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导演沈严：在真实的泥泞里，读懂法治来时路

来源：文汇报

它不是一部强调烧脑的悬疑剧，但对未来、对后续如何的悬念编织，异常扣人心弦。它也不是一部“码明星”的作品，却吸引了众多好演员作配角，哪怕只有一两场戏，其实都是向中国法律人致敬。

戏里戏外都引人奔赴，因为剧中勾勒的现实与未来，与我们同频。“很多都是从剧中年代走过的我的同辈人，因为真实经历过，所以真切感受来之不易。”导演沈严说，“许多创作者初衷一致，就是想把感同身受的距今不过三四十年却恍如隔世的往事告诉大家。”

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器》在CCTV-8黄金档和爱奇艺的首轮播出已收官，但随着一些社会新闻的披露、法律专业人士的解读，关于剧情的讨论仍持续回响。积极的反馈让沈严确信，创作值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位手握《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大考》等爆款热剧的导演不吝用极致定语形容《重器》，“这是我拍过的作品里，个人最喜欢的一部”。

创作者的偏爱，不单因题材稀缺——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重器》有若干“第一”，第一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指导，第一次聚焦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第一次清晰呈现从“流氓罪”存废到“疑罪从无”确立的法治演进脉络。还因为“第一”意味着无前作可参考，某种角度看，创作者与剧中人一样，都在“拓荒”中期待玉汝于成。尤其要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回望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突围，人物塑造、案例选取、尺度拿捏，千头万绪都靠摸着石头过河。“真实就是创作的底线。”沈严口中的真实，既指案件细节、司法程序、年代氛围等多维度的求真，“还有一层叫‘实事求是’，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了中国的重要思想理念，也是我们做这部剧的态度”。

大结局时，《重器》收束在1997年刑法大修。和不少观众一样，沈严也真切期待第二部开启，因为直面历史，客观地看待一路泥泞、一路前行，惟其如此，“知来路，更能明去处”。

时代与个体

《重器》的讲述始于特殊时间点：1979年7月1日。那天，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国家“一日颁七法”。但有法可依，尚不能直通良法善治，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从人才培育到观念普及，正待混沌中拓荒。

近乎系统性的重建怎么拍？沈严说，再宏大的叙事究其根本都是“人”。“人的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社会生活、与时代的连接，总是吸引我深入其中。”他记得两年多前第一次拿到剧本大纲时的激动，十万多字一气呵成地读完，个体在时代大潮下的顺流与逆流、奋力或无力，在心里深深留痕。如剧集开篇政法大学教授周一仆在黑板上写下“法律人”那般开宗明义，《重器》拍法治建设演进，就从法律人的浮沉开始。

主角团是五名法学院同窗毕业后奔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不同岗位的青年——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和陆则铭。跟随他们成长，北京、南余县、滨江市、别山监狱等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渐次铺开。沈严说，“除了首都，我们虚化地名，只想表达，那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五位青年连同随案例出现的角色，则是“一群人的缩影”，其中，固然有向现实妥协及受困于时代局限的人，更有一大批或理想飞扬、或踏实前行、或挺身而出、或咬定青山的“法的信徒”。“赵冬苓老师的剧本不回避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代价和阵痛，也不回避不同个体在追求公平正义时产生的争辩、博弈、无力，这些都是创作者的实事求是。”

比如满腔热血正义的陈一众，他学法、到基层实践、再度深造，直至参与修法，可19岁那年同学杜晓辉的遭遇连同薛春燕案的真相，直至剧终仍困扰着他。他警惕于特定历史时期“从重从快”判决的复现，却在自己正式工作后承办的第一案就不得不接受起点正义、终点脱轨的结果；他力主胡旭东“疑罪从无”，但从“有嫌疑即可定罪”到“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裁判意识尚在萌发中……

“许多如今已形成的法治共识，回到特定历史阶段再看，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能完成的。”沈严说，时间的重量沉淀出法治建设的筚路蓝缕，所以越发需要创作者逼近真实。七八年前，身为《因法之名》的导演之一，他与赵冬苓及最高检合作过。当时有位检察官告诉主创，不能把今天的公检法和昨天的割裂开，今天是从昨天一步步走来的。《重器》花笔墨还原在现实夹缝中追求清明理想的一群人、于法治奠基期破茧重生的一个时代，就是希望观众能藉由昨天步履艰难，读懂今天来之不易。

高光与痛点

《重器》播出时，弹幕里不时飘过“憋屈”“无力”。沈严很早就想明白，《重器》不是爽剧。“法，乃国之重器。重器之重，既是压舱石之重，也是每一步法治前行背后的重量。”

事实上，《重器》何止是不爽，很多时候，剧情让人很痛。邱阿桂案，表面是长期忍受家暴的受害者反杀丈夫，实则另有隐情。现实、陋习、偏见等诸多复杂因素叠加，结果叫人不胜唏嘘。夏英杰从来就理想澄澈，但她对梅芳的一时退让、她对尹平的一瞬心软，有些悲剧业已注定。正义虽迟但到，可郭达杰在生命尽头没等到真相的遗憾，闫继才沉冤昭雪时的喟叹，都是切肤的……

直面复杂过去，意味着会有与观众期待相悖的剧情出现，意味着可能会有观众因“不爽”而转身。“说不担心是假的，创作者不会无视观众。但如果都做同一类作品、写同一种语境下的台词，还有什么意思呢？”导演坦言，感谢出品方，让他有机会拍摄一部不以提供爽感为戏剧目的的作品，“确实有风险，但我们的创作是真诚的、问心无愧的”。

在片场，沈严和联合导演李江明数度落泪，“从拍摄到播出，有几场戏无论看多少遍，我都会眼眶发热”，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法律人，为法治信仰、人性光芒穿透惯性坚冰的时刻。

于和伟饰演的律师袁亦方在庭上据理力争，为“严打”期间替被告辩护的律师作辩。从“击鼓传花鼓声不停”到“总有一天它会停住”，慷慨陈词里，有破局之气、信念之坚，甚至不惜舍生取义的孤勇，但终究是对中国必定走上法治之路的确信。这段剧情，沈严每每提及便心潮起伏。感动了创作者的，也会触动观众。刑法学教授罗翔专门撰文、发视频，“头皮发麻，眼睛湿润”，他逐字逐句写下袁亦方辩护词，“法治的每一个小小进步背后，都有沉甸甸的故事”。

为邱阿桂量刑，法官方淑梅清晰感受法理刚性与人情温度间的撕裂，可她自身也被困在难堪的家庭原地。吴越进组前与导演反复讨论“救人者难自救”的人物逻辑，翻找当年影像资料，还找到基层法官体验生活。荧屏上的方审判长捍卫程序正义、法不容情，也展露法律人的仁慈与悲悯。

沈严眼里，法律人的高光并不限于庭前激辩的过程，也不限于“成功”的结果。袁亦方不求利益但求法治是高光，方淑梅为一家三代女性生活而计之深远的苦口婆心是高光，郭达杰在监狱岗位驻守半生、日拱一卒更是高光。无数法律人的微光连起来，铸就一部中国当代法治史。

现实与回响

让人深思的是，剧中一些情节发生在三四十年前，但即便经济社会发展、法治进程都已今非昔比，剧中事、当年事仍能映照现实。我们如何看待案件社会舆论的两面性等叩问，都在隔着时空与当下对话。

就在《重器》热播时，首播于九年前的《我的前半生》翻红，也在夏天隔空对接新的受众。沈严说，作品能被赋予新的观点、新的洞察，这是创作者之幸，“但是二创三创等，都是属于观众的，创作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而对《重器》，他的态度是特殊的。《重器》的意义，不在歌颂，而在铭记——它让今天的观众看见，法治中国不是凭空而来，那是一代代人用青春、热血，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地锻造而成。正如剧中台词：“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沈严说：“法治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法治建设也没有完成时。”国之重器，仍在锻造中，电视剧《重器》仍将继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