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秋，辽宁铁岭以南的乱石山一带，日军工程队开始加紧施工。负责监督的日本军官大木仲治，后来在回忆材料中提到，这里并不是普通的据点，而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军事工程，日方档案称其为“新东京工程”。
乱石山距铁岭市区约15公里，地势起伏，便于构筑坑道、碉堡和储备设施。日本关东军把它视作防备苏军南下的重要屏障，陆续征调大批中国劳工。关于劳工人数，现有材料多记为十万人以上，但具体数字仍需结合名册、地方档案和幸存者证词核对。
这类工程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劳动强度，而是劳工被完全排除在正常秩序之外。没有合同，没有安全保障，甚至没有基本的救治权。日军监工和被利用的中国领工，常用“逃跑”“偷懒”“盗窃”等罪名处罚劳工，惩罚往往不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为了维持恐惧。
大木仲治记载，1939年10月，一名劳工逃离工地后被抓回。中国领工王尚卿将他绑在马匹后拖行，随后又送到警备所殴打。材料称，此人最终死亡。这样的记录即便出自加害一方，也反映出工地管理并非单纯的军事纪律，而是带有明显的虐待和杀戮性质。
还有一名来自瓦房店的劳工患疟疾，无法正常上工。按照工地惯例，他本应被隔离或治疗，实际却被指责为“泡棚子”，也就是装病逃避劳动。大木仲治在回忆中承认，王尚卿得到默许后用木棒殴打此人，数日后他便死去。家属前来收尸时，连一具完整的遗体都难以得到。
有意思的是，所谓“逃跑”并不总是事实。1940年初，一名劳工被指认为逃跑者，两名日本士兵将他反复抬起摔向地面，持续很久后将其打死。回忆材料还称，尸体曾被拖入犬圈，遗骨草草掩埋。这个细节是否经过完整档案印证，仍需谨慎辨析，但日军以暴力审讯、私刑处置劳工，并非孤立现象。
工地上的危险，也来自粗暴施工。1942年，一处炮眼出现哑炮，监工仍强迫劳工前去检查。炮弹后来突然爆炸，造成多人死伤。另一次事故中，一名青年挑运石料时跌入坑内，头部受伤昏迷，日军却不许停工救人，反而命令继续填土。其亲属哭喊着求救：“他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先把人救出来吧！”得到的不是回应，而是殴打。
这句话很短，却说明了劳工在工地上的处境：他们不是被当作工人，而是被当作可以随时替换的工具。事故发生后，责任往往被推给受害者；有人受伤，便被视为影响进度；有人死亡，也只是工程记录上一个不愿留下的数字。
为了防止逃亡，日军在工地周围架设铁丝网，部分区域还通有电流。材料记载，富桂生曾在夜间试图越过电网，结果触电身亡；也有逃跑者和前来施救的劳工一同被电死。电网原本是军事防御设施，放在劳工营周围后，便成了封锁生命的工具。
疾病和饥饿同样在吞噬劳工。工棚拥挤，跳蚤、臭虫滋生，疟疾、痢疾等疾病缺乏有效治疗。病重者通常不会得到药物，有时连饭也被停发。所谓“送医院”，在一些口述材料中竟成了被拖往偏僻地点处置的代名词。
当地流传的“炼人场”，据说分布在侯家坟等地，以石块垒成焚烧设施。关于这里究竟焚烧了多少尸体，今天没有一个能够确认的准确数字；石山子北山、范屯坡地、黑牛圈沟谷等处，则被多次提到存在集中埋尸地点。
这些说法需要档案、考古调查和遗址证据彼此印证，不能把每个数字都当作定论。但“新东京工程”造成大量劳工死亡，已经有日方材料、地方记载和幸存者回忆相互指向。日本投降时，工程仍未完全竣工，所谓军事目标没有实现，劳工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无法挽回。
大木仲治的回忆并不能替代全部证据，也不能成为减轻责任的理由。恰恰相反，作为日军工程监督者留下的材料，它暴露了封锁、强迫劳动、私刑和遗弃伤病员之间的连贯关系。至于死亡人数，仍是这段历史中尚未完全揭开的黑暗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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