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民族志：“穿越那些令人不安的混合空间”——访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教授埃丽森达·阿尔德沃尔

当前，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算法推荐悄然塑造人们的认知与行动，数字技术是否正在瓦解民族志研究的根基？当田野不再有固定边界、算法成为互动中的“在场角色”、研究者面临从“参与者”沦为“数据矿工”的风险时，传统民族志的认知框架正遭遇全方位挑战。围绕这一系列紧迫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教授埃丽森达·阿尔德沃尔（Elisenda Ardèvol）。

阿尔德沃尔的研究聚焦视觉人类学、数字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的交叉地带，致力于探索面向未来的质性研究方法创新，尤其关注如何将设计思维融入数字民族志的实践之中。“数字物质性”（Digital Materialities）是阿尔德沃尔近年的核心理论贡献之一。

在采访中，阿尔德沃尔借助多年的学术积累，为数字民族志研究领域存在的方法论困境提供了启发性回应。关于田野的边界，阿尔德沃尔提出了一种根本性的认识论翻转。她认为，传统民族志依赖地理或社群边界定义“田野”，但这些划分本身即带有任意性，人的活动始终是流动的，边界从未与社会生活完全吻合。数字空间并非“无边无际”，同样拥有严格划定的准入机制，如邀请制服务器或加密群组。真正的转变在于，数字技术使研究者无法回避田野始终是被主动构建的这一事实。她主张将田野重新理解为“由关系与实践构成的动态网络”，而非预先划定的静态区域。在时间性维度上，阿尔德沃尔反对将“深度”等同于“时长”。她认为，数字技术并非“缩短”了研究周期，而是使时间性变得更为多样。她倡导“间歇性却持久的深度参与”，即将高强度沉浸阶段与长期的“环境性在场”相结合，使研究者能持续感知信息流动。

最令人警醒的洞见，来自她对数字平台权力结构的批判。阿尔德沃尔表示，研究者踏入的并非中立的公共广场，而是旨在引导行为的商业架构体系。算法已不再是研究工具，而成为田野中“鲜活的角色”。依赖平台数据与应用程序接口可能将研究者异化为“数据矿工”。在伦理层面，阿尔德沃尔坚决反对隐蔽观察与欺骗性潜入。民族志不是“数据提取”，而是建立并维系社会关系的实践。她将“为学习而观察”与“开展隐蔽研究”严格区分，主张走向“情境化伦理”，即将伦理视为回应特定情境的反思性持续实践。关于数字分层与可及性偏见，阿尔德沃尔认为，若研究仅限于公开的文本数据，那便背离了民族志的精神，沦为简单的数据挖掘。她反对“数字中心主义”的视角，认为数字并非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我们物理、感官与社会世界的一层肌理。要突破“可及性偏见”，研究者必须走出屏幕，将数字观察与在地的感官民族志、传记访谈和参与式工作坊深度融合。

面对人工智能体与机器人的日益常态化，阿尔德沃尔主张将思考锚定在人类学的根基上，因为人类始终与非人类行动者共享世界并建立复杂关系，当前的挑战在于方法论的探索。阿尔德沃尔认为，最终呈现的数字民族志，是一种整合性的、非数字中心主义的研究姿态。它研究的是融于数字、经由数字甚至脱离数字的日常生活，跟随社会脉动前行。在她看来，数字民族志最核心的方法论工具，并非隐蔽脚本或爬取的数据集，而是研究者作为诚实对话者在复杂世界中在场的能力。

数字时代田野边界的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民族志依赖地理或社群边界定义“田野”，而数字空间是流动、多节点且无清晰边界的。当研究网络社群时，我们该如何定义“田野”的边界？这种“无边界”的田野是否削弱了民族志研究的深度，还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阿尔德沃尔：从方法论上讲，理解当下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包括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我们赋予线上互动的意义。传统上，民族志研究依赖地域边界来界定“田野”，但这些划分往往带有一定的任意性。人的活动是流动的，边界很少能与社会生活完全吻合。反过来，数字空间也并非总是“无边无际”的，它们可能被严格划定，例如仅限邀请加入的服务器或需要特定“密钥”才能进入的加密群组。数字民族志只不过更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研究者始终在主动构建田野。我们正逐渐摆脱将“田野”视为预先划定的固定区域的观点，转而将其理解为一个由关系与实践构成的动态网络——一个我们与研究对象共同践行、共同栖居的社会空间。

明确界定研究场域的必要性，即使其边界具有渗透性，也不会削弱民族志的深度。真正的民族志深度始终取决于我们与研究对象建立的关系质量，以及我们“在场”的严谨性，无论这个“场”是某个村庄广场还是跨越地域的数字网络。

坦诚面对并适应当下现实，我们必须从基于地点的调查转向基于过程的探索。以我近期对数字生态行动主义的研究为例，我们采用多点数字民族志方法追踪研究对象在不同平台间的轨迹。这包括关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追踪其数字运动动态……但有时也会延伸至参与一场近处的海滩清洁行动，观察沙滩上真实的劳作与互助场景，继而跟随他们回到社交媒体，看他们如何组织、辩论并分享行动成果。聚焦于连接与流动而非局限于静态的封闭视角，我们得以精细地理解数字实践如何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感官体验与物质肌理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田野的“长期居住”（通常一年以上）模式在网络空间中面临挑战，网络社群可能快速形成又快速解散，文化现象（如一个“网络迷因”）的生命周期可能只有几天。这是否迫使民族志研究向“短期高强度浸入”或“持续追踪”模式转变？这种时间性变革是否会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可信度？

阿尔德沃尔：在数字时代重新思考研究中的时间维度，是一项有趣的挑战。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深度”等同于在单一地点连续停留数月之久的观念。在我看来，数字技术未必会“缩短”民族志研究的周期，而是使其时间性变得更多样化。尽管一个“网络迷因”的生命周期可能很短暂，但孕育它的深层文化张力与社会想象，往往根植于更为悠长的历史脉络。同样，线上参与式观察也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我们并非简单收集数据或截图，而是栖居于一个“崭新”的社会世界。一篇帖子或一个点赞的数字痕迹仅是表象，民族志研究者的任务在于理解痕迹背后的社会生活。这需要时间——那种建立信任、体察在地微妙差异、理解社群潜规则的“慢时间”。与其在“短期高强度”与“长期追踪”之间二选一，我更倾向于将研究工作视为间歇性却持久的深度参与。我们正朝着“跟随田野脉动”的研究模式迈进。这意味着将高强度沉浸阶段与长期的“环境性在场”相结合，使我们能持续感知信息流动的韵律。

这种转变会影响研究工作的质量或可信度吗？坦白说，挑战确实存在。当你打破传统的“田野时间”框架时，难免会遭遇质疑。但我坚信，严谨性并不在于遵循僵化的时间表，而在于我们能否始终忠于研究的现象。数字民族志的可信度不来自“计时器”，而取决于我们追溯实践生命周期与洞察参与者真实体验的能力。根据所考察社群的特质调整研究策略，我们并非在“仓促”研究，而是与参与者的真实生活节奏更为同步。

算法在场与伦理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平台普遍依赖算法推荐与内容审核，这是否会扭曲民族志研究者观察到的“文化真实”？研究者使用平台数据时，实际上受制于平台的接口条款与审查规则。这是否意味着数字民族志无形中强化了商业平台对知识的控制？

阿尔德沃尔：这或许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关键张力所在。在数字田野工作中，我们踏入的并非中立的公共广场，而是旨在引导行为的商业架构体系。“参与式观察”与“数据收集”之间的区别不仅是语义层面的——它代表着根本性的伦理转向。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容易将数字信息视为可被“收割”的产物，仿佛数据是静待采摘的成熟果实。这种“榨取式”逻辑往往将数量凌驾于意义之上。民族志研究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能照亮大数据无法触及的暗处。

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本质上是培育过程。在对西班牙巴塞罗那“春之声”（Primavera Sound）音乐节的自拍文化研究中，我们将应用程序接口技术与传统田野调查相结合。虽然应用程序接口帮助我们绘制了数千张图像的分布图谱，但真正理解参与者为何以及如何在特定情境中构建数字身份的“深描”仍源于现场的访谈与观察。这些洞见无法被简单“爬取”。数字痕迹仅是表象，民族志研究者的使命在于理解痕迹背后的社会生活与意义网络。通过将计算工具与在地在场相结合，我们得以抵御“算法速度”的压力，去理解赋予数字行为意义的人类意向性与文化因素。

在我们的“媒体行动”（Mediaccions）研究团队与赫玛·圣科尔内利奥（Gemma San Cornelio）合作的TikTok环境行动主义研究中，发现算法已成为田野中一个鲜活的“角色”。我们的访谈揭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反讽：这些致力于对抗全球气候危机的创作者，却被迫将算法视为一场概率游戏。他们围绕“趋势”与“爆点”精心策划，期盼着能带来病毒式传播。作为研究者，我们意识到若脱离对创作者与代码关系的考察，便无法真正理解行动主义，算法已成为民族志田野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对平台数据、算法和应用程序接口的依赖，可能将研究者异化为“数据矿工”。通过践行“反思性数字民族志”，我们不仅研究平台上的现象，更将平台本身作为权力结构来审视。我们揭示“算法凝视”如何试图将人类创造力与异见商品化。作为民族志学者，我们的角色就是始终做一个“不自在的客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匿名潜入网络社群进行观察，虽能获取“自然”数据，却涉及欺骗、知情同意等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数据提取”行为？

阿尔德沃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而我的立场是明确的：民族志研究必须植根于透明与信任。我坚决反对以虚假身份或故意欺骗参与者为手段的“隐蔽观察”。对我而言，民族志并非“数据提取”——那是算法与企业的掠夺逻辑。民族志首先关乎建立并维系社会关系。

此外，我常质疑那种认为隐蔽观察能获取更“自然”数据的观点。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幻象。若不亲身参与、主动发问，你很可能对所见现象产生根本性误读。你或许能捕捉到“现象”，但几乎必然会错失“动因”。更何况，所有人类行为——即使是为镜头或平台“展演”的行为——都回应着特定的文化模式。所谓“纯粹”或“未经干扰”的社会状态并不存在；研究者的在场本身，就是社会互动中另一层有意义的维度。

然而，我们必须对数字媒介的特性保持清醒认识。在流动、海量或易变的数字空间中，从技术层面让每个参与者时刻感知我们的存在往往并不现实。此外，研究初期通常需要一段非参与式的观察期（有时被称为“潜水观察”），这是理解在地行为规范的必要起点。但我们必须明确：为学习而观察，与开展隐蔽研究存在本质区别。我的建议是，一旦我们从观察流动转向互动参与，就必须以研究者身份表明在场——至少要对与我们产生互动的对象如此。若缺乏知情同意所促成的对话，研究者将面临沦为纯粹窥视者的风险，从而错失构成民族志深度的“本土视角”。正如阿道夫·埃斯塔列亚（Adolfo Estalella）与我在开创性研究《田野伦理：迈向互联网民族志的情境化伦理》中所探讨的，我们必须走向情境化伦理。伦理不应是僵化的一刀切清单，而应成为回应特定情境、针对不同田野独特脆弱性的反思性持续实践。

我们已有诸多优秀范例，展示如何在最隐秘的空间中恪守伦理准则。加布里埃拉·科尔曼（Gabriella Coleman）对“匿名者”黑客组织（Anonymous）的研究证明，完全可以在暗网或黑客行动主义亚文化中开展严谨的田野工作，而无需借助“隐蔽观察”或欺骗手段——关键在于建立边界清晰的信任关系。若某个空间完全封闭或风险过高，以致无法建立基于信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应强行开展民族志研究。此类情况下，转向其他优秀的质性研究方法更为适宜，例如叙事分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数字痕迹分析或延时观察——这些方法的伦理约束条件各不相同。归根结底，研究质量与伦理抉择密不可分。在数字民族志中，我们最核心的方法论工具并非隐蔽脚本或爬取的数据集，而是我们在这个复杂世界中作为诚实对话者在场的能力。

超越数字中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数字民族志高度依赖公开文本与可视数据，这可能忽视无联网人口、低数字素养群体或私密通讯（如加密群组）中的文化实践。我们应如何突破“可及性偏见”，触及更隐蔽的数字社会分层？

阿尔德沃尔：如果我们仅研究公开可见的文本，那便不是在做民族志研究，而是在进行简单的数据挖掘或内容分析。正如萨拉·平克（Sarah Pink）、黛博拉·兰泽尼（Débora Lanzeni）与我在“数字物质性”理论研究中所探讨的，数字并非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我们物理、感官与社会世界的一层肌理。因此，数字民族志并非“数字中心主义”，它研究的是融于数字、经由数字甚至脱离数字的日常生活。

诸多优秀研究者都在驳斥那种认为我们只关注“公开”与“可见”领域的观点。例如，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全球社交媒体影响”研究，探讨了从中国乡村到意大利小镇的不同群体如何使用加密私密聊天工具WhatsApp；又如，希瑟·霍斯特（Heather Horst）关于牙买加移动通信的研究、乔安娜·瓦伦（Joana Varon）对巴西贫民窟数字安全的探索、奥斯卡·拉莫斯·曼西利亚（Oscar Ramos Mancilla）关于墨西哥原住民互联网使用的民族志研究、马伦·哈特曼（Maren Hartman）团队出版的关于“断联”现象的民族志研究，以及金山智子（Tomoko Kanayama）等人关于日本老年人线上体验的民族志研究工作。社会分层的“隐蔽维度”正是民族志研究的重点领域。当平台资本主义将“用户”简化为数据点时，民族志研究者更普遍地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命经验、劳动实践与脆弱性境遇。

我们并未被禁锢于单一的数字方法之中，也无需仅依赖开放的数字空间。在研究中，我们始终将“数字”观察与“在地”民族志以及多模态方法相结合。我们承认单一方法无法捕捉技术化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例如，在研究移民家庭的WhatsApp群组使用时，“数字痕迹”几乎无法提供有效信息。唯有通过实地在场，如坐在厨房交谈、穿行于社区街道、共享一餐饮食，我们才能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融入他们的生活。

当数字民族志以整合性、非数字中心主义的形态呈现时，方能展现其最大价值。通过拥抱这种混合性，我们得以确保那些对应用程序接口“不可见”的群体（边缘人群、低识字率者、主动断联者）始终处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核心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人工智能代理、机器人账号成为网络互动常态，是否应将非人类行动者纳入民族志分析？这会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意义解读”传统产生何种理论冲击？

阿尔德沃尔：这确实是个“致命”的问题，也是我与同事路易斯·丹尼尔·贝拉斯克斯（Luis Daniel Velázquez）正面临的挑战。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的边界，但我们必须将思考锚定在人类学的根基之上。人类始终在与非人类行动者共享世界，并建立深刻复杂的关系。

当前的挑战并非哲学层面的，而是方法论层面的。我们究竟应如何对这些关系开展民族志研究？我看到三条清晰的路径，其中有些部分已进行了探索。一是对设计者与工程师的物质性及话语实践进行民族志研究，以理解代码背后的意向性。二是关注人类如何赋予机器社会地位，以及与之形成情感联结。这关乎我们如何将数字行动者融入日常生活。三是最具实验性的路径：研究机器之间如何建立联系。例如，在那些仅允许机器间通信的新兴论坛中，以民族志研究者身份“被接纳”并观察系统间的“对话”，这将是令人神往的学术前沿。

我们并不需要全新的“后人类”或“超人类”理论，而是需要运用民族志视角来审视这些社会中的“新住民”。我们正在探索人类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情感联结以及我们赋予机器的道德地位。然而，我们必须超越对技术本身的迷恋。我们看到新兴的道德经济正在浮现——我们的情感与社会联结正被市场利益所编码。人工智能体并非人性的“镜子”，而是平台资本主义的精巧工具，旨在从我们对联结与社会性的需求中提取价值，其设计往往针对我们的顺从、依赖甚至成瘾。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记录这些智能体引发的道德“恐慌”与“迷恋”，更要对这些新的数字伴侣背后的规范与伦理框架进行批判性分析。这无疑是方法论与伦理层面的巨大挑战，但话说回来，穿越这些令人不安的混合空间，不正是民族志研究的使命所在吗？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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