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省主席后转入军队，定为正军级、授少将军衔，是低了还是高了？

1955年9月27日，北京，国务院公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名单中，罗成德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觉得奇怪：一位曾经担任省政府主席的人，转入军队后按正军级套定，怎么只授少将？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省主席”三个字。地方行政职务和军队军衔，并不是一张表格上下对应。军衔评定要看革命资历、长期职务、军队经历，也要看实际承担过什么工作，尤其不能绕开战场指挥和部队建设这两个分量。

罗成德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他长期活跃于地方，却又始终没有脱离军事斗争的大环境。

1927年5月，白色恐怖笼罩陕北。罗成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基层组织工作，担任过县区委干事、区委书记，并参与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那支队伍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创建，罗成德曾任第十七支队指导员。

他的长处，很快显现出来。

土地革命时期，罗成德更多承担群众工作和地方政权建设，做过县苏维埃副主席、陕北省粮食部长、陕北省苏维埃裁判部部长。这些职务听起来不如前线指挥员显赫，却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能不能站住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富县县委书记、县长。富县当时存在国民党行政机构，地方上形成了复杂的“双重政权”局面。罗成德没有简单采取对抗方式，而是发动群众，依靠统一战线政策，公开揭露顽军制造摩擦的行为，逐步争取到合法行政地位。

这类工作，难做，也容易被忽视。

1941年，罗成德兼任定边城防副司令，但他的主要职责仍是三边专区行署督查公署专员，核心任务是地方治理和后勤保障。兼任军职，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独立带兵作战的军事主官，更多是为了让地方与部队能够互相配合。

当时三边地区遭遇旱灾，陕甘宁边区又受到封锁，军队粮食和百姓生活都十分紧张。定边盛产食盐，罗成德便组织打盐、运盐、销盐，把盐业生产变成支撑军民生活的重要渠道。

有人问：“盐运出去，真能解决这么大的困难吗？”

在当时，答案是肯定的。食盐换回粮食和物资，既帮助部队维持供应，也使百姓有了谋生渠道。罗成德还要应对马鸿逵部队对边区的进犯，地方生产和军事防务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得不说，这种工作同样考验组织能力，只是它不容易被归入传统意义上的“战功”。

抗战胜利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抽调干部进入东北。1946年3月，罗成德率领一百多名干部出发。由于山海关、锦州等要地已经被占领，队伍无法按原计划进入东北腹地，他后来被留在热河工作。

这一次变动，反而让他的地方专长有了更大施展空间。

罗成德先任热河省民政厅厅长，后任省政府副主席。热河地处战略要冲，部队作战、政权接收、粮食供应都需要地方政府迅速运转。1948年，他兼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负责筹集粮食等军需物资，为大规模作战提供保障。

他的军职因此增加了，但性质仍然以后勤和地方支援为主。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基本获得解放，罗成德调任辽西省政府主席，并参与平津战役后期的地方组织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后，他又回到热河，担任省政府主席，直到1952年。

这段经历说明，他不是没有军队工作经验，而是没有形成以野战指挥为中心的军旅履历。他做的是政权建设、粮食筹措、生产组织、交通运输和军民协调。这些事情对战争不可缺少，却很难与纵横战场的兵团指挥员放在同一尺度上比较。

1952年，军队评级和地方干部定级同时展开，为实行薪金制度以及后来评定军衔作准备。罗成德当时担任省政府主席，行政级别定为七级。这个级别并不低，大体可与中央局副秘书长等职务相比较。

同年，他由地方转入军队，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按照当时的套级办法，他属于正军级。问题也由此产生：正军级干部，为什么授予少将，而不是中将？

原因在于，正军级是职务等级，少将是军衔，两者存在联系，却不是机械对应。1955年评衔时，军队干部的战争经历、指挥层级、战役贡献和长期军职，都要综合衡量。罗成德资历深、地方工作能力强，且对根据地建设和后勤保障有实际贡献；但他的军队职务大多属于兼任或后方岗位，缺少长期统率野战部队、独立指挥重要战役的经历。

同为正军级，有人长期在前线担任军长、兵团级指挥员，战绩十分突出；有人则主要从事地方政权和后勤建设。职务等级相同，军衔结果并不必然相同。

因此，罗成德授予少将，既不是对其革命资历的否定，也不是“省主席”身份被压低，而是军衔评定对其军队经历作出的综合判断。以他的履历看，少将属于相当稳妥的结果：资历和贡献得到了体现，缺少前线统兵战绩这一点，也没有被刻意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