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9年，黑龙江牡丹江海林横道河子的俄国人把野生东北虎当宠物饲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横道河子镇圣母进堂教堂的尖顶投下长长的影子。

苏联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斯克沃佐夫中将站在教堂门前，面前是垂首列队的日本关东军军官。

投降仪式正在举行——从这一天起，这座因中东铁路而兴起的小镇换了主人。

而此时，在横道河子以南十八公里的山间，罗曼诺夫卡村的四十户俄侨正站在自家木屋前，向同一个方向张望。

他们知道，有些东西要结束了。

只是没有人说得清，结束的究竟是一个时代，还是一整个村庄的命运。

这一切的开始，要往前推将近十年。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份申请书由卡卢金四兄弟之手，递到了横道河子的白俄事务局。

四兄弟是旧礼仪派教徒，以务农和狩猎为生。

申请书上的措辞恭敬而坚决：“我们是卡卢金的四兄弟，是递交了附件的俄罗斯团体的代表。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是旧礼仪派），共同的祖国和职业（农民-猎人）。

我们热切希望生活在一起，为人民、社会和这个国家服务。

因此我们恳切地请求，租给我们一块适合耕作和建村的土地。

我们不需要警方的帮助或特别保护，我们只希望获准在当局监管下持有步枪和武器，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建立一支自卫力量，以对付土匪团伙。”

伪满洲国当局批准了申请。

近十户旧礼仪派俄侨获准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林开荒建村。

村子被命名为“罗曼诺夫卡”——以纪念被处决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这个命名耐人寻味：旧礼仪派在十七世纪尼康改革后遭到沙皇政权长达两百多年的迫害。

但尼古拉二世一九〇五年的宗教宽容敕令、他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旋风式巡游、以及最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殉难，让他在旧礼仪派眼中洗清了祖先的罪孽。

于是，一群三百年来不断逃离沙皇专制的人，在满洲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以沙皇王朝命名的村庄。

横道河子站是东清铁路东部线上的一座车站，开站于一九〇一年。

中东铁路的修建让这个原本人烟稀少的山坳骤然热闹起来。

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大量涌入，修建了火车站、教堂、酒厂和医院。

到一九三〇年代，横道河子已成为重要的铁路枢纽。

而罗曼诺夫卡村，就坐落在横道河子车站以南十八公里的张广才岭东麓。

张广才岭并非人名，而是满语“吉祥如意”的音译。

岭上森林茂密，岭下溪流纵横。

旧礼仪派村民在这里砍倒树木，搭建起一座座带有俄式风格的小木屋。

木屋散落在田野之中，远山绵延起伏，白云悠悠。

罗曼诺夫卡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周围是耕地、干草地和草地。

蜿蜒的横道河从村边流过，河岸上立着电线杆。

远处能看到铁路线的轮廓——那是他们与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

这些旧礼仪派村民大多来自苏联滨海边疆区。

一九三〇年代，为逃避集体化运动，他们携家带口秘密离开，趁夜色偷越乌苏里江，在中苏边境不远的张广才岭一带定居下来。

除罗曼诺夫卡外，他们在哈尔滨以东还建立了西林河、科洛姆博、奇皮加等几个村庄。

日后，这些俄侨在俄罗斯人中被统称为“哈尔滨人”。

到一九三九年，罗曼诺夫卡村已初具规模。

村里约有四十户人家、一百五十名居民。

村民以农耕和狩猎为生。

他们恪守旧礼仪派的教规，生活勤劳简朴，一切自力更生，很少与外界交往。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日本东京土地开发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山添三郎多次走访罗曼诺夫卡，拍摄了大量照片。

这些照片后来编成了一本厚重的画册《罗曼诺夫卡的日子》。

山添三郎的镜头，定格了一九三九年罗曼诺夫卡村的日常——那些画面中的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夹缝里。

庄稼成熟的季节，罗曼诺夫卡的田间一片金黄。

村民们戴着宽檐的遮阳帽，正在使用俄罗斯传统农具收割庄稼。

长柄镰刀在阳光下划出弧线，麦秆应声倒下。

收获的庄稼运到农场后，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在利用简易的机械脱粒，有的在搬运秸秆，还有的在整理堆垛。

这些秸秆一部分成为家庭燃料，一部分成为牲畜过冬的饲料。

一对夫妻正在田里劳动。

丈夫使用木叉将干草堆成草垛，妻子手握一根长柄农具站在旁边。

摄影师为了画面构图更加协调，有意将一把钉耙倒插在地上。

远处，一名精神矍铄、留着长胡子的老人站在翻耕过的土地上，身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布袋，伸手做出播撒的姿势。

布袋里装的是种子还是肥料，已无人知晓，但老人脸上的专注神情却清晰如昨。

在前往村子的路上，摄影师遇到两个小女孩。

她们裹着头巾，穿着长裙，手里捧着新鲜的葵花头。

两个孩子一边剥着葵花籽往嘴里送，一边好奇地看着镜头。

葵花在东北的黑土地上长得高大茁壮，葵花头有人的脸盘那么大。

孩子们的手上沾满了葵花籽的碎屑，裙摆上还挂着田间的草籽。

村外的山坡上，一群年轻人正在合影。

有的穿着俄罗斯传统服装，有的则穿着西装和呢子的翻领长大衣。

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最前面，肩靠着肩，毫不掩饰地秀着恩爱。

西装是城里货，传统服装是母亲的手艺——两代人、两种生活方式的印记，在同一张照片里重叠。

五个小女孩在村口整齐地站成一排，为配合拍照。

最小的孩子有点心不在焉，正扭转身向后张望。

从孩子们轻松的神态来看，在这里生活还是比较惬意且富足的。

一名年轻姑娘手持木头容器站在有点泥泞的村道上，身后是带有栅栏的木质房屋。

姑娘裹着白色头巾，穿着带有花纹的上衣和白色围裙，神态从容。

木头容器是俄罗斯农村常见的生活用具，用来盛放牛奶或浆果。

一户人家在庭院里合影。

这个家庭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丈夫看上去精明强干，妻子已经开始发福。

两个小姑娘和她们的弟弟站在一起，弟弟戴着圆顶的小礼帽。

旧礼仪派教徒重视家庭，孩子多被视为上帝的祝福。

这些俄罗斯人的穿着打扮整洁漂亮——即使在偏远的满洲山村里，他们也保持着故土的衣着习惯。

一名年轻的母亲抱着猫，靠在木柜子上用脚晃动摇篮哄孩子睡觉。

房间里布置得非常干净，铺着地板。

女子可以光着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地板在当时的东北农村是稀罕物，多数中国农家还是泥土地面。

另一名年轻母亲怀抱着婴儿，神情沉静地看着镜头。

怀里婴儿头上的软帽装饰有蕾丝花边，裹着条纹毛毯。

蕾丝花边是母亲亲手钩的——旧礼仪派女性的手工艺在流亡中也没有丢掉。

窗前，一名年轻女子埋头刺绣，面前的几案上摆着鲜花，一只猫安静地趴在窗台上晒着太阳。

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照在绣绷上，照在猫的背上，也照在女子低垂的睫毛上。

母亲坐在纺线的装置前，手里拿着线锤，女儿抱着玩具站在旁边。

靠墙的小床上堆放着被子和抱枕。

房间不大，同样非常整洁。

刺绣、纺线、缝纫——这些是旧礼仪派女性的日常技艺。

她们用双手维系着家庭，也维系着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

村子里的铁匠正拿着铁锤在铁砧上加工一件金属制品。

铁匠的神情非常专注。

农具需要修理，马蹄需要钉掌，生活离不开铁匠铺里的炉火和锤声。

罗曼诺夫卡村宛如世外桃源一般，村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他们种粮食、养牲畜、打铁、纺线、刺绣，几乎所有生活所需都能在村内解决。

旧礼仪派教徒以勤奋和团体精神著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这种品质让他们活了下来。

然后，是那张照片。

一家人站在庭院里。

丈夫、妻子、三个孩子——以及两只幼虎。

幼虎被抱在怀里，像猫一样温顺。

阿尼西姆·伊万诺维奇·卡卢金向妻子叶莲娜·伊萨耶夫娜和女儿伊琳娜展示捕获的老虎幼崽——那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的某个时刻。

照片中的老虎幼崽还很小，皮毛上的斑纹尚未完全显现。

旧礼仪派村民以狩猎为生，猎取的动物有老虎、黑熊、狼、狍、兔等。

他们除务农以外，还在铁路或木材加工企业当杂工，从事狩猎和捕鱼，包括捕捉老虎运往世界各地的动物园。

一只活老虎可以卖个好价钱，所得钱款会分配给每一户家庭。

老虎幼崽在出售之前，就养在村民的家里。

幼虎和孩子们一起长大，在木屋的院子里爬来爬去，像猫一样蹭着人的腿。

村民们把幼虎抱在怀里拍照——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纪念一笔即将到手的收入。

但对于一个习惯了与熊和狼打交道的民族来说，养两只虎崽，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添加了一点额外的麻烦。

毕竟这里是张广才岭——东北虎出没的山林。

对于旧礼仪派猎人来说，老虎既是猎物，也是邻居。

他们捕捉老虎，却不敬畏老虎；他们饲养虎崽，却从不把它们当作家人的一部分。

老虎终究是要卖掉的。

虎崽会长大，会变成无法控制的猛兽，会被装上火车运往某个遥远的动物园。

但在那之前，在罗曼诺夫卡的庭院里，虎崽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

一九三八年，捕捉老虎的是谢苗·卡卢金；一九三九年，是老伊万·卡卢金；一九四〇年，是萨佐·费费洛夫；一九四一年，是格奥尔吉·谢列德科夫。

捕捉老虎的配额由各家轮流承担。

这是村庄经济的一部分——就像轮流放牧、轮流收割一样自然。

日本学者山添三郎在罗曼诺夫卡做了大量调查。

伪满洲国的殖民当局、研究者、博物馆工作人员、艺术家和记者数百次造访这个村庄，有些甚至长期驻扎。

日本人想借助这些俄侨迅速扎根的经验，帮助日本农民开拓满洲。

罗曼诺夫卡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旧礼仪派教徒如何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社区。

旧礼仪派是十七世纪俄国东正教分裂的产物。

一六五三年，牧首尼康推行礼仪和经书改革，反对者从统一的东正教会分裂出来，被官方称为“分裂分子”，他们自称为旧礼仪派。

在罗曼诺夫王朝教俗两界的联合镇压下，旧礼仪派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或逃亡国外。

三百年间，他们不断向俄罗斯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境外迁徙。

这些坚守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的捍卫者，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一直被俄罗斯官方教会和国家迫害。

罗曼诺夫卡的旧礼仪派属于“小教堂派”——他们的木制教堂没有神父。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教会改革剥夺了他们的司祭职位和圣体圣事。

但两三百年的流亡生涯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边缘生存。

苏联的集体化暴力让沙皇的迫害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从西伯利亚迁到远东，从远东跨过边境进入满洲，在张广才岭的山林里找到了暂时的安身之所。

这个“暂时的安身之所”，持续了不到十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苏军三个方面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八月十三日，苏军第二十六军占领横道河子。

斯克沃佐夫中将在圣母进堂教堂主持了受降仪式。

八月十七日，集团军从牡丹江沿中东铁路向西推进，解放海林和横道河子。

八月十八日，横道河子驻地的日军武装解除。

苏联红军来了。

对罗曼诺夫卡的村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中多数人正是从苏联逃出来的——为逃避集体化，为逃避迫害。

现在，苏联红军追到了满洲。

村民开始再次迁徙。

有人去了俄罗斯，有人去了美国，有人去了澳大利亚。

村庄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凋零。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大部分村民陆续离开。

最后的四户居民于一九六三年离开中国。

一九五〇年代，罗曼诺夫卡村基本荒废。

木屋的屋顶塌了，院墙倒了，田里长满了荒草。

俄式木结构建筑仅存两座，旧礼仪派教堂的遗址尚存，拆下来的木料就堆积在遗址近旁。

当年的罗曼诺夫卡村，如今叫作柳树屯。

村里已没有俄侨——一个都没有了。

然而，罗曼诺夫卡的故事并没有完全消失。

日本东洋书店于二〇〇七年出版了阪本秀昭的专著《旧“满洲”俄罗斯人村的人们——罗曼诺夫卡的旧礼仪派教徒》。

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也相继有研究著作问世。

山添三郎拍摄的照片曾在莫斯科展出。

俄罗斯学者甚至追踪到了照片中几乎所有人物及其后裔的下落——他们的足迹遍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美国和澳大利亚。

连照片中的婴儿都被确认了姓名。

但中国学界几乎遗忘了这件事。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专家刘魁立曾多次到访牡丹江及横道河子，向能够找到的相关人士问询，“所有的人都毫不知情”。

牡丹江、海林、横道河子的地方志以及媒体中，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刘魁立与牡丹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考察组，进入柳树屯考察。

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老人对罗曼诺夫卡尚有清晰的记忆。

二零一七年再次考察时，又发现了四位老人，他们都曾在俄侨最后外迁前和这些村民有过接触，还依稀记得当年的诸多情景。

五个人。

整个牡丹江地区，只有五个人还记得那个曾经存在过的俄罗斯村庄。

横道河子镇至今保存着二百多处俄式建筑。

机车库、圣母进堂教堂、铁路大白楼——这些建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游客从哈尔滨乘高铁向牡丹江方向，一个半小时后钻出张广才岭，就到了横道河子东站。

站台上下来的人很少会知道，十八公里外的山林里曾有一个叫罗曼诺夫卡的村庄。

更少有人知道，一九三九年，那里的俄国人曾抱着两只虎崽拍过一张合影。

圣母进堂教堂依然矗立在横道河子镇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斯克沃佐夫中将在教堂门前接受日军投降时——罗曼诺夫卡的村民们可能正在自家院子里，看着苏联红军的队伍从山下经过。

他们或许已经收拾好了行装，或许还在犹豫要不要离开。

木屋的烟囱里还冒着炊烟，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完，虎崽已经被卖掉了，换了钱，装进了某个人的口袋里。

村庄的消失不是一瞬间的事——它是一点一点空掉的。

一家人走了，又一家人走了，最后只剩下空屋和荒草。

二〇一七年，考察组在柳树屯找到的那几位老人还记得：当年俄国人走后，房子空了，院子荒了，老虎也没了。

俄罗斯学者确认了照片中每一个人的名字——阿尼西姆·卡卢金、叶莲娜·卡卢金娜、小伊琳娜·卡卢金娜。

但名字是名字，生活是生活。

一九三九年夏天，那个抱着虎崽站在庭院里的男人，不会想到六年后自己会再次踏上逃亡的路。

那个坐在窗前刺绣的年轻女子，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她绣花的木屋会变成一堆废墟。

那两个捧着葵花头走在村路上的小女孩，不会想到她们的村庄会在史书上消失得如此彻底——仿佛从未存在过。

横道河流水依旧。

张广才岭上的云依旧飘着。

只是木屋没了，教堂没了，虎崽没了，人都走了。

只剩下几张发黄的照片——山添三郎按下快门时，并不知道自己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日常，而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的最后剪影。

那些抱着虎崽的俄国人，那些戴着宽檐帽收割的农夫，那些在窗前刺绣的女子——他们站在一九三九年的阳光下，站在历史的悬崖边上，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