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少年｜蒲慕明院士：为中国脑计划“定心”，在“大脑竞技场”跑出中国速度

78岁的蒲慕明，看上去一点儿不像78岁的人。他步速快，语速更快，谈到激动处甚至会从椅子上微微欠身——那是一种随时准备出发的姿态。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年轻研究员们私下里叫他“蒲先生”，语气里既有敬重，又有一种微妙的亲近。

“蒲先生”这个称呼，恰如其人。它不像“所长”“主任”那般板正，却有更深的意涵——一个走在前面的人，一个先探未知世界的人。

图说：蒲慕明院士在讲解世界首套单细胞分辨率的猕猴大脑皮层细胞空间分布图谱 摄影：陶磊

在中国脑科学乃至整个中国基础生物科学研究的版图上，蒲慕明确实是个绕不开的名字。1999年，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在一片科研人才凋零的荒漠中，创建了神经科学研究所。二十多年后，这里已是中国神经科学的高地，是国际同行不得不正视的中国力量。就在去年9月，神经所（脑智卓越中心）为主发起了国际灵长类脑图谱研究联盟，联合了25个国家百余名科学家参与合作，目标是共同为解析灵长类（包括人类）大脑的神经联接图谱，为理解大脑的基本运作原理和脑疾病病理提供基本数据。

在中国脑科学的宏大叙事背后，是蒲慕明那颗炽热如初的少年之心。

在自己的土地找到毕生事业

1948年冬天，蒲慕明出生于南京。襁褓中的他还不知道，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折即将裹挟着这个家庭。那个年代，许多家庭在离散中分崩离析，而蒲家的搬迁，却是两代人后来殊途同归的漫长前奏。

父亲的远行，早在儿子出生之前就已开始。蒲良梢，1938年上海交大机械系航空工程组首届毕业生，后被派往美国学习螺旋桨发动机制造，回国后成为南京发动机制造厂第一批技术人员。在蒲慕明的记忆里，父亲的毕生志愿只有一个：造出一架中国自己的飞机。

父辈的国族执念，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蒲慕明人生的每一次选择。家中墙上挂着一幅字，是父亲与留在大陆的老同学唱和之作：“忘却离乡今几年，水隔青山天外天……相知一世知何事，长留肝胆照人间。”墨迹里沉淀的，是一代人无处安放的乡愁。

少年蒲慕明在中国台湾的清华大学读物理，毕业后赴美求学，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又在普渡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后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谋得教职，前途光明。然而，一场“保钓”运动，如同深海炸弹，唤醒了所有在美华裔留学生的国族意识，也影响了他的心路历程。

蒲慕明试过各种方式回到大陆。1976年，他尝试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位，未果；又申请回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校长徐贤修以“年轻人立志报国是好事”八字复信，亦无下文。此后，他在科学前沿高地一路攀登，也始终惦记着祖国的科学发展。他还参与了美国学界华人组织的“教育科技协会”的活动，和介绍国际科技发展的中文杂志“科技导报”的编辑工作（此刊物80年代转移北京发行迄今）。

1982年8月，在单通道电生理记录研习班示范

1981年，33岁的蒲慕明踏足阔别32年的大陆，在北京医学院与加州大学合办的细胞生理讲习班担任唯一的教员。讲习班里坐着从全国三十多个医学院赶来的老师，他们很少提问——彼时还没有这种风气，每个人都埋头记着笔记，眼神里有一种久违的认真。蒲慕明看着那些比自己年长的学生一笔一划写在本子上的样子，心头涌起难以言说的震动。

从那一刻起，一颗种子埋下了。

三年后，清华大学复建生物系，他欣然受聘首任系主任。这是他与祖国科学事业深度绑定的第一步。即便后来因大环境未熟而暂离，他从未真正断开与这片土地的联结。

1984年，受聘清华大学生物科学和技术系首任系主任

1998年春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率团访美。飞机刚刚落地旧金山，路甬祥顾不上时差的疲惫，径直走进机场咖啡厅，会见专程赶来的蒲慕明。窗外是加州熟悉的暖阳，咖啡的热气在两个中年人之间袅袅升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宏观走向，到知识创新工程的具体部署，路甬祥一边详细介绍，一边诚恳发出邀请：希望蒲慕明回大陆看看，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相关院所写一份“定位报告”。

这是蒲慕明一直等待的时机。他后来总结过，回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他已年逾五十，在西方学术圈功成名就，可以将余生精力投向中国；“地利”是上海是他熟悉的城市，父亲当年就是从上海交大毕业的；“人和”则是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内外同行，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我当时觉得，时机成熟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大会

199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蒲慕明出任创所所长——建院五十年来的第一位外籍所长。“我内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后来重复这句话，平静得像陈述一条物理定律。2017年，他放弃美国国籍，重新成为中国公民。理由很简单：“以美国国籍身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科学家发声，不合适。”从南京到台湾，然后赴美国，再回上海——六十年兜转，他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毕生的事业。

将“路线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早在神经所创立之初，蒲慕明手中就握着一份清晰的路线图：五年起步期，要在高质量杂志上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把体制、机制和科研文化建立起来；随后的五年是成长期，要有较多研究组建立起国际声誉；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则是收获期，要有重大科学发现、开创新领域并出现世界级的领军人物。

这份路线图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一台精密校准的“显微镜”——蒲慕明要用它来审视神经所的每一条肌理。

第一个战场的捷报，很快传来。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2003年11月29日，建所四周年暨年会上，蒲慕明的喜悦溢于言表：“今天非常高兴地看到，神经科学研究所现在人数已经大增，研究组由最初的7个发展到目前的13个。我想，再过几年，楼上肯定也要座无虚席了！”

到了2005年，这家“小所”更是在一年内贡献了2篇《细胞》、1篇《自然》、1篇《科学》，其中在《细胞》的发文实现了中国大陆25年来在该刊上零的突破。

蒲慕明的抱负远不止于此。要成为世界一流，高质量论文只是入场券，真正的硬仗在于科研体制本身的建立。2003年，他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引入了国际科研评估体系。自那时起，每4到6年，每个研究组长都需要通过国际专家严格的同行评估，所长则据此作出是否续聘和资源分配的决定。

蒲慕明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上发言 摄影：徐程

国际评审制度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有个资深研究组长因拒绝接受国际评审而被迫离开，也有对评审制度和标准不满，多位研究组长结队离职去高校。这一度让蒲慕明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被一些人诟病为“独断专行”。有人冷眼旁观，等着看他半途而废。毕竟，在一个传统人情关系盘根错节的环境中推行这样的“硬标准”，无异于逆水行舟。

蒲慕明没有退让。他在2005年的年会上说：“有人说我将被免职，我可以告诉大家，建设神经所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放弃，神经所绝不会放弃，即使不做所长也不会放弃！”

更重要的是，蒲慕明为神经所的严苛评审配备了一套极其人性化的“退出机制”。旧体制下，离职的研究人员只能“净身出户”，所有的仪器设备全都得留下；蒲慕明打破了陈规——他允许离开的人将自己的学生和仪器设备一并带走，让他们在新的学术土壤上迅速扎根。这不仅是对人才流动规律的尊重，更是对国家资源的珍视，避免了大量设备被束之高阁的浪费。

脑科学竞逐中的“中国速度”

如果说制度是蒲慕明为神经所拧上的“螺丝”，那么脑科学研究的战略布局，则是神经所真正要达成的目标。

然而，中国脑科学面临着尴尬的现实：国际上，美、欧、日早已先行起跑，而“中国脑计划”于2021年才正式启动。这是一场事关科技战略制高点的竞逐——因为脑科学是生命科学，甚至整个基础科学里最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

蒲慕明院士在办公室查阅资料 摄影：陶磊

作为中国脑计划的顶层设计者之一，蒲慕明深知这场竞赛的分量。早在2013年，欧美脑计划相继启动之时，他便以战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脑计划的每一次策划和论证。他与多位专家为中国脑科学划定了三条清晰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重要前沿领域要占重要一席之地；在优势领域要保持国际领先。整个计划是一体两翼的框架布局：以脑认知功能的基础神经原理研究为主体，脑重大疾病的的诊断与干预和脑机智能技术两个应用领域为两翼。

脑机接口是脑机智能技术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五年来，我国科学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2025年3月，神经所（脑智卓越中心）与华山医院成功完成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前瞻性临床试验——一位因高压电事故导致四肢截肢的37岁男性，在植入自主研发的超柔性神经电极后，经数周适应性训练，便可凭意念“脑控”电脑光标，玩游戏、下象棋。紧随其后，团队乘胜追击，将“战火”推向了更复杂的“三维战场”。去年6月与10月，第二例、第三例临床试验相继完成……第二例因脊髓损伤高位截瘫仅剩头颈部可活动的受试者，经术后几周的适应性训练后——他惊喜地发现，只要“想去哪里”，智能轮椅便会顺从地自动前行。不仅如此，他还能指挥机器狗帮家人取快递、通过浦东残联项目获得了一份数据标注的工作，甚至攒下钱来计划给儿子读大学……

到今年8月，神经所（脑智卓越中心）与华山医院团队已完成28例柔性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蒲慕明评价，该技术目前对标国际顶尖水平，国内与国外技术处于并跑阶段，预计一年后，我国在侵入式柔性无线微型脑机接口的临床数据与应用规模上将超越国外水平。在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方面，我国科学家也做出了类似的喜人成果。

2025年下半年，介观脑图谱基础研究方向同样迎来重大收获，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中接踵收获果实：7月，神经所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一起，在《细胞》及其子刊以专辑形式集中发布了十项重要脑图谱研究成果，系统覆盖了从啮齿类到灵长类的介观细胞和神经联接图谱绘制、脑疾病分子机制解析等多个维度；紧接着的9月，蒲慕明在浦江创新论坛上宣布发起成立“国际灵长类介观脑图谱研究联盟”，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18名顶尖科学家成为首批成员，联盟还发布了白皮书和十年规划的三大里程碑：绘制首个灵长类全脑介观联接图谱、建立单细胞多组学脑细胞图谱、绘制突触精细三维结构图谱。

蒲慕明院士在展示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 摄影：陶磊

脑机智能领域的另一个前沿领域，是类脑人工智能——包括借鉴大脑网络结构与运作原理来构建高效节能的人工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新算法，和大脑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比较研究。后者正在成为脑科学家与AI专家的共同关注点。蒲慕明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这一判断：在未来5到10年内可能会出现类似或高于人类智能的机器人，这将带来严重的问题——它们的行为会不会对人类有害？如何让它们具备人类社会伦理规范？

“培育机器人与管控机器人的智能应同步进行。”蒲慕明认为，需要在AI的训练过程中模拟儿童智力发育的过程，基于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多年来对儿童智力发育过程的理解，包括对物理世界的渐进体会、人际交流的模式和规范，都可逐步引入AI的训练过程。他建议，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比较研究应作为“十五五”脑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在这几年出现的“非常紧迫、非常重要”的脑科学新任务。

“因为五年十年之后，所有的行业都将出现因人工智能带来的大幅度变迁，而脑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管控。”

愿给年轻人一颗“定心丸”

制度建设的严格与科研竞赛的紧迫，只是硬币的一面。翻过来，另一面写着四个字：成人之美。

在神经所和后来的脑智卓越中心，年轻科学家们私下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共识：蒲先生对事极严，对人却极“厚”。这种“厚”，不是一团和气的客气，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信任——他愿意在一个年轻人还没有证明自己的时候，就相信他具有创新的潜力。

最经典的案例，是克隆猴“中中”和“华华”背后的那个年轻人。2017年底，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诞生。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生命科学界——此前，美国国家级灵长类研究中心投入近二十年、耗用15000枚猴卵，最终宣告放弃。而中国团队不仅做成了，而且用时不过五年。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项目的核心攻关者刘真，当时还只是一名博士后。更少有人知道，在项目启动之初，蒲慕明就给了这个年轻人一颗“定心丸”。他对刘真说得很直接：“你只管努力去做，不管做成做不成，将来我们都会给你研究员职位和独立实验室。”

那个时候，没有海外博士后留学经历、哪怕有优秀的博士论文，是不可能获得青年千人的国家级人才称号，也几乎不可能在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直接拿到独立研究组长的职位。而蒲慕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让刘真放下所有后顾之忧，安心去啃那块最硬的骨头。

新华社照片，2018年1月24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院士、孙强研究员和刘真博士（从左到右）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上。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于2017年11月27日诞生，10天后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北京时间2018年1月25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发布该成果。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刘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2017年底，“中中”和“华华”顺利出生，健康存活。蒲慕明兑现了承诺，刘真在不到30岁的年纪被破格聘为独立研究组长。此后的故事更加精彩：2024年，刘真与合作者首次成功构建了嵌合体猴；再后来，他的团队持续在灵长类胚胎发育和基因编辑领域产出重要成果。

刘真并非孤例。脑机接口领域的赵郑拓、介观图谱研究中的多位年轻组长……在脑智卓越中心，类似的故事俯拾皆是。赵郑拓回国前在海外一次国际会议上做报告时，才只做了一年的博士后，蒲慕明力主引进，并在中心建设了微纳加工平台，为他提供了从零开始搭建实验室的全部条件。“我们投入了很大的一笔经费。”蒲慕明说，“为什么？你要给他这个条件，他才能发挥出他的能力。”事实证明，正是赵郑拓团队在超柔性神经电极上的突破，让中国无线微小化侵入式脑机接口得以在2025年完成第一例的临床试验。

这种“定心丸”式的支持，并非没有失败的风险。蒲慕明心知肚明—被看好的年轻人里，并非每个都能最终做出预期中的成果。“你觉得年轻人是非常有能力、又能够做重要问题的，你一定要支撑，你不管他做成或做不成。”

当然，定心丸不止给“种子选手”，也给了所有在科研长跑中感到迷茫的年轻人。蒲慕明有一个特殊的本事——他既能以严苛的标准逼你突破极限，又能在你濒临崩溃时拉你一把。2001年在给学生的那封著名邮件里，他要求年轻人每周专注工作至少五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做八个小时的实验工作。2011年《自然》杂志对蒲慕明的一次专访中，他说明了写这封信的初衷：是要告诫年轻学生，如果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必须全心全力地工作，尤其要在学术生涯早期就能有所成果。

蒲慕明深知，光靠一个研究所内部的“定心丸”远远不够。更大的“紧箍咒”，来自整个科研评价体系。他曾在多个场合直指痛点：现在的青年科学家不敢做创新的工作，因为“你要做一个创新的但高风险的方向，可能三五年甚至十年都不见得做成。谁给你这个时间？”

新华社照片，2017年 5月8日，在北京中科院学术会堂，蒲慕明院士在作《大脑可塑性与类脑智能研究》报告。当日，“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召开。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蒲慕明正尽最大努力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可以冒险、可以失败、可以慢下来的环境；但推开研究所的大门，整个大环境还无法不用“数论文、比影响因子”的尺子衡量年轻人。他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系统，但他从未停止为之呐喊。

2026年初，他再次呼吁：要设立专门的青年研究基金，给予有潜力的博士后或博士生，让他们早早得到支持去钻研关键问题。“我的建议很简单。”他说，“经费不要都撒到已有成果和论文的团队，要给那些真正有创新想法但还没有成果的年轻人。”

夏末，岳阳路320号院里的梧桐刚刚撑开新叶，细碎的日光漏下来，落在那条蒲慕明走了二十多年的柏油路上。二十多年前，他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步子比现在快。那时他急着证明一件事：中国科学家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后来他证明了。现在他走得慢了，因为要证明的事变得更难了——要证明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看：在这里，你可以冒险，可以失败，可以花五年、十年去做一个别人不敢碰的问题，只要那问题足够重要。

窗外天光渐暗，实验楼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他这一生绕了很远的路，最后把自己安顿在了这里。而他能给予后辈最好的礼物，也不过是这份安顿本身。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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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依旧少年｜蒲慕明院士：为中国脑计划“定心”，在“大脑竞技场”跑出中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