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性”的重塑与中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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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赵明昊 中美聚焦）

作者：赵明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总统大幅扩权、打击自由多元主义，还是以交易主义方式处理同盟关系、大搞“退出外交”，都表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力图对“美国性”进行重塑。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和中国需要面对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美国。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持续发生深刻变革。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总统大幅扩权、打击自由多元主义，还是以交易主义方式处理同盟关系、大搞“退出外交”，都表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力图对“美国性”进行重塑。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和中国需要面对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美国。

概要而言，认识“美国性”的重塑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需要认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以及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严重挑战，重视美国国内政治动荡对中美关系的外溢性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自由民主”描述美国，但是，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其针对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倡导的“多元、平等、包容”（DEI）展开更具系统性的打击。美国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对行政部门权力的制衡有所弱化。特朗普及其背后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势力，试图重新界定何谓自由、何谓民主，他们希望打赢的并不仅是一场“文化战争”，而是试图将右翼民粹主义的诸多理念制度化。

▲3月28日，在美国纽约，抗议者手举“不要国王”标语牌。（图源：新华社）

毋庸置疑，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各种裂痕持续增大，与政治相关的暴力活动显著上升。民粹主义的“愤怒”助长了“强人总统”的崛起。无论是保守派精英还是左翼人士，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暴力和极端主义。政党之间的极化演变为政党内部的极化，政党政治的极化演变为在美国社会弥漫的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美国民众对“体制”的信任度下降，有关“深层政府”“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如何把控美国政治权力的讨论不断升温。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仅要更换美国意识形态体系，还力图改造美国政府的权力架构。这位标新立异的共和党总统寻求行政部门权力的急剧扩张，通过实施颇具争议的打击移民等政策，尝试打破既有的法律界限。特朗普在关税等领域的强势作为，美国国会对白宫制衡能力的弱化，让世界看到“强人总统”在美国的兴起，进而引发有关“美国式威权”的讨论。

第二，需要认识一个“国家主义的美国”，美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力度的强化将给世界和中国带来重要影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者都寻求制定和实施所谓“现代产业战略”，希望通过加大美国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提升美国在半导体、通信电子、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的产业竞争力，以更强大的“美国制造”实力维护供应链安全，减少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

很大程度上，美国正在经历从“金融资本主义”向“国家权力资本主义”的转变。拜登执政时期，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等人倡导“21世纪的产业政策”，鼓吹更加注重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华盛顿共识”。 2026年6月，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阐述“21世纪美国经济方略”。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强化国家产业能力，提升美国政府对关键物资生产的掌控力。美国政府与社会、国家与产业体系之间的互动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美国将芯片、关键矿产、药品等产业“安全化”，将对中美长期博弈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需要认识一个“技术民族主义的美国”，探究美国科技-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兴起及其对中美博弈的影响。创新力是美国力量的核心，科技议题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大国日益聚焦以技术-产业链控制为核心的体系性博弈。为维护自身的科技霸权地位，美国不断加码对华“科技冷战”。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是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特朗普政府试图以战略性和任务性导向改造其“创新生态系统”，巩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美国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视为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

科技-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兴起，是影响美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该复合体充斥很多“技术鹰派”人士，他们高度重视中美科技竞争，倾向于放大“中国威胁”、强化大国对抗叙事，尤其是其重点推动的“智能化战争”对中美安全博弈具有重要影响。高技术企业、技术产业协会、研究科技竞争问题的专家和智库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键合作对象。深入研究科技-军事-工业复合体，有助于从美国多元主体及其互动的角度，及时研判美国对华“科技冷战”的演进态势，前瞻性地把握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

▲1月7日，一名男子在202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走过印有“物理AI”字样的展台。（图源：新华社）

第四，需要认识一个“交易主义的美国”， 从全球公共产品角度谋划如何运筹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点领域，如何应对奉行交易主义、大搞“退出外交”的美国，是中国外交面临的突出挑战之一。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与中美围绕全球治理的博弈高度相关。“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指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

美国曾经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主导建立了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此类全球公共产品对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支持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及至特朗普时期，“美国优先”理念大行其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更趋突出。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的一年里，美国就退出66个国际组织。

与此同时，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杜如松（Rush Doshi）等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中国试图削弱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美国需要设法“钝化”（Blunting）中国的秩序建设努力。在特朗普政府推动“退出外交”的背景下，如何妥善应对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互动，如何在国际秩序层面实现中美协调，如何处理中美围绕全球南方的竞争，这些都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挑战。

总之，运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需要认清美国成为“躁动霸权”的现实，需要打破对美国的很多惯常认知。惟有针对新的“美国性”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能构建评估美国战略走向的精准框架，进而制定灵巧有效的对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