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6月9日，北京，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前，周恩来拖着病体走进会场。他刚做过手术，身体十分虚弱，签名时手已经颤抖不止。按通常礼节，众人向贺龙遗像行三鞠躬礼，周恩来却没有立即起身，而是继续深深弯下腰，一连鞠了七躬。
这个细节，让在场许多人当即落泪。对周恩来说，那不只是悼念一位老同志，更像是在面对一位并肩走过几十年的老战友。会前，他见到贺龙家属，声音发颤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
两人的交情，始于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追捕，革命形势异常险恶。周恩来专程会见贺龙，向这位握有兵权的旧军人表达信任。
贺龙当时已经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拉拢。他对周恩来表示，自己认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要党信任他，便愿意跟着党走。周恩来没有空泛安慰，只是明确告诉他：“我们当然信任你。”
南昌起义之后，部队遭到重创，许多官兵失散，贺龙一度成了没有部队的“光杆司令”。这对一名长期带兵的人来说，打击可想而知。周恩来在上海与他谈话，没有把失败说成轻描淡写，而是分析形势，劝他不要因一次挫折否定革命道路。
周恩来还替贺龙安排家属，把他们接到上海，解决住处和安全问题。这样的安排看似琐碎，实际却很关键。贺龙后来选择回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虽然担心风险，仍尊重他的判断，并派周逸群等人协助。
1928年以后，贺龙在湘鄂西逐步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周恩来通过文件、书信了解那里的情况，对部队建设、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发展作出指导。贺龙曾感慨，自己过去在旧军队中从未感受过这样的信任与关照。
真正长期相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贺龙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周恩来常去看望他。贺龙听见汽车声，往往亲自到门口迎接；周恩来爱喝茶，贺龙便让家人拿出好茶，两人坐下来慢慢品评。
有一次出访云南，宴会上有人不断向周恩来敬酒。贺龙担心周恩来身体，想替他挡酒；周恩来知道贺龙患有糖尿病，又反过来劝他少喝。两人当众争执几句，旁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礼节性的客套，而是老朋友之间的真关心。
1964年，周恩来、贺龙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活动。宴会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谈及中国政治，言语明显越过外交分寸。周恩来当场制止，贺龙也严肃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由外人指手画脚。这场插曲，反映出两人在原则问题上的一致。
1966年以后，贺龙受到错误批判，处境急剧恶化。周恩来曾对他说：“你的安全我负责。”他把贺龙夫妇安排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后来又让他们住进中南海周边的住所。贺龙担心家中被占，周恩来直接出面交涉，要求相关人员搬离。
周恩来自己也已疲惫不堪。贺龙住在附近时，常常看见周恩来的汽车深夜归来，甚至天亮才回。周恩来仍抽时间过去坐坐，让薛明读报，陪贺龙谈几句。那段日子里，他一边处理繁重事务，一边尽力替老战友挡住外部压力。
1969年6月9日，贺龙在长期迫害和疾病折磨中去世，终年73岁。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并设法将薛明接回北京，使她与多年未见的孩子团聚。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贺龙问题，曾明确表示要为他平反。
1974年9月，贺龙的名誉得到恢复。次年，中央决定为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由于当时仍有种种限制，贺龙家属曾写信请求补办追悼活动。周恩来看过信后，将意见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按周恩来的意见办理。
于是，会场有了花圈，有了悼词，也有了正式记录。周恩来坚持亲自参加。那一年，他已经77岁，癌症和多次手术使身体十分虚弱，却仍代表中央致辞，称贺龙是“好同志”，是党和人民的重要功臣。
仪式结束后，周恩来久久没有离开。他看着贺龙的遗像，低声说：“六年了，骨灰还没有安放到八宝山，我很难过。”七个鞠躬，既是悼念，也是自责，更包含着一位老战友对另一位老战友迟来的告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享年77岁。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成为他亲自参加的最后一次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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