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书法史的通常划分中，近代行书的时间跨度大致为晚清至民国(19世纪中叶—1949年)。这一时期是行书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清代早中期行书长期笼罩在赵孟頫、董其昌帖学体系与馆阁体规范下，风格偏于柔靡刻板;晚清碑学运动兴起后，书家开始将北碑的金石笔法融入行书创作，碑帖融合成为主流，风格多元迸发，涌现出多位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深刻影响了现当代行书的发展走向。
1.何绍基(1799—1873)
晚清碑学行书的奠基者，也是清代书法从帖学转向碑帖融合的关键人物。他以颜真卿行书为根基，上溯汉魏六朝碑刻，独创“回腕执笔法”，线条沉雄顿挫、力透纸背，结体纵横欹斜、自然错落，形成了“绵里藏针、雄奇朴厚”的独特面貌。其行书打破了清代中期馆阁体的刻板风气，将金石气与书卷气融为一体，代表作有《行书山谷题跋轴》《行书七言联》等。
2.赵之谦(1829—1884)
近代魏碑行书的集大成者，书风被概括为“颜底魏面”。他将北朝石刻的方折雄强、篆隶的古朴笔意与行书的流美灵动深度融合，笔法方圆兼备、提按分明，结体奇崛开张、姿态生动，既有金石碑刻的厚重感，又有文人书法的书卷气。赵之谦的行书实现了“写碑”从模仿形制到内化笔法的突破，后世齐白石、沙孟海等大家均受其深刻影响，代表作有《行书吴镇诗轴》《行书梅花庵诗》等。
3.吴昌硕(1844—1927)
海派书画领袖，近代金石行书的巅峰代表。他毕生精研石鼓文，将篆籀的中锋圆笔、雄浑气势融入行书创作，线条凝练苍劲、如锥画沙，结体开张大气、错落有致，形成“重、拙、大”的鲜明风格，笔墨间充满金石质感与文人风骨。吴昌硕的行书打通了篆隶与行草的壁垒，将文人书法的格局推向新高度，代表作有《行书诗卷》《行书七言联》等。
4.康有为(1858—1927)
晚清碑学运动的理论旗手与实践代表，著有《广艺舟双楫》系统确立碑学的正统地位。其行书以魏碑为骨，重气势、重格局，不刻意雕琢点画细节，笔墨苍劲浑茫、开张跌宕，充满雄强的时代气象。虽然在技法精细度上不逮诸家，但其书学思想与雄强书风直接开启了民国行书的革新方向，代表作有《行书七言联》《行书大同书句》等。
5.于右任(1879—1964)
民国书坛碑帖融合的标杆人物，同时是“标准草书”的创立者。其行书以北碑雄健之气为骨，融入行草的洒脱灵动，笔力沉雄朴厚，结体宽博开张，风格质朴大气而无霸悍之气，兼具庙堂正气与文人逸气。他的书法影响遍及两岸，是近代行书雄强一派的核心代表，代表作有《行书正气歌》《行书七言联》等。
6.沈尹默(1883—1971)
近代帖学行书的复兴领袖。针对晚清以来碑学过度求拙、忽视笔法的流弊，他力倡回归晋唐二王正统，毕生精研笔法体系。其行书取法王羲之、褚遂良，笔法精妙严谨、提按分明，结体典雅秀润、气韵清和，书卷气十足。沈尹默不仅复兴了沉寂百年的帖学行书，还建立了现代书法笔法研究体系，培养了大批后辈书家，是近现代帖学书法的核心奠基人，代表作有《行书沁园春・雪》《行书秋兴八首》等。
7.谢无量(1884—1964)
近代学者型行书的代表人物，其书风被俗称为“孩儿体”。他博通经史百家，书法融碑帖于无形，不刻意讲求法度形制，看似天真烂漫、随意挥洒，实则字字合度、气韵清逸，笔墨间满溢深厚的学养与文人逸气。谢无量的行书代表了近代文人书法“无意于佳乃佳”的最高境界，代表作有《行书诗册》《行书论语句》等。
8.李叔同(弘一法师，1880—1942)
近代禅意行书的巅峰代表。早年他的行书取法魏碑，雄健开张、锋芒毕露;出家为僧后书风彻底蜕变，褪去所有烟火气与锋芒，线条温润平和，结体疏朗恬静，整体空灵清寂、平淡天真，将禅理与书法完全融为一体，形成独一无二的“弘一体”。其行书是近代书法精神境界的高峰，代表作有《华严经偈语》《行书念佛三昧》等。
整体而言，近代行书的核心脉络是“碑帖融合”：从晚清何绍基、赵之谦的探索，到民国于右任、沈尹默等人的多元发展，书家们既打破了传统帖学的僵化，也修正了纯碑派的粗疏，让行书在技法、格局与精神内涵上都实现了突破，成为连接古代书法与现代书法的关键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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