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0月，辽宁安东，彭德怀接到组建志愿军司令部的任务后，最先考虑的不是口号，而是人选。朝鲜战场形势复杂，既要能看懂地图、调度部队，又要能把命令准确传达到各兵团，单靠一员猛将显然不够。
彭德怀很快注意到一个名字：解方。
此时的解方，已经是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参谋长、四十军副军长。相比许多从基层一路打上来的将领，他的经历颇为特殊，却正因为如此，具备一般指挥员少有的军事视野。
解方原名解如川，1908年出生于吉林东丰。青年时期，他进入东北军系统学习军事，后来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他曾在东北军任职，参与处理天津局势，也因此得到张学良的信任。
那段经历并没有把他束缚在旧军队的道路上。相反，东北军与红军的接触，让解方逐渐认识到，真正决定军队前途的，不只是武器和编制，更是政治方向与组织能力。
1936年，解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西安事变爆发，他在兰州配合东北军行动，参与对相关武装的控制。西安事变后，他继续利用公开身份开展工作，帮助党组织在东北军内部培养人员、发展党员。
1940年，由于内部人员叛变，解方身份暴露，被迫离开东北军，辗转抵达延安。毛泽东接见他时，将他的名字由“解如川”改为“解方”。这个名字，包含着走出旧日经历、投身革命事业的意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解方主动要求回到东北。凭借熟悉东北情况和扎实的参谋功底，他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逐渐显示出统筹作战的能力。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朴一禹任副司令员，解方担任参谋长。这个班子既有善于带兵冲锋的战将，也有熟悉全局、长于筹划的指挥骨干。
解方到任后，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司令部必须围绕战争运转，不能掺杂个人得失。他说：“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当好彭总的参谋。”话不长，却点明了参谋长的职责：不是代替主官决策，而是把情况摸清、把方案拟好、把命令落实。
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是装备占优、火力强大的对手。部队需要隐蔽集结，夜间行军，突然出击，还要在山地和恶劣天气中保持通信畅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让战役部署陷入被动。
彭德怀脾气急，决策果断，但他并不排斥不同意见。遇到大规模作战的难题，他常让人把解方找来，笑称：“快将小诸葛喊来帮我。”这个称呼，既有亲切意味，也说明彭德怀看重解方的判断力。
解方的优势，不在于夸夸其谈，而在于能迅速抓住问题核心。他善于把前线报告、兵力变化、道路状况和后勤供应放在一起分析，再提出能够执行的方案。彭德怀有时只说几句，解方便能明白其中意图，随后将其转化为具体部署。
有一次，有人因解方出身东北军而对他有所议论，彭德怀当即表示不满：“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朱德、贺龙、叶剑英，不也都是旧军人出身？”在他看来，判断一个干部，关键是看政治立场、实际表现和能否完成任务，而不是看早年履历是否单一。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解方还参与了停战谈判工作。军事谈判并非简单争论，它既涉及战场态势，也牵涉俘虏遣返、军事分界线等复杂问题。解方熟悉军事，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能够把原则问题讲清楚，也能识别对方话语中的试探。
李克农曾评价解方立场坚定、善于思考、讲话有分寸。彭德怀得知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解方这样的军事外交人才很难得，回国后应当让周恩来考虑使用。这个设想，反映出彭德怀对解方能力的全面认识。
1955年授衔时，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且为少将第一名。彭德怀对此曾替他抱不平。不过，军衔评定综合考虑革命资历、任职经历、战功贡献等因素，解方没有参加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经历，评定结果自有当时的制度依据。
解方后来没有转入外交系统，而是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那个在朝鲜战场上被彭德怀称作“小诸葛”的参谋长，最终把丰富的战争经验带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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