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范纪曼被判死刑，行刑前借口上厕所，看守摆手说：早去早回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清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一个死刑犯提出要去厕所。

看守没把他当回事。

人已经判了死刑，枪口就在前头，谁还会在这时候想着跑？他摆了摆手，催范纪曼快去快回。

铁门一开，范纪曼走了出去。

这一走，监狱再没等到他回来。

那一年，范纪曼四十三岁。档案上写得很清楚：四川梁山人，一九〇六年三月生，通日、俄、德等外文，擅油画，早年读过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来又进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

这份履历放在旧上海，足够让他做一个体面的教书人。

可范纪曼走的不是这条路。

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梁山，在九月建立中共梁山特别支部，年底又参与建立梁山县委，并任县委书记兼管军事。

那时的梁山，街面上有军阀，乡下有土豪，暗处有追捕他的眼睛。

范纪曼没有躲进书斋。他组织青年办“一六”剧社，到县城、乡场演出；又在马家场、沙垭场一带发动农民，建立穷人会、农协会。

枪还没响，风声先紧了。

驻梁军阀和地方势力开始追捕他，四川省委随即把他调往合川、重庆，继续做军运、学运。

他没有回头。

到一九三一年，范纪曼去了上海，在法南区做交通联络。那年“五卅”纪念日，党组织举行飞行集会，他因叛徒出卖被捕。

铁门第一次关上。

八月，他从苏州监狱获释。九月到了北平，一边找党，一边读书。可书桌没有挡住时代的风。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范纪曼被推为抗日学联负责人之一，率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五日，南京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学生，他被打成重伤。

血还没干，他又去了上海宋庆龄住处，把请愿经过讲出来。

这个人身上有个反常处：他学外文，写诗，翻译海涅，能画画；可一到关键时刻，又能把自己放进最危险的位置。

这不是文人的浪漫。

这是地下工作的底子。

一九三二年前后，他为营救被关押的中共干部曹策，同国民党军统人物周旋。对方让他翻译、抄录美国使馆材料，他发现其中夹着国民党和日本方面的军事外交情报，便另抄一份，送给党组织。

纸很薄。

命很重。

一九三三年后，范纪曼继续搜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情报。抗战时期，他一度负责日军军事情报研究。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受组织指示到南京搜集日军情报，潜入中央大学任训育主任，次年五月因暴露风险离开南京，返回上海。

这些年，他不是总能同组织保持顺畅联系。

但他始终在找路。

抗战胜利后，上海局势又变了。提篮桥监狱里仍关着政治犯。范纪曼利用国民党军委会参议身份，进入监狱营救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使其获释。

到一九四七年八月，范纪曼潜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代理少将专员，负责国际情报。

少将军装穿在身上，身份就成了刀鞘。

一九四八年初，上海地下情报系统让他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蒋介石总部准备迁往台湾的消息，也由他获悉并传出。

外人看见的是国防部少将专员。

组织看见的是隐蔽战线上的一枚钉子。

可钉子钉得越深，拔出来时越见血。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范纪曼在上海被军统特务逮捕。押审、讯问、判死刑，时间压得很紧。

南京城外，解放军已经逼近。

牢房里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方面在撤退前会处理一批政治犯。范纪曼的名字，就在其中。

这一次，铁门后面不只是牢狱。

是刑场。

他没有供出组织，也没有把手里的线索交出去。到了行刑前，他留意到厕所一带可借力攀越，墙角有木板，可以搭出落脚处。

机会小得像一道缝。

可人到了这一步，缝也是门。

四月十一日清晨，他向看守提出要去厕所。看守催他早些回来。范纪曼进了厕所，搬动木板，借力攀墙，从老虎桥监狱越墙逃出。

身后的铁门还在。

人已经不见了。

这场逃生最容易被讲成传奇，可真正要紧的不是那块木板。

是他在国民党机关潜伏多年后，对环境、人的松懈、守卫习惯和生死关头的判断，已经练到极细。换作旁人，那是厕所；到范纪曼眼里，那是最后一条路。

逃出南京后，范纪曼回到党组织身边。

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又协助上海市人民政府破获原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可他的后半生并不平顺。

一九五五年七月，范纪曼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被捕入狱，后判刑二十年。到一九八〇年八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纠正原判，为他平反昭雪。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恢复范纪曼党籍，党龄从一九二六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一九二五年入团时算起。

等这一天，他等了很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六日，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老虎桥监狱后来搬迁，旧址在南京玄武区老虎桥四十五号。那堵墙、那道门、那间厕所，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清晨，范纪曼从铁门里走出去，手搭上木板，翻过高墙，身影消失在南京城的晨色里。

他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