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九次被撤职，甚至降为战士、屡遭批评，1955年仍获授大将军衔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黄克诚面对即将公布的授衔名单，已经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按照许多人的理解，这样的资历和职务，足以说明他一生的地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将领，革命生涯中曾九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降为普通战士。

他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不懂得服从。恰恰相反，黄克诚军事、政治素养都很突出，只是他有一个鲜明特点：凡是认为会给革命造成损失的决定，哪怕来自上级，也要当面讲出来。

1927年秋，湘南地区，黄克诚第一次因“唱反调”受到严厉批评。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一些同志主张立即发动武装行动，黄克诚却认为，当地群众缺乏训练，部队准备不足，仓促起事很可能造成无谓牺牲。

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有人指责他动摇，黄克诚没有退缩，只反复说明一个道理：“没有准备的行动，不能只靠热情。”这场争论没有让他改变立场。直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湘南，条件成熟，他才积极参加起义。

起义受挫后，部队转移，上级曾要求实行“焦土政策”。黄克诚判断，若连民房和百姓财物一起毁掉，势必把群众推向敌对一方。他无法改变命令，便在执行时尽量保留民用设施，只烧毁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目标。

这个做法让上级很不满意，他被撤销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职务。第一次撤职，就源于他不愿把群众利益当成战术代价。此后类似的冲突，还会反复出现。

1930年，红五军准备配合攻打武汉，黄克诚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红军当时兵力、装备和训练都不足，贸然进攻大城市，既难以达成目标，还可能使部队遭受重创。原本准备任命他担任红五军第三纵队政委的决定，也因此被搁置。

1931年，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红三师一些干部被列入审查名单。黄克诚发现其中有不少是自己熟悉的同志，便据理力争。部分人员仍未能幸免，他心中十分痛苦。后来审查机关再次准备抓人时，他把几名部下转移隐藏，结果引起对方震怒。

彭德怀出面为他担保，黄克诚才没有被捕。但处分并未取消，他被调离领导岗位，降为普通战士。彭德怀后来安排他到军团部做秘书，等风波缓和后，中央才重新任命他担任师长。彭德怀曾说：“很多人说我骨头硬，我看黄克诚的骨头要比我硬十倍。”

有意思的是，救过他性命的彭德怀，也照样会被他当面批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内部出现乐观情绪，决定进攻赣州。黄克诚认为赣州城防坚固，敌军援兵又容易赶到，反复提醒不要硬攻。

1932年初，赣州战事持续多日，红军久攻不下，敌军援军逼近，部队被迫撤围并付出较大代价。总结时，黄克诚直指决策冒进，彭德怀一度气愤地说：“再这样讲，就把你请出队伍。”黄克诚仍把话讲完。随后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他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先后担任宣传部部长、教导营政委等职。

长征开始后，部队接连经历湘江战役、土城战斗，人员损失严重，黄克诚由师政委改任团政委。他写信建议尽快建立根据地，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避免反复硬拼。意见送上去后，却被认为带有悲观和右倾情绪，他又被免去团政委，降为侦察科科长。

1935年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他一度被安排担任裁判所所长。部队西进途中，因粮食困难有人掉队，保卫部门要求严惩。黄克诚认为不能把饥饿和掉队简单等同于叛变，曾为一些战士求情。结果，他连裁判所所长也被撤掉，只能跟随队伍行军。

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1935年11月重新安排黄克诚到军委卫生部工作。这个职务看似远离前线，却让他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机会。后来，他凭借实际表现逐步回到军事领导岗位。

1940年11月至12月的曹甸战役前，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他判断苏北局势复杂，应先建设根据地、争取群众，再寻机消灭韩德勤部队。进攻最终展开后，他又提出改变战法，但未被采纳，战斗失利，部队伤亡两千余人。

战后，黄克诚被指责为畏战，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被免。事实证明，他此前对敌情和战场条件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不久后，华中方面重新起用他。皖南事变后，他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军事领导人。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再次遭遇人生重大转折。有人暗示他应当谈谈彭德怀的问题，甚至可以借此与彭德怀划清界限。黄克诚没有顺势落井下石，只说：“我没有石头。”这句话很短，却使他失去了自我辩解的机会。

会后，黄克诚被撤销职务，长期处于沉寂状态。1977年以后，他重新恢复工作，后来参与中央纪律检查方面的领导工作。面对高级干部违纪，他仍坚持按制度调查处理，不因职务高低而改变尺度。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时，那份名单里写下的，不只是战功，也包括一个人在多次挫折中始终没有改掉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