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化学家不洗手吃饭发现糖精，甜度是蔗糖300倍

俄国化学家下班不洗手就吃饭，吃出牛排有股怪甜味，冲回实验室挨个舔药剂发现糖精，甜度是蔗糖300倍！却因独吞专利和导师彻底闹翻

1878年6月的一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的俄国化学家康斯坦丁·法尔伯格忙完一天的工作，没洗手就回家吃饭-。他咬了一口面包，发现味道特别甜。叫来妻子一问，对方却否认多加了糖。他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确实甜。妻子尝了尝他碰过的餐具，却什么也没尝出来。甜味只来自他一个人碰过的地方。

这个细节很关键。如果法尔伯格当时用的是刀叉，而不是直接上手抓食物，他这辈子可能就跟糖精擦肩而过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天实验室里不止他一个研究员碰过同样的试剂，但别人要么好好洗了手，要么觉得食物有怪味只当是厨师的问题，嚼两口就咽了。只有他一个人撂下饭碗就往实验室冲。

他回到实验室干了一件放在今天绝对要被开除的事

法尔伯格冲回实验室，把当天用过的十几瓶药剂挨个蘸了一点放在舌尖上尝。那个年代实验室安全规范远不如现在完善，化学家靠味觉辅助辨别化合物成分是常有的事。但即便如此，这个操作也够疯的——那么多化学药剂里但凡混进去一种有毒物质，他可能当场就交代了。

他尝了快半个钟头，舌头都麻了，终于在一小瓶白色结晶上找到了那股熟悉的甜味。这东西叫邻苯甲酰磺酰亚胺，是当天氧化反应的副产物-。他反复测试后发现，这东西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到500倍-。更特别的是，它不会被人体吸收产生热量。

法尔伯格给这种物质起名叫“糖精”。1879年，他和导师伊拉·莱姆森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这种物质及其合成方法-。论文里提到了这东西比蔗糖甜，但压根没提可以当食品添加剂用。

论文刚发完，法尔伯格就干了一件让导师暴怒的事

1884年，已经离开莱姆森实验室的法尔伯格，在德国悄悄申请了糖精的专利。他玩了个心眼——当时在德国申请的专利在美国也有效，这样就能在不引起莱姆森注意的情况下，独自拿下糖精在美国的专利权。

莱姆森一开始没当回事。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的掌门人是个相当清高的科学家，一贯看不起工业化学。但1886年，法尔伯格又申请了专利，这回直接把自己列为糖精的唯一发现者。随着“法尔伯格发现的糖精”这一说法越传越广，莱姆森终于怒了，向整个化学界痛斥法尔伯格是个“无赖”。

这场争议后来闹上了法庭和公众舆论-。莱姆森坚持认为，最初的工作是在他的实验室、按照他的建议完成的。法尔伯格则声称自己是唯一发现者。按照现在的专利制度，两人已经共同发表了论文，法尔伯格就不能再对糖精本身申请专利了——他只能对后来开发的新的生产方法申请专利。但当时法律没那么完善，法尔伯格确实钻了空子。

糖精从实验室走向全世界的速度，快得惊人

拿到专利后，法尔伯格在叔叔阿道夫·利斯特的资助下，1885年在两届国际展览会上展出了糖精。1886年，他们在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糖精工厂-。法尔伯格后来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专访里提到，他在德国开的糖精工厂投资了两百万马克，当时糖精的售价大约是每磅10到12美元。

糖精的成本比蔗糖低得多，又没有产能上限，很快就在食品工业里铺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蔗糖短缺，糖价飞涨，糖精的销量大增-。二战期间又来了一轮-。到1900年，德国糖精的年产量已经达到10万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急剧增长-。

糖尿病人靠它给食物提味-。低成本的饮料、蜜饯用它控制成本。糖精成了当时唯一的非营养型甜味剂-。法尔伯格赚得盆满钵满，但他的导师莱姆森到死都没原谅他——莱姆森1927年去世-，而这场关于发现归属的争议，贯穿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

但糖精真正精彩的戏码，还在后面

糖精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消停过。20世纪初，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负责人哈维·威利对糖精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来自煤焦油的东西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还会危害健康。虽然没什么科学证据支持，但这个说法很符合大众心理。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药品与食品法案》后，威利最早盯上的目标之一就是禁用糖精。

有意思的是，管理部门承认“糖精有害”的证据很微弱，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糖有营养而糖精没有。结果这个说法反而大大促进了糖精的流行——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追求“低热饮食”，没有营养价值的糖精正好满足需求。

真正的危机在1970年代来了。几项研究先后发表，显示大量喂食糖精的老鼠膀胱癌发生率增加了-。1972年，FDA取消了糖精的“一般认为安全”资格，打算禁用-。反对者指出可能是糖精里的杂质导致的，于是FDA采取了“限制”而非“禁用”的过渡方案。1977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显示确实是糖精本身导致雄鼠膀胱癌增加。加拿大随即禁用-，美国FDA也准备跟进-。

糖精行业发动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群众运动”

糖精行业当然不希望这个提案通过。“卡路里控制委员会”的主席马文·艾森斯塔德，他的公司正好生产著名的糖精品牌Sweet’N Low。他在电视和广播上频频露面，不认可动物研究的结论，认为糖精是否安全已经被人们的“实践”检验过了。他还搬出了“公众权利”这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反对由政府来决定消费者吃什么。

糖精工业界鼓动消费者向国会抗议。国会一周之内收到了100多万封反对FDA禁用糖精的信。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囤积糖精，糖精的销售量疯狂增长。

在“群众呼声”面前，国会否决了FDA的提案。最后的折中方案是：在含糖精的食品上加上警告信息——“食用本产品可能有害你的健康。本产品含有糖精，在动物实验中它导致了癌症的发生”。把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

然后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国会设置了两年的“缓冲期”来收集更多科学证据。结果“糖精可能在两年中被禁”的消息，反而大大促进了糖精的销售。1979年，有4400万人常规使用糖精，占到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0%。

两年后，科学没给出结论。再延期，再延期。后来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发表，没发现糖精有害健康。科学家发现雄鼠之所以得膀胱癌，是因为其尿液的pH值、磷酸钙和蛋白质含量都很高，长期大量使用糖精会在尿液中产生沉淀，而人类的尿液完全不同。199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3种共20只猴子长期喂食糖精，剂量是人体“安全剂量”的5倍，连续24年，没发现膀胱癌。

1991年，FDA撤回了1977年的那份禁用提案。2000年，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法令，取消了含糖精食品的警告标签。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琢磨

引发1970年代糖精恐慌的那些动物实验，后来被曝光是由食糖工业资助的。按照那个实验的剂量换算，一个成年人每天要喝550瓶含糖精的饮料，才能摄入与患癌小白鼠同样剂量的糖精。但恐慌已经造成了，糖精自此失去了市场主导地位。

一百四十多年过去了，糖精依然是常见的甜味剂-。法尔伯格当初那个赶时间不洗手的小疏忽，催生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产业。而围绕糖精发生的一切——专利争夺、安全争议、资本博弈——放到今天看，简直像一个预先写好的剧本。食品安全、商业利益、科学证据、公众情绪，这些东西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反复上演，到现在也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