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的灭佛只是整顿寺庙扩张的毒害，而且其还对高僧十分礼遇

千百年来，民间对后周世宗柴荣的驾崩，一直流传着诡异的说法：他因下令灭佛，得罪神佛，最终39岁盛年暴崩，江山还被赵匡胤篡夺——这是天谴，是报应。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被谣言抹黑千年的帝王，竟是五代十国最英明的君主。在位仅5年6个月，他西败后蜀、南摧南唐、北伐契丹，眼看就要收复幽云十六州、终结乱世，却猝然驾崩。

柴荣的“灭佛”，从来不是“灭绝佛教”，却是一场拨乱反正，对社会与经济的乱象进行理性的整顿。

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战乱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困苦，这一切为佛教疯狂扩张创造了机遇。

当时，寺庙享受免税的特权，富人为求平安捐田给寺庙避税，无敕额的私建寺院遍布各地，青壮年为逃徭役遁入空门，寺庙由此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这些寺庙为了扩张规模，使用大量铜材铸成佛像。在铜币是主要货币单位的古代，寺庙铜佛像的泛滥导致民间出现严重的“钱荒”。

由于寺庙享受免税的特权，不仅兼并土地、放高利贷，还垄断盐铁贸易，甚至藏匿逃兵、罪犯，成为避税天堂和法外之地，导致国家赋税锐减、兵役受到重创，劳动力短缺，财政濒临崩溃，形成五代“国穷而寺富”的怪象。

可以看到，五代的寺庙的疯狂膨胀，成为造成国家腐朽的“毒”。根据《资治通鉴》里记载，从后梁到后汉四朝的五代乱世，寺庙僧尼的人数从唐末的数十万飙升至百万以上，仅在后唐时期，寺庙田产就占到全国耕地的15%。在后周境内寺院多达3万余所，僧尼超6万人。

柴荣

于是，当柴荣登基称帝之后，曾直言：“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况铜像乎？”

柴荣的这一句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对佛的真正信仰在于行善利民，并非在于铜像金身。

从五代乱世寺庙兴起，造成祸国殃民的事实可以看到，柴荣的“毁佛”，实质乃是整顿宗教秩序，收敛寺庙扩张对社会的毒害，使其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并非一味的破坏。

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下诏整顿佛教，史称“显德毁佛”，主要内容包括：未经朝廷颁给寺额的寺院，也就是没有政府办许的寺院一律废止，每县只保留一座有敕额（朝廷颁发的寺院合法凭证）的寺院。最终全国强制拆迁未经官方许可的三万余所寺院，保留寺院2694所。同时，禁止私渡僧尼，保留61200人僧尼，强制还俗数十万人僧尼；熔毁铜佛像以铸钱币，缓解财政危机。

从柴荣“显德毁佛”的内容来看，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朗达玛的灭佛运动相比，柴荣的措施更为理性。柴荣本人还参与佛经翻译，对高僧予以礼遇。因此，他并非要铲除佛教，却是遏制佛教过度膨胀对社会的消极不良的影响。

根据《五代会要》记载，显德二年（955年）九月，柴荣颁布禁铜令，回收民间及寺院多余铜器铸钱，其中就包括铜佛像。但是柴荣颁布的禁铜令和回收铜令，规定“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等铜器除外”，看来柴荣是不想毁掉寺庙的正常运转，收缴铜佛像的目的，就是铸“周元通宝”，解决国家财政需要的“钱荒”问题。

在柴荣的禁铜令中，主张回收铜器时，必须“据斤两给付价钱”，并非强行损毁，却是有“拆迁费”，也就是回收费的。

历史上柴荣病崩的病因，史料有明确记载：乃是长期积劳成疾，突发急病。《旧五代史》记载，柴荣在即将收复幽云十六州之际，“忽感不豫”，也就是起初头晕乏力，随后病情迅速恶化，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最终班师回朝，于显德六年六月十九（959年7月27日）驾崩。

北宋史学家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记载，柴荣“病疽发胸间”，这与南唐开国皇帝李昪、汉文帝等因痈疽（急性化脓性感染）病逝的案例一致。现代医学认为，如果一个人处在长期征战的环境中，风餐露宿，往往造成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加之古代缺乏抗生素，此类感染极易引发败血症致死。

结合柴荣登基的六年，都是励精图治，常常熬夜批阅奏章；对外四次亲征，鞍马劳顿、风餐露宿，身体没享受好的休息。39岁的年纪，在古代也不算盛年。身体长期超负荷运转和劳作，身体早已经透支，很容易过劳死和突发疾病驾崩，与“砸佛像”毫无关联。

历史上如柴荣灭佛的帝王很多，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均曾“灭佛”，史称“三武一宗之厄”，但从未有人因此断言他们“遭报应”。为何唯独柴荣驾崩后不久病逝，就被附会成“天谴”？一方面原因是驾崩得太早，功业未成，令人唏嘘，也可能是当时佛教徒对柴荣的毁佛政策，牵强附会地报复。这一点和朗达玛随后遇刺身亡可谓异曲同工。

柴荣

柴荣是对五代佛教乱象的理性整顿。在他“显德毁佛”的内容中，只是强调对“无度牒、私度僧尼”和“品行不端、违法乱纪”的僧尼还俗，对于有德行、守戒律的高僧，不仅不打压，反而给予特殊的优待。

如据《册府元龟》记载，显德五年（958年），柴荣征伐淮南回朝中，路过泗州普光王寺，赏赐该寺庙的僧人布帛；显德六年（959年），北征路过沧州，还应僧人之请求，赐予城内两寺的寺额。可以看到，柴荣对佛教传统文化非常尊重，毫无赶尽杀绝之意，只是反对佛门消极势力的恶性膨胀。

更重要的是，在后世记载的史料中，从未有任何“柴荣屠戮僧尼”的记载。《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显德灭佛期间，“僧尼系籍者”是保留合法僧尼的户籍，其余多余的僧尼均被强制还俗，回归农田、从事生产，没有任何关于“杀戮”的记录。相反，柴荣还有文化保护的意识，下令保护佛教经典，避免其遭到损毁，与唐武宗灭佛时“焚烧佛经、屠戮僧尼”的极端举措有着本质区别。

柴荣的灭佛，不仅没有“耗尽功德”，反而造福了百姓。柴荣通过“显德毁佛”运动，通过僧尼还俗增加了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和打仗需要的兵源，归还寺院耕地让农民重新耕种，国家税收获得大幅提升。

毁佛运动中，在熔铸佛像后铸钱，新增货币数百万贯，打通了商业流通的命脉。同时，汴河疏浚与经济改革结合，奠定了开封百年繁荣的基础。百姓耕有其田，市场商贸繁荣，军队兵源充足，这也是柴荣能北伐屡胜的根本原因。

赵匡胤

后周的江山易主，与柴荣的“灭佛”无关，主要原因在于“幼主临朝”的权力真空。当时，赵匡胤掌握禁军兵权，在“主少国疑”的背景下，趁机发动陈桥兵变，篡周建宋，这是五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正常现象，即使没有赵匡胤，另一个掌握军权的将领也会篡位夺权。

事实上，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继承了柴荣的改革成果，包括灭佛留下的经济、军事基础，才得以逐步统一中原，若没有柴荣的铺垫，宋朝也难以建立。

赵匡胤在登基之后，对于柴氏后人并未屠戮柴氏子孙，反而立下祖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优待柴氏子孙，借此安抚后周旧臣。如柴荣的儿子柴宗训被封为郑王，得以善终，柴氏后人也得以延续，所谓断子嗣，乃是虚假谣言。

柴荣‍

回顾柴荣一生，柴荣灭佛导致英年早逝江山易主的谣言，乃是后世佛门弟子的刻意抹黑、民间百姓的牵强附会，以及编织的荒诞谎言。

柴荣生于乱世，志在天下，以雷霆手段整顿积弊，以仁政理想管理百姓。他的功绩，已经超越了“灭佛”的争议，足以在史册上流芳百世；所谓“报应”，乃是后人对历史的曲解与偏见。因此，柴荣这位“五代第一明君”，用一生践行了“为君者，当以百姓为念”的初心，即便英年早逝，他的风骨与功绩，也永远值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