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月27日凌晨，上海福佑路一间石库门住宅内，军统特务罗炳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电台，公安人员已经破门而入。屋里没有枪战，只有一只尚未合上的皮箱，以及藏在杂物后面的无线电设备。
罗炳乾原本以为，自己能够凭借熟悉的反侦察手段躲过搜捕。可上海公安机关排查潜伏人员时，已经注意到市区存在异常电波。信号出现的时间、方向和强度，被一一记录下来，侦查范围也随之缩小。
他的身份并不简单。抗日战争时期，罗炳乾曾在军统系统工作，受过报务训练，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技术职务。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随旧政权撤离，而是以留用人员身份留在城市，暗中恢复与台湾方面的联系。
1949年夏天，罗炳乾来到上海。他对外声称来自苏州，做布匹生意，住处选择在相对安静的福佑路。这样的安排并非偶然，石库门住宅房屋相连，人员进出复杂，邻里之间也未必彼此熟悉，便于隐藏电台和观察周边情况。
无线电台被安置在阁楼附近，天线则尽量藏入屋顶。夜深以后，他才开始发报，将上海的工厂、码头、交通设施以及电力系统等情况传递出去。对潜伏特务来说，情报不一定来自机密文件，街道布局、厂区位置和设备运行情况，同样可能成为军事目标。
有意思的是，罗炳乾并非只负责传递消息。他还曾向台湾方面索要经费和黄金。电报往来频繁，活动痕迹也因此增加。公安机关从电波异常入手，结合旧档案和人员关系展开排查，最终把目光锁定到这个表面普通的“生意人”身上。
被捕之后，罗炳乾很快失去了抵抗意志。审讯开始不久，他便交代了自己的经历、住址、电台和联络方式。审讯人员追问还有没有同伙时，他停顿片刻，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
“我还能帮你们抓一个人。”
“谁？”
“钮梅波。”
钮梅波在上海地下特务活动中并非普通成员。她曾经利用社会关系掩护身份，与爆炸、暗杀等案件有关。罗炳乾供称，自己与她之间设有联络暗号，只要由他发出假情报，便有机会将她引出。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批准。公安机关没有直接追捕，而是让罗炳乾在监视下发报，制造一份必须当面交接的重要情报。钮梅波起初没有立即回应，几天后才同意见面，地点定在大沪舞厅。
接头当日，罗炳乾按照约定行动。途中，一个小女孩靠近他，把嚼过的橡皮糖吐到他身上，随后转身跑开。罗炳乾低头查看，发现上面留有暗号，便改变路线前往舞厅。侦查人员保持距离跟随，没有贸然惊动双方。
舞厅二楼，钮梅波已经等在那里。她接过藏在香烟盒中的纸条，快速看了一遍，却没有继续追问。片刻之后，她突然说道：“这里不安全，马上走。”
她似乎察觉到了异常。也许是楼下出现了陌生面孔，也许是罗炳乾的神态与往常不同。总之，钮梅波没有按照原计划久留，而是让罗炳乾先行离开。
公安人员随即冲入房间，却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床板下方有一个隐蔽洞口，地道通向另一条街。等追捕人员赶到出口时，钮梅波早已脱身。一次精心布置的诱捕行动，就这样被她凭借警觉避开。
但逃脱并不等于安全。两天后的夜间，巡逻人员在弄堂附近发现一名行迹匆忙的女子。对方被盘问后转身逃跑，反而暴露了身份。由于穿着高跟鞋，她很快被追上。被捕时，确认其正是钮梅波。
就在这起案件推进期间，上海遭到大规模空袭。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电力设施实施轰炸，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以及部分电车和电力设施受到攻击，城市供电受到严重影响，人员和房屋也有较大损失。
这次轰炸的目标之所以集中在电力系统，与此前搜集的情报存在直接关联。罗炳乾潜伏期间，曾对上海重要设施进行观察并发送资料。至于空袭行动的具体决策和情报使用过程，还涉及台湾方面的军事部署，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名特务单独造成。
罗炳乾被捕后，相关案件迅速进入处理程序。1950年2月7日，他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距离落网只有十天左右。钮梅波则在押解和审讯中继续交代组织关系，案件牵出更多潜伏人员。1955年4月，她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
一人为了求生供出同伙，一人凭借警觉暂时逃脱，二人的结局却都已经写入当年的案卷。福佑路的电台、大沪舞厅的地道，以及2月6日遭受轰炸的上海电力设施，构成了这起案件中彼此相连的几个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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