愿意马上回来。公社多次动员，甚至不断提高他外出务工需要缴纳的费用，从15元增加到45元，后来又提高到100元。他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清楚，单靠集体安排，村里很难摆脱长期饥饿。
有位老人见到他后说：“你回来当干部，可得带着大家过几天好日子。”这句话朴素，却把小岗村的难题说透了。村民并非一开始就抱着什么宏大目标，他们想得很实际：多收一些粮食，少吃几顿供应粮，家里人别再出去逃荒。
小岗村的特殊之处，也正在这里。村民不是没有尝试过集体组织，而是很难把力量拧成一股绳。生产组从两个分成四个，后来又细分到八个，甚至两户人家都难以长期合作。有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窝里斗”，但更深一层看，是贫困造成了彼此不信任。
严宏昌私下挨家挨户打听意见。得到的回答大多相同：只要能分田到户，愿意试一试。风险大家都明白，问题在于，继续照旧干下去，日子同样没有出路。
真正把这件事推向落纸的人，是会计严立学。面对严俊昌的顾虑，他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枪打出头鸟，我是属马的，我是一匹野马。”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普通农民对现实的判断：再这样下去，大家都可能饿着，与其共同困顿，不如冒险求变。
签字地点选在严立学家里。18户农民进屋后，起初还在谈各家如何讨饭、哪里能弄到粮食，没人直接提分田。严宏昌见气氛僵住，干脆把话挑明：土地分到各家，收成先保证国家的，再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归自己，但出了问题也由签字者承担。
屋里安静下来。
严俊昌负责组织，严宏昌负责推动，严立学则提供了落笔和见证的条件。那份承诺书写得很简单，文字也不漂亮，却把18户人家的名字和手印留了下来。没有印泥，就用红颜色按手印；没有正式纸张，就撕下作业本的一角。
这件事很快传到公社。严俊昌被叫去询问时一度不敢承认，后来还是说了实情，并被公社扣留了4天。消息随后逐级上报，直到1980年5月，相关争议才算真正平息。小岗村的做法没有立即得到明确认可，却在实践中显示出粮食产量变化。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插曲。1982年，新闻电影制片厂导演到小岗村寻找那份契约，严立学把原件交了出去，用于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1983年摄制组再次来到村里，严宏昌发现契约内容与会议决定并不完全对应，提出应当重新书写。
于是，现场又出现了两份文本。严俊昌后来解释说，严立学写的是原件，严宏昌写的是复写件。由于流传、保存和拍摄使用等环节，后来展出的究竟是哪一份，曾引起三人之间的分歧。这场争论反而说明，那张纸并非神话道具，而是几位当事人共同承担风险的历史凭证。
2004年，有记者再到小岗村采访时，发现村庄仍没有彻底摆脱贫困。有人提醒，那里有政治意义，却未必已经具备同等的经济成绩。这个现象并不能简单解释为“大包干”无效，也不能拿其他村庄的发展模式作单一答案。资源、人才、区位、产业和治理方式，都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后来道路。
但在1978年的那个冬天，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面对的只有一件事：下一季庄稼究竟怎么种，村里人还能不能吃饱。三个人分工不同，却共同把一场口头争论变成了纸上的承诺，也把小岗村推到了农村改革最早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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