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第四章 依赖心理的病理 懊悔与遗憾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原名《甘えの構造》（俗称《撒娇的结构》），是日本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971年出版的文化心理学经典著作抖音百科。作者结合留美时的跨文化冲击、临床精神医学经验，提炼核心概念“甘え（依赖 / 撒娇）”，把婴儿渴求母亲包容、渴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原型，用来解读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义理人情、内外有别的社交模式与部分精神病理现象；对比西方强调个体界限的思维，剖析这种依赖心理在日本社会的利弊，同时探讨现代社会转型之下该心理模式遭遇的冲突与困境。

第四章 依赖心理的病理

懊悔与遗憾

“懊悔（悔む）”与“遗憾（残念）”在日语中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形容词，因词干相同，意思也相差无几。“感到遗憾”也就是“懊悔”的意思。“懊悔”本身又像是从“后悔”一词派生出来的，与“后悔”的意思也较接近。用法上两者只略有不同，但这点微妙的不同却不可忽视。“后悔”是因自己做错了事而悔恨，“懊悔”则指的是这种后悔心情总难以消除，久久留在心里。换言之，即后悔不已，闷闷不乐，陷入无地自容的境地。总而言之，“懊悔”比“后悔”心情更为复杂，日语的妙处在于表达如此复杂的心情，只须用一个普普通通的动词即可。

当人们向遗族致哀时要说：“谨表哀悼之意”，本来这是对家属表示的一种怜悯、同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所以一直不解其真意，直到最近我才终于有所领悟。在亲人去世后，我心里一直很懊悔，总想着当时要是那样做或这样做就好了。现在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于是后悔不已。对死者的负罪感、懊恼，始终折磨着我。通过亲身体验，我发现“谨表哀悼之意”这句话，的确表达了对遗族的怜悯同情之感。因为通常亲属一想到死者，总有许多懊悔之处，而吊唁者与死者生前关系密切的话，即便不像亲属那样悲痛，也会感到懊悔，所以“谨表哀悼之意”是他们对死者家属表达的最大同情。

当我们知道失去了亲人时，人们不仅悲哀伤心，同时还会产生对死者的懊悔之情。有史以来，世界上不管东方西方，都有为死者服丧的习俗，这不是单纯对死者的一种礼仪，更为重要的是举行葬礼是为了解除、宽慰死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不言而喻，亲人的死亡会给人们带来心灵创伤与痛苦，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时没有什么理由却感到痛苦，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所谓的忧郁症，即现在通称的精神抑郁状态。尽管一时找不出直接诱因，患者本人却若有所失，终日自怨自艾，不得安宁，陷入沉重的忧郁之中。其症状与失去亲人时极为相似。弗洛伊德首次将这两种心理机制进行了极为有效的比较（《悲哀与忧郁》《弗洛伊德著作集》人文书院，1970年），而在此之前精神病医科专家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下面就弗洛伊德尚未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阐述一下我个人的见解。刚才我提到，遗族对死者的悲哀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里都有一种懊悔心理。虽然弗洛伊德已指出抑郁症的特征之一就是患者过度的自我责备，并且由此再前进一步涉及懊悔心理，以阐明自我的性质。我想当时倘若他知道日语中懊悔的概念，恐怕问题会简单得多。抑郁症自责的特点在于它是懊悔，而不是后悔，而懊悔的心理与遗憾关连密切，它对说明弗洛伊德的“抑郁症里潜在着一种罪恶感”之论述很有帮助。刚才已提到日语“懊悔”与“遗憾”词干相同，基本意思也一致。其用法的不同在于，“懊悔”完全是内向的，而“遗憾”有意识到外部的一面，比如说“这次输得真遗憾”。当然“遗憾”本身既有向外发泄，又有面向自己的特点。当它不断向内发展便成为“懊悔”。所以说抑郁症患者只觉得内心懊悔，却几乎没有“遗憾”之感，如觉得遗憾就还算不上是抑郁症，当患者感觉不到遗憾时，才应看作是抑郁症的懊悔。

如上所述，除了病态以外，正常人也懊悔或遗憾。当懊悔的情绪支配了人的整个精神状态时可以说他是患了抑郁症，根据懊悔的程度，可以诊断为精神状态有抑郁症状。下面让我们扼要地概括一下懊悔情绪的发展过程。患者首先感到自己无所依靠，心中不安，为了摆脱这种不安他做了各种努力，当一切归于徒劳时他会产生懊悔情绪，以致终日为此忧心忡忡。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具体观察一下失去亲人的场面。

当遗族回忆死者生前的往事时，他会非常懊悔，说这是一种罪恶感也未尝不可。因为在懊悔、不得平息心中的罪恶感，他看上去似乎很内疚，在受着良心责备，其实同时他还有某种怨恨死者的心情，或者怨恨命运。这种内心不愿承担罪恶感的愿望实际上是一种依赖心理。当然罪恶感是无法消除的，所以懊悔又是一种无法依赖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与死者生前有过一些纠葛，活着的时候并不以为然，如今再后悔也无法挽回，真正是悔恨莫及了。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懊悔、遗憾看作是依赖心理的一种延长，在此要强调一点，即这种依赖心理也是日本人极易陷入懊悔、遗憾情感之中的原因之一。同时，日本人特别爱同情一些身处窘境的受害者亦与此有密切关连。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有一段分析极有见地，他说，日本人都非常同情像义经、楠正成、四十七勇士、西乡隆盛这些败走麦城的英雄将士，它反映了日本人在道德观念上有一种受虐狂意识。如果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在为他们的挫败感到懊悔遗憾。更奇怪的是，日本人特别珍惜这种情感，并不以此为耻。日本人认同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他们歌功颂德，并借此发泄自身的懊悔之情。

其实不光对历史人物如此，对同时代的人也一样。比如，最近社会上，尤其是日本知识界对“全共运”学生运动好像都表示十分同情。当然“全共运”的学生们要求改革是赢得了社会上的一些支持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人们并不赞成学生们的暴力行为，只是觉得他们行动也是不得已的，故保持着一种容忍的态度。

当学生们遭到警察别动队的镇压时，人们又都站到学生一边。这显然是由于两者势力过于悬殊，群众无意识之中与处于困境的学生们产生了患难与共的心情。所以他们一方面理智地批判学生，另一方面却在感情上声援学生。

日本人极为重视这种与受害者同病相怜的感情，它不完全出于正义感，这是与欧美人截然不同之处。当然，欧美人的复仇观念是基于正义感，而日本人则与依赖心理有关。最近在欧美引起重视的“怨恨心理”（ressentiment）比较接近日本的上述感情。不同之处在于，欧美人一般不愿把这种感情流露出来，而日本人则正相反。

众所周知，尼采曾经说过，基督教的道德深处有一种奴性的“怨恨心理”。尼采之前的克尔凯郭尔（《当代》，芳坦纳文库，1962年）他对当时的基督教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对基督教的态度上他虽然与尼采完全不同，但他也警告人们不要受“怨恨心理”的毒害。近代的马克斯·舍勒对此也论说得极为详细，当然也是持否定态度的。针对人的同一种情感，日本与西方的评价之所以完全相反，我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归结于对依赖心理的认同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