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持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选时，李济深的名字被提了出来。会场里并非一片赞成声，有人当场提出疑问：这个人曾经参与过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还杀害过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让他担任新政府副主席？
这份疑问并不突然。那段血债，许多老同志记得很清楚。1927年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主持或支持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镇压，广州一度血雨腥风。对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说，李济深不是一个普通的旧军人，而是曾经站在对立面的人物。
有人甚至认为，功劳再大，也不能拿来抵消这样的罪责。会场上的反对意见，反映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革命队伍对历史责任的严肃态度。新政权即将成立，副主席人选必须经得住政治和历史的双重检验。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回避李济深过去的错误。据相关回忆，谈及往事时，李济深曾说：“我过去杀过共产党。”毛泽东没有简单否认，而是回答：“此一时，彼一时。”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既没有抹掉旧账，也没有把一个人永远钉死在旧账上。
真正改变李济深政治位置的，并不是一句宽慰的话，而是他后来一次次与蒋介石决裂的行动。
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军准备沿铁路南下增援，革命党人在铁路交通线上展开破袭。关于李济深参与炸毁漕河铁路桥的记载，后来流传很广。无论细节如何，这段经历说明，他早年确实参加过反清革命，并非后来才临时转向。
进入民国后，李济深在粤军中逐渐崭露头角。邓铿曾邀请他到广东任职，两人关系密切。李济深治军和办学都很有影响，叶挺、叶剑英、薛岳、陈诚、陈济棠、蒋光鼐等人，都曾受到过他的影响。孙中山也比较器重他，邓铿遇刺后，李济深接掌粤军第一师，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担任教练部部长。黄埔早期校史中，常把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李济深并称为重要人物。周恩来虽然担任政治部主任，却属于另一条政治和思想工作系统。由此可见，李济深在国民革命军早期并不是边缘人物，而是握有军权、教育资源和政治声望的实力派。
但也正因为身处高位，他在1927年的选择造成了严重后果。李济深起初并不赞成大规模屠杀，曾主张把共产党人排除出国民党体系，却没有阻止事态向暴力镇压发展。政治风向一旦转变，妥协和观望最终也可能变成实际支持。这个错误，不能轻描淡写。
转折发生在1933年11月。李济深与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们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试图同中央苏区建立联系，形成赣闽合作的反蒋局面。
遗憾的是，这次合作没有成功。福建事变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最终失败。李济深因此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政治道路也由此彻底改变。虽然他曾经反共，但在反对蒋介石独裁这一点上，已经与共产党出现了新的交集。
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手中兵力有限，政治影响却仍在。1944年，他回到广西苍梧，组织抗日力量。日方曾试图拉拢他，许诺让他出任华南傀儡政权的首脑。李济深拒绝了这条路，并斥责来人：“我不是汪精卫。”这件事传开后，连蒋介石也承认，李济深没有走上投敌卖国的道路。
1948年1月，李济深在香港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他公开反对蒋介石继续独占国民党名义，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反对内战。此时的李济深，已经从国民党旧军政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转变为反蒋民主力量的代表。
因此，毛泽东提名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不是替他洗刷1927年的责任，更不是忘记那些牺牲者，而是依据他此后反蒋、抗日和参加民主革命的实际行动作出政治判断。周恩来等人所做的工作，也不是要求大家“算了”，而是说明一个人应当放在完整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李济深当选副主席。与他一同担任副主席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和高岗。这个安排本身，也体现了新政权对不同政治力量、不同历史经历人物的统合。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他留下的诗句中有“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这位曾经犯过严重错误、后来又走向反蒋与民主革命阵营的旧军人，最终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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