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月，贵州乌江北岸，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盯着湍急江水，迟迟没有说话。对岸的枪声若隐若现，敌军正在收紧防线，红军主力必须尽快渡江。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是一条江，更是一道关系部队生死的关口。
乌江水流湍急，两岸山势陡峭，很多地方几乎无路可走。红军抵达前，国民党军已经拆毁或控制了附近船只，连百姓使用的船也没有留下多少。没有船，便无法依靠常规办法渡河；一旦敌军援兵赶到，部队很可能被压在江岸，陷入被动。
那时的红军，物资十分紧缺。制式舟船造不出来，木料、铁钉和绳索也不充足。天上还下着雨，江风一吹，战士们的衣服很快湿透。有人提出设法寻找渡船，也有人考虑强行泅渡，但都被水势和敌情否定。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一名普通战士的生活经验。
19岁的石长阶来自江边，对竹子、篾条和水上器具并不陌生。乡间缺少木船时，百姓常把竹子劈开，编成篾绳，再扎成竹排。竹排承重有限，却能漂浮。单个竹排不够用，多个竹排连接加固，或许就能形成一条临时通道。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石长阶便跑去找王耀南。他顾不上身份和年龄，直接说道：“竹排能浮，多排连起来，也许能过人。”
王耀南没有立即拍板，而是追问承重和稳固问题。红军人数不少，竹排若在江心散开，后果不堪设想。石长阶早已想过这一层，提出把竹排分层扎牢，关键部位再用篾绳反复加固，先下水试验，再决定能不能扩大使用。
“没有别的办法，试一试！”王耀南作出了决定。
命令传下去，工兵和附近部队迅速行动。有人砍竹，有人削篾，有人负责捆扎，还有人寻找能够固定竹排的木桩。江岸上没有完整的工场，战士们便蹲在泥水里干活。篾条割破手掌，没人顾得上包扎；竹排一次次松动，便一次次重新捆紧。
第一批竹排下水时，江面浪头不断。众人站在岸边盯着它，看着竹排被水流推向下游，又慢慢稳住。试验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但至少证明这条路不是空想。工兵们立即扩大制作，争分夺秒把一只只竹排连接起来。
敌军很快察觉了红军的意图。枪声从对岸传来，炮火也逐渐密集。搭桥的工兵不能停，掩护部队只能顶住火力，为江岸上的施工争取时间。有人负责压制敌人，有人负责转运竹材，更多的人趴在乱石和泥地上，向对岸射击。
这不是一座按照图纸修建的桥，而是在战火中一点点拼出来的生命通道。竹排之间的连接处最容易松脱，石长阶便不断检查绳结和支撑位置。哪里下沉，他就赶到哪里；哪里移位，他便和战友一起重新固定。
炮火越来越近。一颗子弹击中了石长阶，他受伤后仍没有离开竹排。战友让他先撤下去，他只回了一句：“桥还没稳，不能走。”说完，他继续压住松动的竹排，帮助工兵完成最后的加固。
关于这一幕，后来留下了多种回忆。可以确定的是，红军最终依靠简易竹排和其他渡江器材，在敌军火力封锁下完成了乌江渡河。石长阶却没能跟随部队离开江岸，他把生命留在了这场紧急施工中。
乌江渡河的意义，不只在于渡过一条河。中央红军此前长时间行军作战，部队疲惫，敌军又在不断调集兵力围堵。能否迅速突破乌江，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摆脱追击、进入新的机动作战空间。竹排解决的，是一个看似细小、实则致命的技术难题。
王耀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江西，少年时期便接触爆炸物和火工技术，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爆破、筑城和工兵工作。王耀南善于把民间经验转化为战场办法，既重视大胆设想，也重视下水试验、加固承重这些细节。
后来，他在人民军队工程保障、阵地构筑等方面继续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敌军空中优势和猛烈炮火，坑道、工事与隐蔽防护成为保存部队的重要手段，王耀南的工程经验再次得到运用。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后来谈及乌江渡河中的这名年轻战士，曾感叹红军队伍里确实有“神人”。这句话并非夸奖某种神秘本领，而是说在极端困境中，普通人也能凭借经验、胆识和担当，找到战场上谁都没有想到的突破口。石长阶的名字，也因此留在了乌江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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