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舟山基地,39岁的张逸民接到调任政委的通知时,心里并没有多少欣喜。这个职务意味着他将成为正军职干部,可在他看来,许多参加过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资历深、贡献大,自己不能因为几次战斗立功,就把位置看得太轻松。
有人劝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安心干就是了。”
张逸民却提出,能不能先以副政委身份工作一段时间,等熟悉情况后再作安排。这不是推辞,更不是畏缩,而是一个从基层战斗岗位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军人,对责任分量的清醒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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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逸民的晋升,确实快得少见。1955年至1962年短短7年间,他连续三次提升军衔;更特别的是,他的职务提升速度,明显超过了军衔变化。一个军人能否走得快,靠的不是单纯的年限,而是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和组织对其能力的判断。
解放战争初期,张逸民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在第6纵队第16师工作,随部队一路南下,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战争结束后,他被选调到青岛快艇学校学习。过去在陆地上打仗,转入海军后,面对的是舰艇、海况、航行和火力协同,完全是另一套本领。
学校毕业后,他成为快艇艇长,先在北海舰队工作,后来调往东海舰队。那时国民党海军仍控制着浙东部分岛屿,华东沿海也不时遭到袭扰。快艇部队个头不大,行动却快,适合在近海展开突然打击,张逸民也由此迎来了真正改变命运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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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张逸民所在快艇大队奉命出击。他指挥快艇接近目标,发射鱼雷,击中了国民党海军“洞庭”号。这是他转入海军后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也是这支快艇大队到达华东后的首场大胜。
返港时,定海内港一带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对岸上的群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凯旋的子弟兵;对张逸民和战友而言,这场胜利证明快艇并非只能执行侦察和巡逻任务,同样可以在近海战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次战斗后,快艇大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张逸民个人荣立二等功,并参加了1955年国庆观礼。同年,他被授予中尉军衔。军衔并不算高,因为此前他长期担任连级职务,可战斗已经让上级看到了他的指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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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快艇第5支队扩编为5个大队,干部重新调整。张逸民被任命为第1大队参谋长,军衔晋升为上尉。支队属于师级单位,大队大体相当于团级,他实际上完成了从连职到团职的跨越。
真正让他被更多人注意的,是1958年的金门海战。当时大队长前往厦门陆上指挥所,部队的备战和战斗组织,更多落到了参谋长张逸民肩上。8月23日的战斗中,他指挥快艇击中“台生”号坦克登陆舰,并重创“中海”号坦克登陆舰。
9月1日的战斗则没有那么顺利,张逸民所在快艇被击沉,所幸艇上人员全部脱险。战场从来不是只许胜、不许败的演习场。两次作战有得有失,却让部队积累了近海突击经验,也为后来崇武以东海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准备。
1958年年底,张逸民因战功和指挥表现,被任命为大队长,成为正团职干部,同时晋升为大尉。按通常对应关系,正团职往往应当配中校甚至上校军衔,他的职务显然跑在了军衔前面。到1962年前后,他又晋升为少校,7年内完成了三次军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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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军衔提升并没有一直延续。1963年,张逸民被调入海军学院学习两年。1965年,他参加崇武以东海战,指挥部队击沉国民党海军军舰,取得重要战果。按过去的惯例,这样的战功本可能带来新的军衔变化,但当时军衔制度已经取消,军人的晋升更多体现为职务调整。
战后,张逸民先任快艇支队副参谋长,随后担任第6支队副政委。1967年,他被任命为支队政委,成为正师职干部。1968年调任舟山基地政委时,他才39岁上下,面对比自己年长、资历更深的干部,心中不安并不奇怪。
几个月后,组织仍决定让他正式承担这一职务。1969年10月,张逸民被任命为舟山基地政委,从团职走到正军职,他用的时间比许多干部短得多。1971年以后,他离开了这条快速上升的海军指挥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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