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世界抢着买，内需为什么起不来？答案是把蛋糕分给普通人

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只能用“强悍”二字形容。

今年前7个月，中国外贸顺差达到惊人的6873亿美元。回望去年，全年顺差更是突破1.2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36.6%。从义乌的小商品到深圳的高端电子，从伦敦的街头到纽约的商圈，全世界都在“买买买”中国货。

在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日益焦灼的隐忧：内需起不来。

最近，美国财长贝森特在G20会议上甩出一句颇具攻击性的言论：“你们内需起不来，就拿全世界当消化池。”这话虽然刺耳，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客观上却戳中了中国经济结构深处的一个痛点——当我们的生产能力足以席卷全球时，为何本国的消费引擎却显得有些温吞？

在讨论内需之前，必须先看清外需求的强劲程度，因为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才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

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飙升至9900多亿美元，制造业贸易顺差更是高达1.93万亿美元，占全球制成品顺差总额的64.8%。这是一个近乎垄断的数据。换句话说，全球制造业的顺差里，将近三分之二都流向了中国。

这种外需的爆发力，正在深刻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据测算，“十四五”前四年，外需拉动GDP增长达到0.77个百分点，是“十三五”时期年均0.08个百分点的近10倍。

进入今年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总需求的贡献率更是达到31.2%。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这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供强需弱”格局：生产端热火朝天，机器轰鸣，集装箱一箱箱运往海外；但消费端却相对冷清，内循环的节奏跟不上外循环的速度。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仍在依赖外部的“消化池”来平衡巨大的产能。

内需起不来，问题出在哪里？很多人直觉上认为是投资过剩，但通过数据拆解会发现，症结其实在于消费。

从宏观数据看，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40%。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显得格外刺眼。美国居民消费率长期维持在60%以上，即便是G20其他19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也比中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

消费率的低迷，并非中国老百姓不爱消费，而是被三个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死死压制。

第一，钱袋子的问题：国民收入分配的倾斜。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钱何谈消费？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约6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至8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国家创造的财富中，切给老百姓的那一块相对较小。

居民收入的来源也过于单一。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不到9%。在发达国家，老百姓兜里的钱很多来自股市分红、房产租金、理财收益等。而在国内，股市波动大、理财收益下行、房租回报率低，导致居民“钱生钱”的渠道狭窄。大量的财富沉淀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变成了储蓄和投资，而没有转化为居民手中的现金流入。

第二，人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与“半城市化”。

202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仍高达2.34倍。更关键的是，中国有约3亿农民工群体。这部分群体虽在城市工作，创造了巨大的产值，但多数未能实现“举家迁徙”。

这种“单身打工”模式极大地压缩了消费结构。一个人在城市，往往是“生存型消费”，吃饱穿暖即可；只有当全家在城市定居，才会产生对教育、医疗、家政、住房改善等庞大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需求。目前的城市化质量，限制了消费升级的空间。

第三，信心的问题：房地产的负财富效应。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是中国家庭财富的主要蓄水池，也支撑着信贷消费的扩张。但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房价下行带来的资产缩水效应明显。

对于拥有房产的中国家庭来说，房子不仅是住所，更是身家性命。房价下跌，意味着家庭总财富的蒸发，这种“负财富效应”直接导致了居民的防御性储蓄心理加重。“有钱不敢花、有钱存银行”，这种心态在当下极为普遍，严重压制了即期消费意愿。

在探讨内疲软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消费率低代表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其实不然，我们需要客观看待这一现象。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全球排名虽然在100名开外，但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耐用消费品保有量、生活便利程度，却显著高于不少消费率更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这种反差的根源，在于“价格差异”和“体制优势”。中国教育、卫生、居住服务的价格，仅相当于美国的54.2%、30.7%、32.2%。国家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和普惠定价，极大地降低了居民获得基本民生服务的实际成本。

此外，像覆盖全国的高铁网、极度普及的移动支付、发达的物流配送，这些基础设施带来的民生福祉，并没有完全以市场价格的形式计入个人消费支出，但老百姓却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因此，低消费率的本质，不是生活质量的匮乏，而是“赶超型发展模式”的历史惯性。从1978年至2025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了318倍，但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了394倍。投资长期跑在消费前面，这是几十年“重生产、轻消费”模式的深刻印迹。我们习惯了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把资源优先投入到工厂、道路和机器上。

内需起不来，症结不在产品，而在于分配；不在于生产端造不出好东西，而在于购买端的分配机制不顺畅。

中国制造不缺好产品，全世界都认可。但内需能不能起来，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决“分蛋糕”的问题。这包括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让打工人的工资涨得快一点；

二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让国家财富更多地流向居民口袋；

三是做实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网，让老百姓敢花钱、敢消费。

这是一场深层次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十五五”规划已明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这比单纯的“促销费”政策要难得多，因为它要求消费增速必须持续跑赢GDP增速。换句话说，消费不能只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而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2025年居民消费率达到40%，虽然比2010年的最低点回升了5个百分点，但依然任重道远。要把40%推向更高水平，我们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新型城镇化推进等方面打出组合拳。

只有当“世界工厂”成功地转型为“世界市场”，当中国老百姓能像全世界抢购中国货一样，释放出强大的购买力去享受中国制造的红利时，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出“依赖外消化”的焦虑，迎来内需与外贸双轮驱动的健康未来。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必答题，也是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最大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