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灾害启示录：防灾预警关口亟须前移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朱若晚

◆8月27日，尼泊尔努瓦科特县，洪灾过后，建筑和土地被泥沙覆盖。（图源：路透社）

文/朱若晚

编辑/漆菲

随着尼泊尔一次冰岩崩演变成严重洪灾，冰块、岩石和泥沙冲下山谷，碎屑流与洪水接连袭击沿途村庄和基础设施，几乎没有留下足够的预警和撤离时间。这场灾害再次提醒人们：当气候变化、人口聚集和基础设施扩张彼此叠加，一些过去被视为低概率的极端事件，可能迅速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更值得追问的是，面对越来越难以预测的灾害，防灾成本应该由谁承担？监测预警系统究竟应由政府财政投入，还是让受益于基础设施开发的企业承担更多责任？道路、电网、水电站乃至跨境口岸遭到摧毁后，是简单“重建”，还是应该根据新的风险评估调整选址和建设方式？对于进入高风险地区的企业而言，减排之外，是否也应该把气候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和供应链韧性纳入经营决策？

围绕上述问题，《凤凰周刊》专访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新加坡网络碳管理总监特伦斯·陈（Terence Tan）。拥有30多年壳牌石油从业经历的他，如今主要关注企业脱碳、碳定价以及气候风险，并担任新加坡标准委员会环境与资源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在陈看来，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型风险，防灾思维需要从“灾后救援”转向“灾前准备”：政府应将气候风险纳入基础设施规划和公共治理，企业也不能只关注减排，还要评估自身资产和供应链面临的物理风险；对于跨境河流和高山地区，更需要通过区域合作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共享和预警机制。

“晴天洪水”改变风险边界

《凤凰周刊》：你如何看待此次尼泊尔洪灾的直接诱因？哪些因素可以合理归因于气候变化，哪些仍存在不确定性？

陈：此次洪灾的成因仍在调查中。初步评估认为，可能是一次冰岩崩阻塞了伦德河，积水随后突然释放，形成洪峰。在官方调查完成前，这一结论仍应被视为初步判断。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是同一条河流在14个月内第二次遭受破坏性洪水，上一次发生在2025年7月。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洪水都不是强降雨所致。2025年的洪水源于拉苏瓦加迪以北约36公里处一座冰面湖突然溃决，当时整个流域都没有强降雨记录。

◆尼泊尔马南邦的庞卡尔湖。目前，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在尼泊尔境内识别出21个潜在危险冰湖。（图源：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全球变暖是否直接导致了此次冰岩崩，可能需要数月研究，也可能永远无法给出精确定论。但全球变暖是否正在提高此类事件发生的频率，答案要清楚得多。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2026年发布的评估显示，自1975年以来，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部分冰川的厚度最多减少了27米；2000年以后，冰川消融速度已经翻倍。尼泊尔在约30年内失去了近三分之一冰量。随着冰川变薄、固定高山斜坡的永久冻土融化，冰岩崩堵塞河流、继而引发溃决洪水风险的上升，而峡谷下游几乎没有预警时间。

必须区分两个判断：气候变化是否直接触发此次崩塌，当前尚无定论；但全球变暖正在重塑高山环境，使同类灾害更易发生，这是较为明确的长期趋势。

把每一次灾害都简单归因于气候变化，会超出现有证据；但以单次事件存在不确定性为由，否认风险格局已经改变，同样不符合科学认识。政策不能等到每一条因果链都被证明后才行动。只要危险概率、暴露人口和潜在损失同时上升，就有理由提高监测、预警和基础设施标准。

还要看到，人类活动正在扩大灾害的“靶心”。陆港、公路、水电设施和边境桥梁均集中在狭窄的河谷内。灾难发生时，峡谷中有边境和海关人员、水电工人、商贩、酒店员工，以及数百名来自不同国家、前往冈仁波齐的朝圣者。可以说，这是一场规模罕见的人道主义悲剧，其惨烈程度在战区之外实属少见。这场浩劫的影响也远超伤亡数字，留给亲人的是对逝者的哀悼以及对失踪者绝望的搜寻。

◆2026年8月28日，尼泊尔努瓦科特县，一名女子在被洪灾损毁的商铺中寻找物品。（图源：路透社）

《凤凰周刊》：随着冰川退缩和极端天气加剧，尼泊尔的气候风险发生了何种变化？最关键的薄弱环节是什么？

陈：尼泊尔面对的风险形态已经发生改变。过去的防灾规划主要围绕季风洪水展开。这类洪水有明显季节性，相对容易预测，也能提供一定预警时间。现在，一些灾害会在晴天发生，没有降雨，也几乎没有先兆。

最关键的薄弱环节是监测和预警。尼泊尔有大量冰湖，但据公开报道，配有有效早期预警系统的冰湖很少。许多需要重点关注的冰川和冰湖位于中尼边境地区，仅靠一国在境内投入，无法弥补信息缺口。能否尽早发现风险，并把信息迅速传给关键决策者，决定了撤离和救援是否能及时展开。

ICIMOD今年发现，区域内38条被监测的冰川中，只有7条达到世界冰川监测服务机构的基准标准，大片冰川区仍是监测空白。预警系统不只是安装设备，还需要长期资金维护，确保传感器、通信网络和基层响应机制在多年后仍能运转。只有这样，防灾才能从灾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建立韧性。

监测到异常只是第一步。信息必须越过国界和行政层级，迅速传到地方政府、工程营地、口岸和居民手中。高山峡谷通信脆弱，一旦基站和道路损毁，技术预警未必能转化为实际撤离。因此，预警体系还应包括通信备份、明确的责任人和定期演练。

其次是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选址。这里并不是说此次灾害由人为开发造成，而是要正视“靶心扩大效应”：同样规模的洪水发生在无人区，与发生在人口、道路和产业设施高度集中的河谷，后果完全不同。

这条狭窄走廊内分布着陆港、公路、水电资产和边境桥梁，而上游冰川系统在14个月内已制造两次毁灭性洪水。2025年被冲毁的桥梁刚刚重建，此次又遭破坏。现在需要讨论的不只是“何时重建”，还包括这些资产是否应回到同一地点，以及能否继续沿用原来的设计标准。

气候适应不是“承认失败”

《凤凰周刊》：尼泊尔这样的低排放发展中国家，却往往是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应如何弥合气候适应以及损失与损害的资金缺口？又应该如何避免让欠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债务？

陈：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资金的短缺主要源于资金分配问题，而非资本匮乏。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2025年适应差距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高达3650亿美元的适应资金。然而，2023年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仅为260亿美元，导致每年存在超过33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与此同时，202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获得的气候融资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但被追踪资金中的约92%流向减缓气候变化项目。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等减缓项目通常有较为清晰的商业回报，而预警系统、避难设施和气候韧性建设的收益，往往表现为“没有发生损失”，更难计入财务报表。

联合国“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是分担这类成本的重要工具，但规模远远不足。截至今年3月，该基金获得约8.22亿美元的认捐。相比之下，尼泊尔财政部长对本次灾后重建的初步估算已达40亿至50亿美元，接近该国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

国际社会需要建立更稳定、可预测的资金来源，例如研究全球航运或航空碳税，使基金具备数十亿美元级的持续运作能力，并能在灾害后快速、直接拨款。

资金能否抵达一线社区同样关键。如果援助要经过漫长申报和多层转拨，难以满足灾后最初几周的住房、饮水和生计需要。更可行的做法是平时完成风险评估和受援主体备案，灾害发生后依据预设条件快速拨款并公开去向。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也应直接参与到项目设计中来。

◆8月27日，尼泊尔努瓦科特县，一名女子焦急等待失联家人的消息。（图源：路透社）

更重要的是，不能要求尼泊尔这类排放量很低、气候风险却很高的国家举债修复气候灾害造成的破坏，那会引发经济不公与系统性债务的恶性循环。针对这类最不发达国家，所有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及应对损失与损害的国际资金，都应优先采用直接赠款或高度优惠的融资方式，而非按市场利率发放的贷款。

《凤凰周刊》：很多企业仍把气候行动主要理解为“减碳”，但对于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企业是否需要把更多资源从减排转向适应和韧性建设？两者应该如何平衡？

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企业都会制定脱碳方案，这已经是重要进展，但不少企业也止步于此。

适应投资的难点，在于它不像节能改造那样容易计算回报。企业知道加固设施、分散供应链或建立备用系统可以减少损失，却很难给一场“没有发生的洪水”定价，也很难把一家没被野火烧毁的商店算作新增收益。这堪称一种“将无形收益货币化”的困难。

◆8月26日，尼泊尔努瓦科特县，居民们从受损房屋中抢救物品。（图源：美联社）

另一个长期障碍，是将气候适应视为“承认失败”。过去有人担心，政府和企业一旦把资金投入海堤、耐热作物等适应措施，相当于默认可以继续排放，甚至给污染者发放“许可证”。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企业文化。

但现在，适应已从“承认失败”变成维持运营的必要条件。此次灾害就是例证：一座陆港、一条公路和一批水电资产在14个月内两次遭受重创。为这些资产融资、承保或施工的机构，所依据的风险评估已经无法描述当地现实。如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仍未反映这些变化，风险并不会因此消失。

企业还需要把风险评估下沉到具体资产和供应商。全国平均气温或年度降水量，无法说明一座桥梁、工厂或运输通道将面对什么危险。选址、设计标准、保险价格和供应链备份，都应根据新的灾害情景重新计算。适应不是一笔公益预算，而应进入资本开支和经营决策。

减缓与适应也不是简单地各分一半预算。每家企业都应建立一套双轨战略：减缓措施保护企业长期的市场生存能力，适应措施保障眼前的运营安全。两者必须同时进入投资决策、保险安排、供应链管理和单个资产的风险评估。

应把灾害数据视为区域公共产品

《凤凰周刊》：这类灾害往往跨越国界。亚洲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区域气候合作模式？

陈：需要。亚洲的风险规模决定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1991年至2025年，亚洲的升温趋势约为1961年至1990年的两倍。全球约60%的人口生活在此，其中许多人居住在低洼海岸和河流三角洲，这种高度集中的风险暴露情况在地球其他地方都未曾出现。

气候不会止步于国界，水也不会。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是至少十条亚洲主要河流的发源地，近20亿人依赖“亚洲水塔”的融水。中国、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由共同的河流系统连接。在一个管辖区形成的灾害，会沿河道进入另一个管辖区；反过来，上游更早的监测和预警，也能让下游所有国家受益。

区域合作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推进。第一，共享监测与预警。上下游主管部门应实时交换水文、冰川和冰湖数据，商定统一的预警阈值，并在各国水文部门之间建立直接的技术联系。

第二，共建能源转型基础设施。东南亚正在推进东盟电网（ASEAN Power Grid）的建设，新加坡也参与其中。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进口约6吉瓦的低碳电力，这大约相当于届时总需求的三分之一。而连接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项目，则是该地区首个多边跨境电力贸易案例。

跨境电网可以让清洁电力进入资源不足的国家，也能让投资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到2045年，该电网系统在输电设施方面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的投资。这本质上是一项区域性工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完成。

第三，协调适应政策。沿海防护、水资源管理和高温应对，目前仍主要由各国分别设计；但灾害是共享的，许多工程难题更适合集体解决。许多宝贵的经验与知识尚未在各国间得到有效交流与共享。

这种协调不必等待新的庞大机构。相邻国家可以先从联合演练、统一数据格式和共享风险地图做起，再逐步建立跨境应急预案。区域合作的价值，不只在灾后相互派出救援队，更在于事前让不同国家的预警系统能“听懂”彼此。

《凤凰周刊》：在喜马拉雅地区乃至亚洲的气候合作中，中国能起到何种作用？

陈：自2002年起，中国便开始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澜沧江沿线水文站的数据；2020年10月，中国水利部签署协议，将数据共享范围从仅限汛期扩大至全年，并推出了在线共享平台。该委员会领导层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若能将这一做法推广至喜马拉雅流域——即确立统一的预警阈值，并在各国水文部门间建立直接的技术联系——将是一项切实可行的举措，能有效保护边境各方的民众。

中国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科研与卫星监测能力也相当雄厚。中国是ICIMOD八个区域成员国之一，其他成员包括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和阿富汗，基本覆盖喜马拉雅监测合作所需的国家。机构并不缺少，真正需要的是共同决定：把灾害与水文数据视为区域公共产品，而不是彼此隔绝的信息。

◆科研人员在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架设气象与水文监测设备。（图源：欧盟委员会官网）

新加坡同样依赖周边环境。我们的水、能源、贸易乃至天气都与邻国相连。对一个风险跨越边界、供应链也跨越边界的亚洲而言，跨境合作不是附加选项，而是唯一可行的制度设计。

排版 /刘浩

尼泊尔灾害对全球防灾预警有何现实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