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主席著作中的反面人物，身为县长的一项建议竟迫使红军踏上长征之路

1933年春，江西中央苏区北部，国民党军队没有急着把大批部队压上去，而是沿着道路、山口和集镇修筑碉堡。一个个据点彼此呼应，枪口对着交通要道，红军的活动空间就这样被一点点挤压。提出这套办法的人，并非战场上声名显赫的名将，而是一名做过县长的地方官员柳维垣。

几年后，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谈到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变化时，专门点出了柳维垣的名字。书中认为，国民党军队过去轻视红军，固守旧有战法，屡遭失败；后来改变办法，采取新的战略原则，才使战局发生变化。柳维垣，正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柳维垣号叔戎，1892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塔尔岗一带。当地读书风气较盛，他的兄长柳隶园后来曾任学校校长，并担任过湖北省参事。柳维垣没有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一类的显赫经历，早年就读湖北陆军小学堂，后来到四川杨森部任职，又进入警察系统学习。

他的经历并不传奇，却很能说明民国时期地方军政人员的流动轨迹。军队、警察、教育和行政之间，往往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柳维垣先后在湖南浏阳、湖北黄陂任县长，真正让他受到蒋介石注意的，也正是在黄陂任职期间。

当时，黄陂北部一些地区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相邻，地方武装和红军活动频繁。柳维垣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规模追击上，而是观察红军如何依靠群众、山地和交通条件周旋。他在一些集镇和要地修建碉堡，试图用固定据点控制道路，再以据点之间的联络限制红军行动。

有意思的是，他还把这些做法整理成《堡垒政策研究》。这本小册子未必有多高深的理论，却抓住了一个实际问题：红军擅长运动，国民党军若总是追着红军跑，兵力优势很难发挥；如果把道路、粮道和集镇锁住，再逐步向苏区推进，战场主动权就可能发生变化。

1933年，蒋介石为准备第五次“围剿”，在南昌等地召集人员研究新的作战办法。此前几次“围剿”接连失利，国民党军队已经意识到，单靠集中兵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并不能解决问题。柳维垣因修筑碉堡的地方经验受到重视，被调入南昌行营，负责与碉堡建设有关的工作，并获授少将军衔。

据相关资料记载，他主张“行军所至，立建碉堡”，部队推进到哪里，工事就修到哪里。碉堡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要相互接应，形成火力网；部队也不急于冒进，而是修筑、驻守、清剿同步进行，逐步压缩苏区范围。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不和红军比谁跑得快，而是把红军能走的路一条条堵住。

“这种办法，真能在一年内解决苏区吗？”有人曾提出疑问。柳维垣的回答很直接：“苏区地域有限，只要层层推进，不给红军留下机动余地，胜负早晚可以见分晓。”

这套办法确实给红军造成了巨大压力。从1933年到1934年，国民党军在江西及其周边大量修筑碉堡，形成纵横交错的封锁体系。关于碉堡数量，史料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但规模十分庞大是确定的。黎川、南丰、广昌一线，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带，碉堡、道路和据点连成了推进苏区的工具。

然而，军事办法本身并不会自动决定战争结果。国民党军开始采用堡垒推进时，中央苏区方面却在“左”倾军事路线影响下，逐渐排斥此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强调固守阵地、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试图把敌人挡在苏区之外。

广昌战役便暴露出这种作战思想的严重问题。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门户，红军把它视为不能轻易放弃的要地。国民党军依托碉堡逐步推进，红军则多次组织阵地防御和反击。由于缺少足够的重武器，面对坚固工事时，进攻往往付出很大代价，战斗逐渐变成消耗。

碉堡不仅改变了战场，也改变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修筑工事需要砖石、木料和劳力，沿线房屋被拆，树木被砍，许多百姓被强征为民夫或被迫承担守碉任务。道路被封锁后，粮食、食盐和日用品难以流通，地方经济受到打击。军事封锁越严，民众承受的负担越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长征的原因复杂，既有敌军堡垒推进造成的外部压力，也有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根据地内部的困难。把这一结果简单归结为柳维垣个人，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他的建议确实参与塑造了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式，也因此被毛泽东作为典型写入著作。

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期间，柳维垣仍在国民党政权系统内任职。1949年重庆解放前后，他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由于具体情节和后续材料记载较为分散，关于其被俘后的经历，不能任意添枝加叶。可以确认的是，他没有被处决，后来因病于1960年前后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左右。彩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