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条命换他一条命，他这条命，比死了还难受。

八百红军人间蒸发67年！贵州老农一句话揭开惊天内幕：他们集体跳崖了！八百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影。

中央派了一拨又一拨的人去贵州寻，山路走了无数遍，村子访了一个又一个，连尸首都没见着几具。这事儿悬了整整六十七年，快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疙瘩了。哪知道2001年，贵州一个偏僻的山窝窝里，一个快咽气的老头子，几句断断续续的话，就把这桩天大的悬案给破了。八百红军，一个没剩，全是从悬崖上跳下去的。一个活的都没留。

那天清晨的雾，浓得化不开。十步开外，人脸都瞅不真切。山崖上，枪声跟放了鞭炮似的响了一阵，就稀稀拉拉地歇了。不是敌人发了善心，是52团战士们的枪膛，空了。田海清团长，胳膊上让子弹咬了一口，血顺着袖管往下淌，他就拿条破绑腿胡乱缠了缠，身子往崖边的大石头上一靠，喘气都费劲。几个半大的兵围着他，手里就攥着两三颗手榴弹，那是他们最后的家底儿。

山下头，民团的头目扯着嗓子喊话，那口土话听着就让人来气。让投降，说国军管饭。更可恨的是，他们拿老百姓顶在前面当肉盾。雾里头，田海清瞅得真真儿的，有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有抱着娃的妇女，被那些兵痞子推推搡搡地往前赶。他那个恨啊，牙都快咬碎了。身边一个脸上还挂着稚气的小兵，哑着嗓子问咋办，手里的枪早就砸石头砸断了，成了一截废铁。

田海清没言语，眼睛瞅向师长龙云。龙云两条腿都叫枪子儿穿了，血糊糊地坐在地上，正拿一把刺刀在青石板上划拉。划完了，他抬起头，那脸上居然挂着笑，平静得吓人。他说老子们是红军，死也得死个明白。石头上刻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字，跟党走。

就这三个字，跟一把火似的，把每个战士的心都给点着了。不晓得是谁起的头，哼起了那首曲子，声音蚊子哼似的，调子也跑得没边儿了。可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嗓子都跟了进去。最后，整个崖顶上都飘着那歌，低沉沉的，跟闷雷一样滚过。山下的嘈杂声，竟被这歌声给压了下去，那些推搡百姓的民团，手也停了。

田海清猛地站直了身子，攒足了平生最后的力气吼了一嗓子。让同志们记住自己是谁，记住为啥打仗。话没落地，他转身就朝着那万丈深渊，头一个跳了下去。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身影，跟下饺子似的，没有一丁点儿犹豫，没有一声哭喊，就那么直挺挺地坠下去了。深谷里传来沉闷的落地声，一声接一声，闷得人心里发慌，像远山的雷，一下下砸在心口上。

还有几个重伤的，爬都爬不起来了，硬是用手肘撑着，一寸一寸地挪到崖边，跟着滚了下去。最后，就剩下龙云和那个吹号的小鬼何步荣。龙云拍了拍何步荣的肩，说小鬼你还小，得想个法子活下去，把今儿个的事，告诉后人，告诉他们红军是怎么死的。说完，他把何步荣往崖边一处长满野藤子的凹坑里一推，自己撑着刺刀，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他整了整那顶早就破得不像样的军帽，一步一步，走得稳稳当当，朝着悬崖边去了。那背影，不像去赴死，倒像是去参加一场庄重的阅兵式。

何步荣缩在藤子后头，两只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眼泪和着脸上刮破的血水，糊了一脸。他不敢出声，连气儿都不敢大喘。他就那么眼睁睁看着，等雾散了，敌人上了崖顶，围着一圈空荡荡的崖边骂骂咧咧。那些兵痞踢着扔在地上的破枪，捡走了几个空粮袋，又朝着崖下胡乱放了几枪，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下山去了。

一直捱到天擦黑，何步荣才敢动弹。他的腿摔折了，每挪一下，都跟刀子在骨头缝里搅一样。他记不得自己爬了多久，最后是疼晕在一条山涧边上的。等他再睁开眼，已经躺在一户农家的土炕上了。一个老汉正拿草药给他敷腿，啥也没问，就叹了口气，说好好养着吧，这年月，能活着就是天大的福分了。

打那以后，何步荣就死了。世上只剩下了陈世荣。他把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一件不留全烧了，就偷着藏了那把军号和那截绑腿布。他娶了媳妇，生了娃，跟所有山里人一样，弯腰种地，上山砍柴。可每年农历的九月廿八，天不亮他就得起身，一个人爬上那道悬崖，在当年战友们跳下去的地方，一坐就是一整天。他不说话，连纸钱都不烧，怕那烟，会引来不该来的人。

六十七年啊，他见过好几拨来寻访的人。有地方的干部，有穿军装的军人。每回他都躲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手攥得紧紧的，指甲都掐进肉里了。那些话在嗓子眼里翻来滚去，到底还是被他一口一口咽了回去。他怕啊，不是怕死，是怕说出来，会连累了当年收留他的那个村子，会惊扰了崖底下那些早就化成泥土的弟兄们。

直到2001年的秋天，他觉着自己大限到了。那天他又上了山，碰上了县里来的杨又铸。何步荣瞅着眼前这个陌生人，那双眼睛里头，满是诚恳。就那么一下，六十七年的堤坝，垮了。六十七年的守口如瓶，六十七年的日日夜夜，跟山洪暴发一样，全倒了出来。

屋里头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啪啪地爆花。他那个五十多岁的儿子，扑通一声就跪在床前头，哭得跟个娃似的。这个当儿子的，活了半辈子，竟一丁点儿都不知道，他这个闷葫芦一样的爹，这个老是望着大山出神的爹，心里头，竟藏着这么一座沉重的大山。这山，压了他整整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