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财长贝森特访日期间,美日闭门晚餐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美方把矛头对准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货币安排,当面表达强烈不满。时隔数月,日元汇率依旧在低位区间震荡,此前美日协同入市干预汇市的效果快速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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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美国不断向东京施加政策压力,要求调整财政开支、推动日本央行收紧货币;另一边,中日双边关系恶化带来的供应链、市场的现实约束持续发酵,两股外部力量对日本经济形成挤压,日本政策调整的可选空间被大幅压缩。
5月访日的闭门会面当中,贝森特向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提出两点明确诉求。一,高市政府扩张型财政支出需要收缩,不能持续依靠举债刺激经济;二,减少行政层面对央行的干预,让日本央行根据国内通胀现实自主推进加息操作。
美方还直接提出疑问,为何高市身边部分经济顾问还在对外宣扬日元贬值带来的所谓利好。会谈结束之后,日方对外描述沟通顺畅,但市场已经捕捉到美日经济立场出现明显裂痕。盟友框架之下,美国为什么可以直接介入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财政、货币制度安排?
美日同盟的绑定不仅体现在防务安全领域,也延伸至经济层面的互动。在美国的视角中,日本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向外输出溢出效应,低利率环境催生大规模跨境套息交易,资本持续流出进一步压低日元。
同时,日本政府不断扩大的债务规模与国债收益率的上行,也可能带动全球发达市场债券定价的变动,间接加重美国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美方的关注点更多在于管控外部环境对美国本土的负面溢出效应,而非单纯考虑日本民众的经济处境。
日本如果完全遵从美方诉求,立刻收缩财政、持续加息,会遇到哪些困难?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占GDP比重长期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高梯队,一旦持续加息,国债付息的开支就会快速膨胀,挤压原本用于民生补贴、产业扶持的预算。
高市早苗在竞选阶段,向选民许诺物价补贴、产业扶持的各类方案,如果大幅度压缩财政支出,竞选承诺就要落空,直接冲击执政政党的选票基本盘。
除了财政,实体产业同样要承担代价。日本大量中小企业、制造企业背负存量债务,利率抬升之后还本付息负担加重,企业会压缩设备更新和人员雇佣的预算。再加上日本本就处在人口萎缩、内需疲弱的大环境之下,过快收紧货币,会进一步压制经济景气程度。正是看到这一系列连锁后果,高市内阁才会对快速加息与财政收缩保持抗拒态度。
不过,继续维持宽财政与相对宽松货币的旧路线,同样会面临现实的代价。在输入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能源与粮食高度依赖进口的结构,使日元持续走弱对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形成直接压力。日本国内已出现物价连续多月上涨、实际工资持续下滑的局面,民众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日本都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并不存在既能维持财政扩张,又能有效抑制通胀的两全选项。
日本不仅面临美国的压力,也还面临中方的反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方所有相关举措,全部立足于本国的法律框架,出于国家安全与风险防控,并不是为了配合美国去打压日本经济。两用物项出口审核标准调整,针对物资最终用途;跨境人员往来降温,根源在于双边政治氛围改变之后的市场自发变化;对华营商预期下调,是企业评估风险之后做出的商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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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舆论倾向于将美方的财政汇率压力与中方的市场约束放在一起,解读为某种协同施压。但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明显区别:美方的诉求要求日本调整自身宏观政策框架以维护美国利益;而中方带来的影响则源于双边关系变化后的合规管控与市场反应,其触发条件完全独立,不存在事先协调。二者只是恰好在时间上同时出现,客观上放大了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
还有一个现实需要看到,美日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缓冲空间。7月份双方确实开展过联合汇市干预,动用资金短暂托住日元,但是干预只能改变短期行情,改变不了财政、利差这些底层条件。
干预结束,日元很快重新回到贬值通道。这件事也让华盛顿方面下定判断,单纯短期救市没有意义,需要逼迫日本从政策源头做出调整。贝森特随后公开释放信号,表明美方不会反复下场为日本承担干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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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日本能否找到一条中间路线,以小幅加息和缓慢财政收缩的方式,兼顾美方要求与国内承受能力?理论上,渐进式调整可以降低政策转换的冲击烈度,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如果加息幅度不足以有效收窄美日利差,套息交易的基本动力便不会消退,日元贬值压力仍将持续。若财政收缩节奏过慢,债务继续扩张,美方的不满情绪也会持续累积。外部压力并不会因此消失,只是被拉长分摊至更长的周期中。
此外,还要看到日本国内政坛的分歧,部分在野党批评高市的财政扩张,认为会放大债务风险;产业界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出口企业可以从日元贬值当中拿到部分竞争优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服务业,却要承受输入通胀带来的伤害。社会不同群体承受的损益完全不一样,进一步抬高内阁做出抉择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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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政府现在进退两难,顺从美方,国内债务、企业、民生要付出代价;维持原有局面,日元贬值、通胀以及美方的不满还会延续。日本现在的困局,既来自外部环境变化,也来自本国长期积累的债务、产业短板。仅仅寄希望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很难走出当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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