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接见布托后，中央宣布：此后毛主席不再接见任何外宾

1976年5月27日，北京中南海，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临行前提出请求，希望见毛主席一面。此时的毛主席已经重病缠身，连抬头、站立都十分困难。这个会面只有几分钟，却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接见外国来宾。

事情的起点，并不在那间会客室，而在新中国外交逐渐打开局面的过程中。1949年建国初期，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和孤立政策，外国代表团很少到访。外交工作并非没有任务，只是礼宾、接待这些事务，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

1952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率团访华，外交部门第一次面对大规模、高规格的国事接待。住在哪里、如何安排宴会、毛主席何时会见，都需要临时协调。那时没有完整的礼宾体系，许多工作只能边做边摸索。

新中国的外交礼仪，正是在一次次接待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58年9月，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访华，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会见泽登巴尔时，还陪同观看文艺演出，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活动。

这类接见，对当时的中国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礼节性的握手，更是国家地位和外交关系的公开展示。毛主席身体尚好时，接见外宾往往谈得很深，从国际局势谈到革命道路，再谈到亚非拉国家的处境。外宾见到的，既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一个新政权的精神象征。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转折。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随后同毛主席会谈。会谈时间不长，却涉及国际格局、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等重大议题。毛主席对尼克松的政治判断力颇为重视，也清楚这次会晤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辞去美国总统职务，福特继任。毛主席对福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含糊态度并不满意，曾用“放空炮”讽刺其言行不一。中方仍与尼克松保持联系，甚至在他住院时致电慰问。

毛主席还曾接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谈话中，他表达过等待尼克松再次访华的意思。1976年2月，尼克松夫妇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那次见面距离两人第一次会谈已经过去四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却明显恶化，谈话地点也从宽敞的会客场合变成了更便于休息的室内空间。

尼克松之后，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次数越来越少。身体原因是直接因素，但安排背后还有严格的医疗评估。到了1976年，毛主席患有多种疾病，肺部和心脏功能都受到影响，日常活动需要工作人员协助。外事接待不能只看政治需要，还必须考虑风险和体力承受能力。

1976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按照原定安排，这很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次外宾接见。可就在此后，正在中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多次表达希望见毛主席的愿望。

布托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一次访问才建立起来的。1971年印巴战争后，巴基斯坦遭遇严重挫折，东巴基斯坦脱离并成立孟加拉国，大量军人被俘，印度还控制了巴基斯坦部分土地。布托当时担任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为本国争取支持。

在那场危机中，中国公开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主权。对布托来说，这种支持不只是外交辞令，而是国家处于困境时得到的实际政治支撑。后来布托出任总统、总理，也多次推动巴中关系发展，并把中国的发展经验视为解决本国问题的重要参考。

5月27日，布托即将离开北京，再次提出会见请求。工作人员把消息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正躺在床上休息。生活秘书问道：“主席，布托总理等了几天，临走前想见您，还能不能见？”毛主席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

下午，布托来到会客室。毛主席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身体靠在沙发上，无法像从前那样起身迎接。布托俯身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见到您。”毛主席凝视着他，缓慢问道：“你好吗？”布托回答：“我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谈话时间很短。毛主席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不好了，腿也不好，说话也不好了。”布托向他表达敬意，称赞他对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毛主席只是谦逊地回应：“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布托此次坚持求见，并非为了处理具体的双边文件。对他而言，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是巴基斯坦在困难时期曾经得到支持的象征。哪怕只能握手、寒暄几句，这次会面也有特殊分量。

毛主席接见布托后，中央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停止安排新的外宾接见。此后，毛主席没有再会见外国来宾。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979年4月4日，布托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监狱被执行绞刑。两位政治人物最后一次见面，最终成为两国关系史上一段无法重复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