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他曾经相信文学必须被领导，晚年却开始担心权力失控

1983年，75岁的周扬又一次作了检讨。

这次引起争议的，不是一篇小说，也不是某个作家，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异化。

这一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扬准备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讲话。

有人提醒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已经有不同意见。

周扬还是坚持要谈。

他不仅讲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还谈到一种更敏感的可能：权力本身也会发生异化。

一个原本受人民委托的人，如果手里的权力得不到约束，会不会反过来成为人民的主人？

文章发表以后，很快受到批评。周扬后来作了自我批评，这个场面很有意思。

因为几十年前的周扬，最关心的恰恰是另一件事：怎样让文学不要失去方向。

怎样让知识分子接受统一的思想领导，怎样把分散的作家组织到共同的政治方向之下。

1949年，他甚至说过一句非常直接的话：“我们不能容许文学的发展带有自发性质。”

三十多年以后，他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负责给文学规定方向的力量，本身会不会失去约束？

要理解这个变化，得从鲁迅还活着的时候讲起。

01.

1930年代的周扬还很年轻，但在上海左翼文坛，他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文学青年。

周扬懂理论，也擅长组织。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使他很快进入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层。

1933年以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逐渐掌握左翼文艺组织的实际工作。1935年阳翰笙被捕以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原有的执行委员会也越来越虚化，真正发挥作用的逐渐变成党团系统。

鲁迅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参加左联，却很早退出具体领导位置。他愿意参与共同的事业，却不愿因此放弃思想和行动上的独立。

两个人之间后来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文艺观。

鲁迅更看重的是：一个作家进入组织以后，还能不能保留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周扬越来越关心的则是：怎样把分散的作家组织起来，让他们朝着共同的政治方向行动。

两者并非天然冲突。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作家与组织方向发生分歧以后。

胡风是最早撞上这堵墙的人之一。

2.

1934年前后，左联内部突然传出一个说法：胡风可能是南京方面派来的“内奸”。

消息来自穆木天。

胡风当时负责左联宣传工作，与周扬因文艺理论、现实路线在左联内部也经常有分歧，胡风又是个很有独立性的人。

胡风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被怀疑为“内奸”，直到某次偶然从别人口中才得知此事，随后他辞去左联职务。

后来，这件事又闹到了鲁迅那里。

鲁迅后来回忆，有一次田汉、周起应等人坐车来见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胡风是“内奸”。

鲁迅问：证据呢？田汉说，胡风有政治嫌疑。鲁迅追问凭据，对方说消息来自被捕后转变的穆木天。

鲁迅听完后说：“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后来著名的“四条汉子”说法，就来自鲁迅对这件事的回忆。

鲁迅后来甚至骂过一句很重的话：“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他真正反感的，并不只是有人与胡风意见不合，而是文学分歧开始和人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

一个人假如被怀疑成“内奸”“托派”，无论他说过什么、写过什么，就会带上完全不同的含义。

这在当时还只是左翼文艺团体内部的冲突，周扬手里的权力也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大。但一种此后会不断出现的处理方式，已经露出了轮廓。

1939年周扬（左一）在延安

鲁迅对此极为警惕。

他后来批评没有可靠证据，就轻易给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做法，尤其反感借助组织地位给人“定罪”。

一旦组织身份压过文学讨论，批评便不再只是意见交锋，还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身份和处境。排斥异议、扣帽子、要求服从，都能找到“纯洁队伍”或“顾全大局”的理由。

他甚至把周扬讽刺成一个深居简出的“元帅”。

在写给朋友的信里，鲁迅抱怨：“他们个个是工头，我有时简直觉得像一个戴了脚镣的苦工，不管做得怎样起劲，总觉得背后有鞭子抽来。”

鲁迅所说的“元帅”，指的就是周扬。

鲁迅的话很重，但到30年代中期，周扬已经越来越习惯站在“组织文艺”的位置处理作家之间的关系。

3.

后来周扬去了延安。

在那里，他的这种能力找到了更大的空间。

周扬不是丁玲那样的小说家，也不是萧军那种强烈强调作家独立人格的人。

他最突出的能力，是把政治目标转化成文艺政策，再把文艺政策落实到作家的创作和思想上。

上面提出一个政治方向，到了文艺界，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工农兵方向？

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思想改造？什么样的文学属于进步文学？什么样的创作倾向需要批评？

周扬长期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而且他并不只是一个被动执行政策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扬自己就相信：文学不能完全依靠作家的自发选择，文艺需要统一的政治方向。知识分子需要通过思想改造，适应新的政治和文艺方向。

后来发生的一切，不只是一个文艺官员在执行政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实践自己坚信不疑的文艺观。

04.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这是周扬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同一场大会，不同人的讲话其实有着很不一样的气质。

茅盾总结国统区文艺的斗争经验，同时花了很大篇幅检讨过去的问题。郭沫若的报告则透露出浓郁的政治色彩和个人崇拜倾向。

而周扬负责总结解放区文艺。

在他的报告里，解放区文学已经被定义为一种“新的人民文艺”。

它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众多文学道路中的一种，它要成为此后文学发展的方向。

1949年周扬（左二）在第一次文代会上

周扬有一句话说得尤其直接：“我们不能容许文学的发展带有自发性质。”

文学要有统一方向，也就需要有人规定：什么可以被鼓励，什么需要被纠正。

作家仍然可以创作。可是写什么，为什么写，为谁写，最终都不能只是作家自己的事情。

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930年代，周扬也想组织文学，但那时，他能依靠的主要还是左联、刊物、会议和文艺团体。

1949年以后完全不同，过去只是一种文艺主张的东西，现在有了制度作为后盾。

周扬过去相信的东西，终于有条件变成现实。

文学不能“自发”，文学就需要被领导。而周扬，逐渐成为领导文学的人。

05.

到了1950年代，周扬与胡风、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

30年代，他们还可以在刊物上争论。周扬有周扬的主张，胡风有胡风的理论，鲁迅甚至可以公开痛骂周扬。

建国以后，周扬背后的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学意见，而是机构、会议、政策和组织结论。

文学分歧很容易进一步变成政治立场、思想改造，甚至一个人的政治性质问题。

胡风后来成为“反革命集团”头目，丁玲后来成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又被划为右派。

20年前，他们还可以在文坛上争个输赢；20年后，争论双方已经不再拥有同样的力量。

周扬进入了一个能够给文学争论作出政治定性的体系。

但这个体系也不是周扬一个人说了算。周扬的权力再大，也只是整个权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他可以给作家的问题定性，还有更高的权力，可以给周扬定性。

6.

文革开始以后，周扬自己也成了被批判、被审查的人。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重新被翻了出来。

甚至30年代鲁迅和他的矛盾，也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当年“四条汉子”的旧账，又一次回到他的面前。

1966年，《红旗》公开点名批判周扬。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周扬成了“阎王”。他被撤销职务，反复批斗，与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一起受到集中批判。

文革时期周扬被批斗

周扬随后被长期关押，与家人隔绝。很长一段时间，家属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等他出来以后，长时间单独关押语言功能退化，说话已经变得沙哑、断续。

那个曾经长期参与给别人划分思想性质的人，现在轮到自己不断说明：自己过去是什么人，做过什么，站过哪条路线。

这当然不是什么“报应”，中间层的权力，无论多大，都只是被授予的权力。

周扬可以依据一种政治方向管理文艺，可只要更高层对政治方向作出新的规定，他自己也必须重新接受审查。

过去，他可以告诉一个作家：你的思想有问题。

后来，有人告诉他：你的思想也有问题。

那个非常擅长管理知识分子的人，终于站到了被管理的一边。

文革以后，周扬重新回到公共生活。

他开始谈一些过去长期受到批判的问题：

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道主义。

到了1983年，他又谈到了“异化”，甚至进一步谈到权力的异化。

1949年的周扬担心文学带有“自发性质”，希望文学被组织、被领导。

三十多年以后，他开始追问：

负责领导别人的权力，本身会不会出问题？

可就在这一年，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批评，周扬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

历史绕了一圈。

年轻时，他相信思想需要正确的领导；后来，他做了几十年管理文艺的人；再后来，他自己也成为需要被纠正的人。

一个曾经深信思想需要被管理的知识分子，最后亲自经历了思想被管理意味着什么。

年轻时，他担心文学失去控制。

到了晚年，他开始担心：控制文学的力量，会不会自己失去控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