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岗：一个不断“变小”的日本为何更危险了

一个不断“缩水”“变小”的日本，正在引起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担忧。日本人的平均身高陷入停滞，住宅楼套内面积呈现缩小趋势，年轻人交友范围日益变小、世界观变得狭隘……一些日媒列举日本社会近年来在物质以及价值观等层面“不断缩小”的种种现实，并且试图厘清背后原因以及潜在影响。

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困局

日媒感慨自己国家“缩水”，显然是基于与过去的历史对比。

以平均身高这个需要较长时间周期才能显现的指标来看，19世纪明治维新开始之前，日本人的平均身高不到160厘米。随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以及民众饮食习惯发生变化等，这个指标开始显著增长。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已经跻身亚洲国家前列。但近年来，日本官方统计显示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持续下降。以18岁时的平均身高来看，日本已被中国和韩国超过。以住宅楼面积以及社会精神状态等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从战后初期的“房荒”过渡到住房日益充足、条件不断改善的阶段。当时，日本社会整体展现蓬勃积极氛围，乐观情绪达到一个高潮，在对外经济扩张中甚至出现“买下美国”的说法。

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的“泡沫经济”崩溃，更是让日本陷入增长停滞的所谓“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也流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颓丧感。2000年到2010年那段时间，日本媒体在描述本国经济社会状态时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是“闭塞感”：在经济社会长期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日本人的整体心态日益低沉和焦虑。这种社会心理延续至今，并且渗透在物质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变成当下一些日媒眼中的“变小”“缩水”。

回顾战后日本社会的“心路历程”可知，经济低迷和长期停滞是导致日本国家面貌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直接根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推行“吉田茂路线”，在保持对美协调的基础上“重经济、轻军备”，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经济。在此阶段，日本受益于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产业、技术等方面扶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1968年时已经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但在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实际上处于“追赶模式”，通过引进美国技术、制度等实现自身经济增长，但在“追赶期”结束后，日本经济并未找到一条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的道路。

换句话说，虽然“日本制造”名噪一时，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等领域还一度赶超欧美，但并未从根本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中逐渐掉队，前沿技术创新不足、灵活性不够，无法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和市场供求变化等问题和短板暴露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之前的信息技术（IT）时代没能诞生美国GAFA（即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那样的互联网巨头，在如今的人工智能（AI）时代也处于苦苦追赶状态。即便没有经历“泡沫经济”破裂，日本在当时前沿科技创新已经开始深刻重塑世界经济的大势中也将越发艰难。“泡沫经济”破裂只是以一种更为直观和惨烈的方式，把日本经济增长势头打了下去。

右翼势力获得可乘之机

时至今日，突破性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等，依然是日本经济社会困顿中难以解决的核心难题。一方面，长期以来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制度、新陈代谢缓慢的产业结构、决策心理保守等，导致日本初创企业难以获得充分的资源支持，无论独角兽企业还是前沿科技领域巨头数量都比较少。另一方面，来自日本官方的政策支撑不足。一个国家要想提升劳动生产率，往往需要长期性和连续性的改革举措才能取得成效。但在日本政坛以“十年九相”为标志性现象的长期动荡中，一些政客即便上台也受制于政治私利和任期等考量，难以推进改革政策的“长期工程”。

如此一来，在少子老龄化、巨额债务负担以及产业空心化加剧等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停滞泥潭。作为立国之本的“日本制造”日渐黯淡，工业产值大幅。在由此带来的挫败感和无力感中，日本社会“缩水”“变小”的趋势越发明显。同时，期待政治层面能够有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社会心理再度萌发。但这也给了日本右翼势力可乘之机。

2001年小泉纯一郎在政坛崛起，正是以日本经济长时间的低迷乃至停滞为重要背景。小泉以“彻底改革派”姿态、打着“改变日本”的口号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并出任日本首相，随后试图在政治、经济、财政和社会领域推行所谓“没有禁区的改革”。但小泉政府的“全方位改造”并没能够带领日本走出困境。2006年之后，安倍晋三间断性的两次上台，同样都被日本选民寄予提振经济的厚望。以货币宽松、灵活财政和结构改革“三支箭”为主要特征的“安倍经济学”，以“打强心针”“吃激素”的方式给日本经济带来一定短期效应，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包括生产率提升在内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同时还留下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日本央行政策工具拮据、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等后遗症。安倍之后的历任首相，虽然也都提出各自改革主张，但都没能真正帮助日本打破经济发展困局。

“负面螺旋”危险还在加剧

既然经济困境难破，日本右翼政客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做文章，在经济体量乃至社会其他诸多层面相对“缩水”的情况下，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并在类似议题包装下加速突破国内“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体制束缚。

早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实力大增后，日本政府就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的口号。1984年，中曾根政府正式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声称日本要以经济力量为后盾，以建立强大军事力量为保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2001年小泉政府上台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层面开始明显倒退，不仅在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明显右倾，小泉本人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还在国际层面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重要目标，甚至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和德国等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暴露出借此摆脱战后国际体制束缚的意图。安倍上台尤其二次出任首相期间，日本右翼主张更加外露，在历史认知、军事安保、推动修宪等诸多方面推动一系列政策议程，同时更加强调以军事实力支撑日本“政治大国”目标，同时也更大程度偏离了战后日本总体上“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茂路线”，转向右翼保守性质的“岸信介路线”。

事实上，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理性认知，主张日本应该认清自身实力和处境，对于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地位需要量体裁衣，更不应让“政治大国”目标成为右翼势力附着错误立场和政治私利的工具。但很显然，在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现实背景下，这些清醒声音尚未能够成为主流。谋求“政治大国”这个目标本身，已经成为日本右翼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和平宪法”等一系列操作的幌子。

以“安倍政治衣钵继承者”自诩的高市早苗，本来也承载着日本社会对于摆脱当前经济民生困境的期待，但其上台以来实际是在加速掏空战后日本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肆意表露和实践自己右翼顽固立场和军国主义情结。高市政府上台近一年来，平抑物价和提振经济的种种承诺没能兑现，为了骗取民意还置日本财政纪律和债台高筑等现实于不顾。与此同时，日本“再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则进入了系统化推进的危险轨道。

如此一来，日本就陷入了一时难以摆脱的负面螺旋：经济长期困顿导致社会焦虑颓丧，在物质和价值观等层面出现“缩水”“变小”表征；右翼势力“乘虚而入”非但未能提振经济，还使日本朝着“重军备、轻经济”的错误方向冒进，这反过来又加剧着日本经济困境以及社会心理层面的焦虑。如果放任日本右翼这样膨胀、横行下去，日本经济社会困境的这个“负面螺旋”只会进一步加剧，不仅自己面临更多危险夹击，也给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带来更大危险。（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