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诬告陷害、必须严惩

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控告、检举、信访监督，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对公权力实施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但近年来，实践中出现大量异化现象：部分人员出于报复泄愤、商业竞争、打压异见、敲诈牟利等目的，蓄意捏造犯罪事实，进行虚假报案、恶意举报、网暴式构陷。恶意诬告乱象持续蔓延，严重消耗公安、检察、信访、纪检监察大量公共资源；无辜公民、公职人员、民营企业家、敢于建言的普通民众，无端卷入调查程序，反复接受传唤询问，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崩塌、精神心理创伤，个人事业、家庭生活遭受不可逆的伤害。现行法律框架下，诬告陷害的惩戒规则与当前社会现实、网络传播环境出现一定适配落差。为平衡保障公民监督权与防范权利滥用，遏制诬告构陷乱象，维护司法公信力、保护公民人格权益，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矛盾，现就完善诬告惩戒法律制度，提出如下立法与综合治理建议。一、当前恶意诬告泛滥的法治短板与多重现实危害（一）诬告陷害罪刑事入罪门槛实践偏高，法律威慑不足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了诬告陷害罪，要求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务当中，部分办案机关形成不成文裁判惯性，往往以被害人被刑事拘留、逮捕羁押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核心标尺。大量恶意诬告行为人，刻意捏造强奸、受贿、行贿、渎职、重大安全生产犯罪等重罪事实进行举报报案，虽没有造成被害人被羁押的结果，但致使被害人多次接受传唤讯问、配合调查，个人社会声誉、职场发展遭受重大打击。该类案件最终大多仅给予治安警告、小额罚款，甚至直接认定为“举报失实”不予追责。由此形成诬告成本极低，而被诬告者自证清白成本极高的失衡局面。部分诬告者抓住制度漏洞，反复多头举报，向公安、纪检、12345政务服务热线、信访平台重复投递虚假线索，大量无效工单挤占基层行政与司法资源，基层办案人员被迫投入大量人力核查子虚乌有的犯罪线索，基层治理负担显著加重。（二）惩戒力度与诬告造成的损害后果不相匹配，罪责刑平衡原则未能充分落地按照现行立法，无论行为人捏造何种等级的罪名实施诬告，查证属实后统一适用诬告陷害罪同一档量刑区间。诬告捏造重罪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对被害人的人格摧毁程度，远高于捏造轻微违法行为，但在量刑上缺少差异化的参考标尺。被诬告人要耗费巨额时间、金钱，搜集证据、配合调查来自证清白，工作晋升受阻、家庭关系受损、社会标签难以消除。反观诬告人，很多情况下仅承担轻微的法律后果。权利受侵害一方维权艰难，违法一方代价轻微，权责后果失衡，长此以往会削弱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内心认同。（三）错告、检举失实与主观恶意诬告的实务边界模糊，存在处置尺度弹性过大问题法律本身充分区分合理举报、错告检举失实与恶意诬告。公民基于有限信息、合理怀疑开展监督，即便部分事实存在偏差，应当予以包容保护，这是保障群众监督权利的应有之义。但在现实办案中，部分办案机关出于化解矛盾、规避信访风险、息事宁人的考量，不愿对举报者作出否定评价。对于有明确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出于打击报复目的的诬告行为，简单归入“认知偏差、举报失实”，不予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该种处理方式变相纵容报复式举报，挫伤公职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挫伤企业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安全感。（四）互联网时代线上诬告危害放大，现有治理机制存在短板网络传播环境之下，匿名举报渠道、社交平台、网络投诉端口为诬告提供了传播载体。诬告的虚假事实一经发布，短时间内即可大范围扩散，形成舆论审判。即便后续司法机关作出澄清结论，负面标签已经在公众认知中固化，被诬告人的名誉损害很难修复。线上诬告常常呈现“线索举报+网络造谣”交织的特征，民事、行政、刑事线索交织，跨平台传播，各部门处置衔接不够顺畅，对网络诬告的危害后果如何纳入量刑评价，缺少统一细化司法指引。二、核心立法与司法完善建议：细化分级惩戒，构建精准打击恶意诬告的制度体系注：我国刑法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宜简单照搬古代“诬告反坐”即诬告何罪就定何罪的定罪模式。建议在保留诬告陷害罪独立罪名基础上，出台司法解释增设量刑参照规则，下调部分情形刑事入罪认定门槛，同时严守边界，坚决保护正常监督、控告、检举权利不受压制。（一）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增设恶意诬告量刑参考规则，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诬告陷害罪专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经司法机关完整查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凭空捏造完整犯罪事实，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不存在合理维权事实基础，不属于错告、检举失实的，认定为恶意诬告。在量刑裁量环节，可以将行为人所捏造罪名的法定量刑区间作为重要参考情节，结合伪造证据情况、诬告手段、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与实际权益损失、网络传播范围、行为人是否多次诬告等主客观要素综合评估，依法予以从重裁量。同时明确排除适用情形：因信息获取受限、认知局限、合理质疑而产生举报内容失实，主观上不存在捏造事实构陷他人故意的，不适用上述从重规则，切实保障公民宪法赋予的控告、检举、信访监督权利。（二）细化“情节严重”司法认定标准，破除唯“羁押结果论”的实务潜规则制定全国统一的追诉参考指引，取消必须造成被害人被拘留、逮捕羁押才认定“情节严重”的惯性标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诬告陷害罪中的“情节严重”，依法启动刑事追责：捏造重罪事实进行告发，致使被害人多次接受询问、调查，造成被害人职场评价、社会声誉重大贬损；反复针对同一人或者多人多头虚假举报，持续消耗大量政务、司法公共资源；通过互联网公开散布捏造的犯罪事实，引发大范围舆论发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借诬告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商业打压、压制不同意见，具有其他恶劣情节。（三）完善行政领域恶意举报约束机制，建立跨部门线索共享协同治理体系建议由司法部牵头，统筹公安、信访、市场监管、国家网信办建立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建立内部的恶意诬告、职业牟利举报、反复缠访滥诉线索共享名录。名录仅供各机关内部审查工单参考，不对外公开，避免侵害公民人格。对已经查实存在恶意诬告记录人员提交的后续举报、信访工单，开展实质从严核查，过滤无效重复工单，节约基层行政资源。优化政务考核评价机制，调整现有工单考核逻辑，剔除恶意举报工单带来的机械扣分。避免基层单位为应付考核压力，对诬告行为妥协退让，变相助长恶意举报风气。三、多维度配套长效治理举措1.完善行刑衔接，压实核查后的处置、告知义务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蓄意诬告线索，应当及时通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点收集、固定行为人主观恶意方面证据，杜绝仅处理原案，对诬告线索置之不理的现象。对于核查认定举报线索不实的案件，应当出具书面核查结论，并且明确告知被诬告人可以提起民事侵权、刑事自诉的救济途径。落实澄清正名工作机制，必要时以适当范围的公开方式帮助被诬告人消除不良影响。2.优化匿名举报后台溯源制度，平衡匿名保护与溯源追责政务举报平台、网络投诉端口落实后台实名备案机制。对外可以保持匿名，保护合理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在办案需要时，公权力机关可以依法调取后台实名信息，实现可溯源。既保护敢于监督的群众，又堵住匿名渠道被用来捏造事实构陷他人的漏洞。严格管控后台身份信息调取权限，严防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泄露。3.常态化发布典型案例，开展社会层面法治宣传教育公检法机关定期整理发布恶意诬告追责、被诬告人澄清正名的指导性典型案例。向全社会释放清晰导向：合法的监督、控告、检举受到法律充分保护；但蓄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必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引导公众理性维权，摒弃利用举报渠道实施报复的错误观念。4.降低被诬告受害者维权门槛，完善权利救济链条简化被诬告人提起名誉侵权民事诉讼、诬告陷害刑事自诉的受理流程，完善公权力机关协助调取证据机制，减轻无辜受害者的举证负担。落实“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精神，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裁判指引，让被诬告人能够获得充分民事救济。四、社会治理目标法治有两面，既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保障公民控告检举的宪法权利；也要筑牢制度堤坝，防止信访、报案、网络举报渠道沦为私人报复、商业倾轧、打压异见的工具。完善诬告惩戒制度，细化诬告陷害罪的司法适用标准，抬高恶意诬告的违法成本，绝非限制正常社会监督，恰恰是净化监督环境。区分“合理监督失实”与“主观恶意诬告”，打击构陷行为，保护每一位普通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权益，维护司法公信力，夯实社会诚信根基，助力社会长治久安。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
陈中华：诬告陷害、必须严惩

控告、检举、信访监督，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对公权力实施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但近年来，实践中出现大量异化现象：部分人员出于报复泄愤、商业竞争、打压异见、敲诈牟利等目的，蓄意捏造犯罪事实，进行虚假报案、恶意举报、网暴式构陷。恶意诬告乱象持续蔓延，严重消耗公安、检察、信访、纪检监察大量公共资源；无辜公民、公职人员、民营企业家、敢于建言的普通民众，无端卷入调查程序，反复接受传唤询问，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崩塌、精神心理创伤，个人事业、家庭生活遭受不可逆的伤害。

现行法律框架下，诬告陷害的惩戒规则与当前社会现实、网络传播环境出现一定适配落差。为平衡保障公民监督权与防范权利滥用，遏制诬告构陷乱象，维护司法公信力、保护公民人格权益，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矛盾，现就完善诬告惩戒法律制度，提出如下立法与综合治理建议。

一、当前恶意诬告泛滥的法治短板与多重现实危害

（一）诬告陷害罪刑事入罪门槛实践偏高，法律威慑不足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了诬告陷害罪，要求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务当中，部分办案机关形成不成文裁判惯性，往往以被害人被刑事拘留、逮捕羁押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核心标尺。

大量恶意诬告行为人，刻意捏造强奸、受贿、行贿、渎职、重大安全生产犯罪等重罪事实进行举报报案，虽没有造成被害人被羁押的结果，但致使被害人多次接受传唤讯问、配合调查，个人社会声誉、职场发展遭受重大打击。该类案件最终大多仅给予治安警告、小额罚款，甚至直接认定为“举报失实”不予追责。由此形成诬告成本极低，而被诬告者自证清白成本极高的失衡局面。

部分诬告者抓住制度漏洞，反复多头举报，向公安、纪检、12345政务服务热线、信访平台重复投递虚假线索，大量无效工单挤占基层行政与司法资源，基层办案人员被迫投入大量人力核查子虚乌有的犯罪线索，基层治理负担显著加重。

（二）惩戒力度与诬告造成的损害后果不相匹配，罪责刑平衡原则未能充分落地

按照现行立法，无论行为人捏造何种等级的罪名实施诬告，查证属实后统一适用诬告陷害罪同一档量刑区间。诬告捏造重罪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对被害人的人格摧毁程度，远高于捏造轻微违法行为，但在量刑上缺少差异化的参考标尺。

被诬告人要耗费巨额时间、金钱，搜集证据、配合调查来自证清白，工作晋升受阻、家庭关系受损、社会标签难以消除。反观诬告人，很多情况下仅承担轻微的法律后果。权利受侵害一方维权艰难，违法一方代价轻微，权责后果失衡，长此以往会削弱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内心认同。

（三）错告、检举失实与主观恶意诬告的实务边界模糊，存在处置尺度弹性过大问题

法律本身充分区分合理举报、错告检举失实与恶意诬告。公民基于有限信息、合理怀疑开展监督，即便部分事实存在偏差，应当予以包容保护，这是保障群众监督权利的应有之义。

但在现实办案中，部分办案机关出于化解矛盾、规避信访风险、息事宁人的考量，不愿对举报者作出否定评价。对于有明确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出于打击报复目的的诬告行为，简单归入“认知偏差、举报失实”，不予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该种处理方式变相纵容报复式举报，挫伤公职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挫伤企业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安全感。

（四）互联网时代线上诬告危害放大，现有治理机制存在短板

网络传播环境之下，匿名举报渠道、社交平台、网络投诉端口为诬告提供了传播载体。诬告的虚假事实一经发布，短时间内即可大范围扩散，形成舆论审判。即便后续司法机关作出澄清结论，负面标签已经在公众认知中固化，被诬告人的名誉损害很难修复。

线上诬告常常呈现“线索举报+网络造谣”交织的特征，民事、行政、刑事线索交织，跨平台传播，各部门处置衔接不够顺畅，对网络诬告的危害后果如何纳入量刑评价，缺少统一细化司法指引。

二、核心立法与司法完善建议：细化分级惩戒，构建精准打击恶意诬告的制度体系

注：我国刑法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宜简单照搬古代“诬告反坐”即诬告何罪就定何罪的定罪模式。建议在保留诬告陷害罪独立罪名基础上，出台司法解释增设量刑参照规则，下调部分情形刑事入罪认定门槛，同时严守边界，坚决保护正常监督、控告、检举权利不受压制。

（一）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增设恶意诬告量刑参考规则，厘清罪与非罪边界

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诬告陷害罪专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经司法机关完整查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凭空捏造完整犯罪事实，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不存在合理维权事实基础，不属于错告、检举失实的，认定为恶意诬告。

在量刑裁量环节，可以将行为人所捏造罪名的法定量刑区间作为重要参考情节，结合伪造证据情况、诬告手段、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与实际权益损失、网络传播范围、行为人是否多次诬告等主客观要素综合评估，依法予以从重裁量。

同时明确排除适用情形：因信息获取受限、认知局限、合理质疑而产生举报内容失实，主观上不存在捏造事实构陷他人故意的，不适用上述从重规则，切实保障公民宪法赋予的控告、检举、信访监督权利。

（二）细化“情节严重”司法认定标准，破除唯“羁押结果论”的实务潜规则

制定全国统一的追诉参考指引，取消必须造成被害人被拘留、逮捕羁押才认定“情节严重”的惯性标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诬告陷害罪中的“情节严重”，依法启动刑事追责：

捏造重罪事实进行告发，致使被害人多次接受询问、调查，造成被害人职场评价、社会声誉重大贬损；

反复针对同一人或者多人多头虚假举报，持续消耗大量政务、司法公共资源；

通过互联网公开散布捏造的犯罪事实，引发大范围舆论发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借诬告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商业打压、压制不同意见，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三）完善行政领域恶意举报约束机制，建立跨部门线索共享协同治理体系

建议由司法部牵头，统筹公安、信访、市场监管、国家网信办建立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

建立内部的恶意诬告、职业牟利举报、反复缠访滥诉线索共享名录。名录仅供各机关内部审查工单参考，不对外公开，避免侵害公民人格。对已经查实存在恶意诬告记录人员提交的后续举报、信访工单，开展实质从严核查，过滤无效重复工单，节约基层行政资源。

优化政务考核评价机制，调整现有工单考核逻辑，剔除恶意举报工单带来的机械扣分。避免基层单位为应付考核压力，对诬告行为妥协退让，变相助长恶意举报风气。

三、多维度配套长效治理举措

1.完善行刑衔接，压实核查后的处置、告知义务

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蓄意诬告线索，应当及时通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点收集、固定行为人主观恶意方面证据，杜绝仅处理原案，对诬告线索置之不理的现象。对于核查认定举报线索不实的案件，应当出具书面核查结论，并且明确告知被诬告人可以提起民事侵权、刑事自诉的救济途径。落实澄清正名工作机制，必要时以适当范围的公开方式帮助被诬告人消除不良影响。

2.优化匿名举报后台溯源制度，平衡匿名保护与溯源追责

政务举报平台、网络投诉端口落实后台实名备案机制。对外可以保持匿名，保护合理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在办案需要时，公权力机关可以依法调取后台实名信息，实现可溯源。既保护敢于监督的群众，又堵住匿名渠道被用来捏造事实构陷他人的漏洞。严格管控后台身份信息调取权限，严防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泄露。

3.常态化发布典型案例，开展社会层面法治宣传教育

公检法机关定期整理发布恶意诬告追责、被诬告人澄清正名的指导性典型案例。向全社会释放清晰导向：合法的监督、控告、检举受到法律充分保护；但蓄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必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引导公众理性维权，摒弃利用举报渠道实施报复的错误观念。

4.降低被诬告受害者维权门槛，完善权利救济链条

简化被诬告人提起名誉侵权民事诉讼、诬告陷害刑事自诉的受理流程，完善公权力机关协助调取证据机制，减轻无辜受害者的举证负担。落实“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精神，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裁判指引，让被诬告人能够获得充分民事救济。

四、社会治理目标

法治有两面，既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保障公民控告检举的宪法权利；也要筑牢制度堤坝，防止信访、报案、网络举报渠道沦为私人报复、商业倾轧、打压异见的工具。

完善诬告惩戒制度，细化诬告陷害罪的司法适用标准，抬高恶意诬告的违法成本，绝非限制正常社会监督，恰恰是净化监督环境。区分“合理监督失实”与“主观恶意诬告”，打击构陷行为，保护每一位普通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权益，维护司法公信力，夯实社会诚信根基，助力社会长治久安。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