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收留一对乞丐兄弟，30年后再次相见，他说：你还可以叫我大哥

1919年冬，湖北汉口码头附近，26岁的毛泽东在旅店门口停下脚步，目光落在一个瑟瑟发抖的少年身上。少年衣衫单薄，脸色苍白，已经饿得没有多少力气。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相遇，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毛泽东走近询问：“你是哪里人，家里人呢？”少年抬头回答，自己没有家，曾在酱园和玻璃厂做工，受不了打骂和欺压，便趁着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开，逃了出来。

这个少年原姓潘，后来被送到许家，改名许志行。他十一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续弦后对他十分冷漠，年纪尚小便被送去做工。所谓学徒，实际上只是廉价劳力，天不亮就起身，深夜仍不能休息。

在酱园里挨打，在玻璃厂受工头驱使，许志行没有真正选择生活的余地。听说北京有工人和学生起来抗争，他便想着北上寻找出路。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没有盘缠，也不懂长途行路的艰难，只能一路乞讨，辗转到了汉口。

毛泽东听完他的经历，没有把这看成一个普通的乞丐故事。他让少年上楼吃饭，又拿出钱替他买船票，劝他先回去安顿。临行前，毛泽东告诉他，读书的事情可以想办法。

这句话，许志行记了许多年。

毛泽东前往北京后，仍惦记着这个无家可归的少年。回到长沙主持学校工作期间，他创办成人高小补习班，专门接收那些因贫困失学的青年。随后，他写信让许志行来长沙，给他交学费，还解决日常生活所需。

在毛泽东身边，许志行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被人买来卖去的“工具”。毛泽民、毛泽覃也把他当作弟弟。逢年过节，别人都有家可回，许志行便跟着毛家兄弟回韶山，学着听当地口音，也在田间做些力所能及的活。

真正的改变，不只是一顿饭和几块钱。补习班里的学习，使许志行逐渐明白，自己的遭遇并非单纯因为碰上了几个恶人，更与当时贫苦劳动者没有受教育机会、缺乏人格保障有关。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思想也从“逃离苦日子”转向思考如何改变造成苦难的社会。

许志行曾想报考湖南第一师范，但学校当时不招收外省学生。毛泽东便建议他报考浙江师范，并表示学费由自己设法解决。许志行舍不得离开长沙，毛泽东却劝他：“有了本领，走得远些，路才会更宽。”

许志行后来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校园里传播进步思想。可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这一断，就是二十多年。

许志行辗转到厦门、上海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因为自己曾经失学，他格外珍惜课堂，也格外关注贫困学生。毛泽东则长期处在战争和革命斗争之中，无法公开寻找这位失散多年的“弟弟”。双方只能各自生活，彼此牵挂。

1949年上海解放后，许志行终于鼓起勇气写信。他担心毛泽东身居高位，或许早已忘了当年的穷孩子。毛泽东收到信后十分高兴，回信邀请他到北京相见。只是由于工作等原因，这次见面一直拖到1957年。

那年暑假，许志行乘火车北上。几十年前，他曾靠乞讨向北京方向流浪；这一次，他凭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买了车票，堂堂正正走进了北京。身份变了，心情却依旧忐忑：多年不见，大哥还认得自己吗？

中南海见面时，许志行恭敬地称呼：“主席。”毛泽东笑着打断他：“你还可以叫我大哥，叫润之兄也行。”一句话，让隔了三十年的距离顷刻缩短。

毛泽东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得知他一直从事教育，便表示教师肩负着培养后代的重要责任。交谈中，两人还谈起毛泽民、毛泽覃。得知两位兄长早已牺牲，许志行悲痛不已，那个曾经同桌学习、共同生活的家庭，已经少了两个人。

此后，许志行继续任教，极少向外人提起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也通过书信关心他的工作，鼓励他把教育做好。那些信件被许志行妥善保存，成为他晚年最珍重的物品。

1976年9月，许志行从广播中得知毛泽东逝世，悲痛难抑。对他而言，毛泽东不仅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也是那个寒冬里请他吃饭、替他买船票、给他读书机会的大哥。这个称呼，跨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也没有因身份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