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超猛，政治超雄，军事超神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东晋时 匈奴人 立绘

八王之乱爆发时，司马氏的王爷们相互攻伐，他们人不够，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因此他们时常向边境的胡族借兵，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的骑兵被大量的引入中原，成了各位王爷的雇佣兵，那这些胡族首领在战争中不仅学会了中原人的作战方式，他们也看清了西晋政权其实很脆弱，很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的社会状况是，胡族内迁也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自东汉以来，朝廷一是为了补充兵源，二是为了补充劳动力，不断的把北方各族迁入内地，到西晋时，已经到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一带“戎狄居半”的情况了，这些胡人和汉人杂居，既保持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又学会了农耕技术，作者做个比喻，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塞外草原上的威胁，而是已经渗透到帝国心脏的特洛伊木马。

西晋有一个士大夫叫做江统，他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徙戎论》，原文很长，这里不摘录了，反正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内迁的胡人再迁回原籍。

想法很好，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但大家忙着打仗，根本没人执行，等到八王之乱结束的时候，西晋军事元气大伤，而胡族的首领们则是摩拳擦掌，枕戈待旦了。

再接着，匈奴人刘渊就起兵了。

但刘渊起兵时也面临着一个较大的难题，那就是，他是一个匈奴人，何以统治汉民呢？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第八：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尤其是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夷狄天生低人一等，这是自春秋以来就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这个观念真的对吗？

人生而平等，哪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别？舜是东夷人，而文王是西夷人，不也成了圣王么？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戎狄不得为天子就是刘渊的困境。

刘渊很聪明，既然不能做匈奴人的皇帝，那就做汉人的皇帝，匈奴与汉朝有和亲的历史，匈奴人有刘氏的后代，那刘渊就是汉朝的外甥，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他把自己政权国号定为了汉，甚至还尊奉三国时期蜀国的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祭祀汉朝宗庙，他成了比西晋还正统的天命所归。

作者在网上“冲浪”，经常看到有网友调侃刘渊，说他是一个“精汉”，颇有嘲笑他本是匈奴人但却要硬装汉人的意思。

《晋书》中记载有大量刘渊少年时代接受完整，高等的儒学教育的经历，甚至在儒学方面教导刘渊的老师就是西晋名士崔游，这是一个师出名门之人，而且早在曹魏时期，刘渊就曾长时间滞留洛阳，他穿汉服，讲汉语，写汉字，尊重汉人的各种习俗，他简直比汉人还汉人。

他不是装汉人，或者扬言自己是汉人，刘渊是单纯的认为自己就是汉人，这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刘渊（252年—310年）

因为，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

一个匈奴贵族，没有被强迫，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因为自幼接受汉文化的教育，真心的认同这套价值体系，所以他天然的，主动的以汉为自己的政治旗帜。

为什么不能有这种可能呢？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历史上，总会出现一些超越当前时代，极有预见性的人，这些人目光长远，似乎能看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西晋建立之后，刘渊也在洛阳居住，他曾被晋武帝司马炎召见，武帝对这个来自匈奴却深谙儒学要义之人很感兴趣，评价极高，印象很好，并且准备重用他，要给他军队，让他带兵去平定东吴，这时武帝身边的大臣孔恂，杨珧赶紧劝谏，说我观天下人才，能力超过刘渊的恐怕没有，这样的人如果委以重任，日后祸患无穷。

晋武帝于是作罢，没有再重用刘渊。

两个大臣的劝谏，客观上阻挠了刘渊的发迹，但金鳞岂是池中之物？早晚刘渊还要成更大的气候。

刘渊在308年称帝，迁都平阳，310年，死后儿子刘和继位，刘和很快被弟弟刘聪杀死，刘聪接班，他很有能力，派兵攻破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天下大乱，据说当时“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后来又攻破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正式灭亡。

不过虽然灭掉了西晋，刘氏的汉赵政权也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之中，刘聪善于用兵，但为人荒淫，竟把朝政交给宦官和后妃，刘聪死后，汉赵很快陷入混乱，混乱之后就是分裂，镇守长安的刘曜建立前赵，而镇守襄国的石勒则建立了后赵。

如果说刘渊还算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那么接下来的石勒就完全是从底层爬上来的。

石勒是羯人，出身于上党武乡，今天山西榆社的一个部落家庭，羯人是匈奴的别部，地位不高，在西晋末年，并州大饥荒，石勒竟被贩卖到了山东为奴隶，他从一个奴隶开始做起，先是参加起义军，后又投靠刘渊，在汉赵时期，石勒展示出了他惊人的军事才能，不仅作战勇猛，还十分懂得招揽人心，他的成功离不开他手下一个汉人谋士，叫张宾。

石勒早期的崛起之路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血腥，他作战时异常残暴，对俘获西晋公卿大臣往往采取屠杀政策，但吸纳了张宾之后，发展方略得到了迅速调整，公元309年前后，石勒的军队已达数十万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汉人大夫，石勒不再杀害他们，反而对他们采取优待，把他们编入一个叫做“君子营”的单位来供自己使用，为自己出谋划策。

和刘曜对峙期间，石勒更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他开始设置官署，恢复选举品第，兴办学校，访求经学与文学之士，皇帝还要求地方要劝课农桑，对因为战争而卷入后赵土地上的大量流民，石勒也有遣散归业，重新编户的举措。

《十六国春秋》卷三：重其法禁，不得陵侮衣冠华族...

（史料记载）

石勒还不许羯人对汉人进行侮辱，当然在今天来看，这种安排并不等于实现公民制度，但在当时来说，这已是一种实现国家化的方式。

石勒也是一个尊崇儒学之人，他时常评论古代帝王得失，当然石勒不是因为读书了，开智了所以才变得慈爱，他是为了理解知识，理解儒学对一个皇帝的用途。

度量衡，钱币，学校，察举，九品，户籍，这些东西当然没有在战场上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来的痛快，但这些东西才能决定，皇帝的命令是否可以穿过一个个的郡县而被人认真的执行，我们宏观点说，十六国时期的任何一个政权在稍安之后都会进行儒学建设，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点缀和面子工程，因为古代政权似乎一举一动都难以和儒学划清界限，反而是相生相依，必须要涉及到，比如，太学培养的是会写奏章，懂礼制，能做官的人，作为皇帝，你可以暂时和士兵们打天下，但最终你还是要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

公元328年，刘曜在洛阳附近和石勒决战，兵败，石勒派兵攻入关中，前赵灭亡，石勒也由此基本统一了北方。

为什么说是基本？

因为河西还有前凉，辽东还有慕容氏，代北还有拓跋部，西南还有成汉，所以石勒晚年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晋书》一百五：吴蜀未平，书轨不一。

石勒（274年—333年）

这句话恰好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分裂并没有产生多个天下的概念，每个有实力的统治者都把自己的政权称作天下，而把别国视为有待削平的地方势力。

就在两赵对垒之时，东晋其实也进行过一次北伐，那就是祖逖北伐，祖逖壮志凌云，但无能的晋元帝虽然给了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名义，但却又只给他千人粮，三千匹布，又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尽管北伐中流击楫，拼尽全力，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逐步收复黄河以南，但因为后方东晋朝廷不给力不支持，反而猜忌祖逖，北伐终于未能撼动两赵。

石勒死后，次子石弘继位，但却被石勒的侄子石虎夺去皇位，石虎在位时，后赵的统治范围更大，征兵，征粮食，营造的能力也更强，石虎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但他好大喜功，喜欢基建，《晋书》中说，为修华林苑和邺北长墙，石虎征发近郡男女十六万，甚至点烛夜作，因为恶劣的天气，沉重的劳役导致死者过万，为了准备大规模的战争，后赵各州又被要求发卒，造甲，百姓是卖儿鬻女，很多百姓难以接受这样的蹂躏，纷纷选择自杀。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残酷的统治在发生，积极的文化建设也在发生，石虎照旧设置学校，讲经史，这类活动甚至比石勒时期更加兴盛，宫廷中的礼仪和官僚也越来越完备，由此可见，用“汉化就文明，胡化就残暴”是不能解释十六国的这些政权的，因为一个古代政权，完全可能使用正统的年号，举办最体面的教育的同时，把基层社会压榨到崩溃。

制度的名称并不能保证制度的质量，而儒学如果只是用以粉饰皇权，那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参考资料：

《晋书》

《十六国春秋》

张鹏.“国人之梦”石勒的族群聚合实践与后赵继承危机.黑龙江史学,2026

李磊.从部族制到门阀制：单于政体演进的中国史轨道——以刘渊单于政权为中心.社会科学,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