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得知李达从湖南抵达北平后，很快派人通知，请这位阔别多年的老友前来叙谈。两人上次分别时，革命形势正急转直下；再见面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北平也迎来了新的政治格局。
李达到达住处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等候。多年未见，彼此没有太多客套，还是沿用青年时代的称呼。毛泽东称他为“鹤鸣兄”，李达则叫毛泽东“润之”。这样的称呼没有官场意味，倒像是把时间一下拉回了长沙清水塘和湖南自修大学。
两人边走边谈，话题很快从眼前局势转到各自分离后的经历。毛泽东看着李达，问了一句：“这二十年，你是怎么过来的？”话不长，分量却很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分道扬镳，此后各自走过的道路，几乎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处境。
李达早年留学日本，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后，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年回到上海，他参与筹备共产党早期组织，主编《共产党》月刊，并承担了大量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既是代表，也是会议筹备中的重要工作人员。
有意思的是，李达并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书斋学者。为了维持刊物运转，他给商务印书馆等处投稿，把稿费投入办刊；经费紧张时，编辑、撰稿、校对、发行，许多事情都亲自承担。那时的理论宣传，靠的不是现成机构，而是一群人一点点筹措、奔走和坚持。
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主持湖南自修大学。学校既讲社会科学，也重视革命实践，许多青年由此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当时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两人共同生活、共同讨论，关系也由早期相识变得更加深厚。
但革命道路并非只有并肩前行。1923年，李达离开中共，后来主要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监视和追查，只能辗转于长沙、上海、北平等地，以教书和著述维持生活。对一个曾参与创建政党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处境相当艰难。
李达没有停止研究马克思主义。他陆续撰写《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著作，在高校和社会上讲授哲学、社会学。毛泽东在延安读到他的著作后，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些作品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挥了作用。
香山长谈中，李达谈到自己多年来的遭遇，也提及与王会悟的分离。毛泽东认真听着，并没有简单追问谁是谁非。对于自己的经历，他反而说得很淡，只是表示革命道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样的态度，既有老友间的体谅，也包含着对复杂历史处境的理解。
那次谈话持续了很久。长途跋涉而来的李达渐渐疲惫，毛泽东便让他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有些迟疑：“那你睡在哪里？”毛泽东笑着说：“我有工作，已经习惯了。”这件小事没有宏大色彩，却很能说明两人关系的特殊：既有革命同志之间的信任，也保留着早年相处时的随意。
1949年12月，李达提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没有回避他早年离党的问题，但也没有把历史简单化。他指出，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党的创建以及长期坚持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过去的选择也需要正视。经过讨论，李达的入党手续由中央直接办理，刘少奇担任介绍人，毛泽东和李维汉作历史见证人。
这次组织关系的恢复，不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处理，也反映出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并非只看某一个阶段。李达没有参加井冈山斗争和长征，这是他心中的遗憾；但他在理论宣传、教育和统战工作中的长期坚持，同样构成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时，特意向工作人员交代，李达白天随时可以来见。李达来到东湖宾馆后，一时不习惯正式称呼，几次欲言又止。毛泽东便劝他不必拘束，仍像从前一样称呼彼此。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鼓励李达撰写通俗理论文章，帮助干部和青年理解唯物论与辩证法。李达则继续写书、写文章、办教育，直到晚年仍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传播上。二十年离散，最终没有切断两位“一大”代表之间的联系，香山那次长谈，也成为他们共同经历中一段格外重要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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