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唱国歌否认中国籍，俩儿子入籍国外，她如今怎样？

2026年8月底，香港媒体曝光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面容憔悴，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行在伦敦的街头。谁还能认出来，这就是当年那个在香港电视上光鲜亮丽的“新闻之花”？

当年的她，坐在香港立法会议事厅里，国歌响起，全场肃立，唯独她一个人稳稳坐在椅子上，嘴都不带动一下。记者追着问，她甩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唱国歌跟她的身份认知不符。后来更过分，直接对着镜头说“我不是中国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2012年为了挤进立法会，主动注销了英国护照、重新入了中国籍。位子一坐稳，转头就不认了。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要走到哪一步，才会活成自己最不想成为的样子？毛孟静用一辈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活成了自己亲手写下的剧本，每一页都在呼应她当初的选择。

毛孟静1957年出生在香港，祖籍浙江宁波。家里条件不错，父母是从内地迁居香港的知识分子。可她从小读的是跑马地的圣保禄中学，法国天主教办的西式学校，全校英文教学，老师多是外国面孔，甚至不允许学生说中文。说白了，从根上就没扎稳。

1975年高中毕业，家里把她送去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读新闻。四年海外生活，思维方式慢慢就变了味。1979年回到香港，靠着流利的英语和一张利索的嘴皮子，她先在法新社、《英文虎报》干过，后来进了TVB当新闻主播。那时候的电视新闻主播和今天的网红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电视几乎是普通家庭获取资讯最重要的窗口。圈内人都叫她“新闻之花”。

真正改变她人生的，是1982年那场婚姻。她嫁给了英国记者菲利普·宝宁。问题不在跨国婚姻本身，而在于菲利普的先祖约翰·宝宁，是香港第四任总督，就是当年鸦片战争后逼迫清政府割让九龙半岛的那个人。

一个生在香港、祖籍宁波的女人，嫁进了当年侵略中国的家族。枕边人天天给她吹嘘殖民时期的“荣光”，她怎么就能心安理得地过下去？一个人可以不爱自己的国家，那是她的自由，但嫁给一个祖上侵略过自己祖国的人，还能心安理得地享受那段殖民历史带来的“优越感”——这已经超出了立场的范畴，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来处的彻底背叛。

婚后毛孟静生了两个儿子。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就给两个孩子办了英国国籍。她在家里立下规矩——不让孩子接触中文，全家人说话全用英语。春节不过，中秋不过，连日常交流都必须是英语。她觉得自己是在给儿子谋“光明前途”。可一个当妈的，连自己国家的语言都不让孩子学，这算哪门子的光明？

2006年，毛孟静加入公民党，从媒体人正式转行从政。2008年第一次参选立法会议员没选上，2012年再拼一次，成功拿下了九龙西的议席。参选的时候，她装模作样说香港和内地血脉相连。靠着这副假面孔，骗了不少选票。

可位子刚坐稳，她马上换了一副脸。立法会开会要奏国歌，所有议员都站起来跟着唱，就她一个人稳稳坐着，嘴都不带动一下。记者问她为啥不唱，她直接说唱国歌和她的身份认知不符。后来更是直接公开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2013年，她搞了个叫“香港本土”的组织，专门放大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天天喊着“抗融合、拒赤化”，一个劲挑拨两地关系。2018年，她去德国柏林参加国际国会女议员大会。会场里每个国家代表都有对应的国旗座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中国国旗的位置，她看都不看，直接绕开，跑去“无国籍人士”的区域坐了下来。宁愿承认自己是无国籍，都不肯认自己是中国人。同行的香港议员葛佩帆当场就火了，公开斥责她不要脸面。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街头乱成一锅粥。她一个立法会议员，非但不劝年轻人冷静，反而到处煽动学生罢课，鼓动别人家的孩子去冲在最前面。一副“为了香港未来”的大义凛然模样。结果呢，网友发现她早把两个儿子的户口都落到了英国。俩孩子安安稳稳在海外搞科研、过日子，跟香港的乱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最打脸的是，当时有传言说她儿子也上街了，她急得马上跳出来辟谣，说漏了嘴：“两个儿子都在外国生活，小儿子更是受良好教育的科学家”。这句话一出，网友彻底炸了。合着别人的孩子是炮灰，你的孩子就是宝贝？鼓动别人家孩子去送死，自己家孩子早就在安全地带吃着洋面包。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我经常想，一个人到底要多自私，才能干出这种事？她自己两个儿子拿英国护照，在海外享太平，别人家孩子被她鼓动上街冲锋，赌上前程和人生。她嘴上喊着“为了香港”，实际上她自己的家人连香港的边都不想沾。这不是立场问题，这是人品问题。

2020年，她因为勾结外部势力、搞颠覆活动被抓了。2024年11月，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她监禁50个月，也就是四年两个月。据说在狱里，她读了300多本书，还重新学法语，试图维持那点体面。2025年4月29日凌晨，罗湖惩教所的铁门打开。毛孟静低着头走出来，全程躲着镜头。四年两个月的牢狱生活，把她身上的嚣张气焰磨得一干二净。

更让人感慨的是，在她关进去的这四年多里，那两个她最疼爱的、早就安排好出国的好儿子，一次都没回来看过她。出狱当天，只有老公开车来接她。两个儿子，一个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工作，一个在加拿大。以他们的经济条件，买张机票回香港探亲不是难事。可四年多里，监狱探访记录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一个在英国金融城工作的从业者，飞香港也就十几个小时。钱不是问题，签证不是问题，时间也不是问题。问题的核心是他们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毛孟静当年在香港公开鼓动别人家孩子上街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个去了美国，一个留在英国，刀光剑影半毛钱都沾不到他们。她对外喊的是“抗争”，对内安排的是“撤退”。她喊得越响，自己家的孩子撤得越远。

如今两个儿子用同样的逻辑对待她。她进监狱了，名声坏了，靠近她会带来麻烦，那就别靠近。他们不恨她，也不爱她，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这种“没有必要”的态度，比恨更让人心寒。恨至少说明还有情感连接，而“没有必要”意味着这段关系已经被划入了可放弃的范畴。

有人把这事归结为子女不孝。在我看来，孝与不孝是建立在情感纽带基础上的，而毛孟静亲手剪断了这条纽带。她用英国护照、英语教育、反中洗脑，把自己和儿子的情感连接一点一点割干净了。儿子对她没有恨，也没有爱，只有一种冷静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她亲手设计和培养出来的。

出狱后毛孟静去了英国。大儿子在伦敦金融城工作，小儿子在加拿大。两个儿子在她蹲监狱的四年多里一次都没去探过监，出狱后也没好到哪去。她租住在伦敦郊区一间老旧的公寓里，每个月靠过去零星积攒的稿费和偶尔的网上专栏投稿维持生活。她有时会去附近的公园坐坐，看着那些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或是牵着狗散步的老人，一坐就是一下午。

大儿子只在她刚到时见过一面。那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儿子匆匆喝了杯咖啡，留下一个装着两千英镑的信封，说了句“照顾好自己”就离开了。小儿子在加拿大，连电话都很少打来。毛孟静曾经试着在社交媒体上发些伦敦街拍，配些怀念香港的文字，但回应者寥寥，偶尔有几条评论也是冷嘲热讽。

2026年初，她查出患有轻度抑郁症和严重的关节炎。英国冬天的湿冷让她的关节疼痛难忍，看病排队却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有一次她在社区诊所候诊时，电视里正播放香港的新闻画面——维港的灯光秀，熙攘的庙街夜市，还有新建成的西九龙文化区。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护士叫她的名字。

那年春天，她接到一个从香港打来的电话。是她从前在无线电视的老同事，如今已经退休。老同事说，有些以前的媒体朋友组了个茶聚，问她要是有空回香港，可以一起坐坐。毛孟静握着电话，半晌才说：“我再想想。”挂断后她才发现自己手在抖。

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有时候凌晨三四点，她会爬起来打开电脑，翻看旧照片——1980年代采访时的合影，1997年香港回归那晚她在直播间里的工作照，2003年SARS期间她戴着口罩做现场报道的影像。那时的她眼神里有光，说话铿锵有力，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个人走了那么远的路，最后发现最怀念的竟然是自己曾经背叛过的那个地方。她在香港的时候，拼命想跟中国撇清关系，跑到伦敦之后，又开始怀念香港的一切。人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走到最后发现，你拼命逃离的东西，恰恰是你最离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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