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赋能合肥产业的成功模式：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

文丨关品方

过去几个星期，合肥连续有两大科创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长鑫科技和国仪量子均深受市场欢迎，由此引发笔者对合肥模式的关注。

安徽合肥从一个中部普通省会城市一跃成为全国科创产业的标杆城市，核心驱动力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的源头创新赋能、独有的科创产业集群体系，以及国内成熟的国资投行化的产业培育模式。合肥打造出“芯屏汽合、集终生智”八大战略新兴产业，分别是芯片、显示屏、汽车、合成材料、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笔者认为，通俗地可以简称为“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并非简单招商引资堆砌，而是依托中科大的基础科研优势，实现“科研、人才、产业、资本、城市”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形成了国内独一无二的科创城市发展范式。八大之外，其实还有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就以量子产业为例，合肥的云飞路号称“量子大道”，沿线聚集了80多家量子产业链企业。龙头企业正是刚上市不久的国仪量子，是量子精密测量的火车头，估计未来会有更多量子计算企业陆续上市。

独食难肥，合作同肥。合肥这名字真好。就是要合作共赢。个别产业链之外，还要跨产业的供应链的协同补。香港特区今后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抓住一个基本点，就是以特区政府的改革建设引领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这是另一个深刻的话题，笔者如有机会，日后另文详细讨论。

中科大如何带动“芯屏汽合、集终生智”产业体系？上述十大高端赛道是合肥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底盘。中科大是合肥产业体系的原始创新母体。中科大1958年建校，首任校长郭沫若，最初校址设立在北京玉泉路。上世纪50年代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家大力发展“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急需大量核物理、高能物理、无线电、力学、自动化等前沿理工科人才。当时国内高校学科偏向传统基础理科，缺乏面向国防尖端科技的复合型科研人才体系。为了补齐国家战略科技短板，依托中国科学院强大的科研力量，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全新的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尖端国防科技和基础科学研究，办学模式对标国际顶尖科研型高校，实行“理工结合、科教一体”，学生直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建校初期的目标是快速攻克“两弹一星”相关核心技术，打实国防科技自主的根基。

中科大最初在北京办学。1969年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中苏边境紧张），全国多所高校外迁疏散，中科大成为重点南向疏散的院校，经考察多地后，最终定址合肥，是基于战略安全考量。地方政府全力接纳并保障办学条件充足、适配科研布局；安徽又水系和地貌多样，可满足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等野外（field studies）科研需求。合肥土地资源充裕，为后续实验室建设、校区扩张、大型科学装置落地预留了巨大空间。

中科大南迁，奠定了《校城共生、城校一体》的基础。合肥依托中科大逐步成长为全国科创重镇，倒过头来持续反哺中科大的科研发展。如今中科大提供全国顶尖的基础研究与硬核技术源头，拥有量子信息、微尺度物质科学、同步辐射、核聚变等一批国家级大型科学装置，是国内少数能支撑底层硬核科技突破的高校。除了长鑫存储和国仪量子外、还有京东方新型显示、蔚来新能源配套等先进核心企业，涉及的关键材料、底层算法和工艺突破大多源自中科大实验室的成果转化。合肥产业不是“拿来主义”，是“从实验室生长出来”，具备自主可控、不可复制的技术壁垒。

中科大提供高浓度科创人才与校友生态，效果显明突出。建校57年来，中科大现在已是国内顶尖科研人才高地，大量硕士博士毕业生留在合肥发展，为芯片、AI、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持续输送工程师与科研骨干。中科大的全球校友体系构建了“科大硅谷科创飞地”（飞地是到处都有的意思），源源不断带回项目、技术、资金与团队，使合肥形成自生长、自迭代的科创生态，摆脱了多数城市“引得来、留不住、长不大”的产业困境。大言不繁，大道至简。笔者认为，中科大的成功经验，绝对值得香港高等院校和香港特区政府郑重对照参考。

中科大深度参与城市产业的顶层设计。不同于一般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中科大的专家团队长期为政府提供技术研判、赛道筛选、风险评估，帮助合肥精准押注面板、存储芯片、新能源汽车等高风险、长周期、高回报赛道，避开产业路线错误，实现政府决策与前沿科技高度同频共舞。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样值得香港特区政府郑重对照参考。

合肥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原因在哪里？合肥模式被公认为中国政府产业投资的最高范式，其成功并非运气，而是多重优势叠加的系统性结果。首先是《校城共生、长期主义》的城市根基（town and gown）。合肥自接纳中科大落户以来，数十年持续投入、尊重科研、深耕基础创新，不追求短期政绩，形成国内罕见的科创城市底蕴。绝大多数城市只有产业、没有科研；只有应用、没有源头。合肥是从根本上拥有创新能力。香港的高等院校长期以来只有科研，缺乏产业；只有源头，缺乏应用。真实出路在何方？笔者过去多年来已多次讲过。

国资的投行化运作也是合肥模式成功关键要素之一。它充当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传统民营资本偏好短平快利润，不敢投入重资产、长周期的芯片、面板产业。合肥模式的最大突破是让国有资本做市场不敢做的长期投资。政府以专业投行思维，逆周期重仓“押注”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国仪量子等重大项目，通过国资托底风险、社会资本跟进、产业集群落地，最终实现千亿级产业成型。

链式招商、集群发展的产业思维更是一绝。合肥从不单一地向个别企业招手，而是“招龙头、补链条、成集群”。引进京东方之后，随即补齐显示屏、芯片、光学材料、终端制造；引进长鑫存储后，同步落地封测、设备、材料配套；引进蔚来汽车后，完善电池、电控、智能驾驶上中下游，构建闭环产业生态，大幅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说来轻易，落实困难。反之，合肥的经验是知难行易的典型。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度平衡更是关键。小政府大市场不是不对，但缺乏辩证唯物观念，因为不可以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看问题。合肥政府只做战略投资、平台搭建、风险兜底、配套服务，绝不干预企业经营，形成“资本赋能、市场主导、专业决策、容错创新”的良性机制，既避免完全市场化的短视逐利，也避免行政干预的低效僵化。合肥被冠以《最牛的风险投资城市》名号，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现在看来，实至名归。

从中国经济学的角度看，自从大约2020年起（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国家逐步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为中国经济未来科创谋求出路。过去26年来，中国城市发展曾经长期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依靠卖地和房地产的扩张，快速完成城市化与基建积累。目前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房价进入存量时代走低，土地财政模式已经碰到透明天花板，无法继续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与科创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要求。在这宏观背景下，股权财政成为中国城市转型迭代和科创经济发展的核心出路。

股权财政的本质是政府财政从“一次性卖地收入”转向长期产业股权增值收益。财政资金不再单纯用于基建支出，而是以市场化股权投资的方式，投放到高新科技、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通过企业成长、上市增值、股权分红，获得持续财政回报，再反哺城市建设与科创投入，形成正向循环。

相比土地财政，股权财政具备三大时代优势。首先是彻底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适配新质生产力，强调能源、资源和动能（三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土地财政助推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利润；股权财政倒逼政府重视产业培育、技术创新、企业成长，从“靠地皮赚钱”转向“靠科技赚钱”，契合国家科创强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发展战略。

其次是收益可持续、可迭代。土地财政是一次性消耗资源，股权财政可分享企业十年、二十年的成长红利，形成税收、就业、产业、股权增值多重收益，是持续型甚至是永续型财政模式。

此外是弥补硬科技投资市场失灵。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投入大、周期长、失败率高，民企和社会资本不敢投，但国家级股权资本可以提供耐心资本（同时要风险可控），支撑国家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

当然，合肥模式并非万能，不可能是万无一失，有其客观局限。股权财政不是万能模板，是优选方向之一，不可能是全国的通用模式。合肥模式可供参考，香港不应机械地照搬照抄。因为这模式高度依赖顶尖高校、科研体系、成熟产业、专业国资团队和严格风险管控的互动协作。内地缺乏科创基础的城市如果盲目复制，只会造成国资亏损与债务风险。因此笔者估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将呈现分化，科创强势的城市走股权财政之路，普通城市只能够依托实体经济的税收兜底。

总而言之，合肥的成功是中科大源头创新、校城融合、国资投行化和链式产业生态共同造就的时代范本。从土地财政走向股权财政是中国经济从“土地驱动城镇化”迈向“科技驱动现代化”的必然转型，应该是未来中国科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出路，将可以长期引领中国城市经济的迭代升级。

笔者留意到《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的分析认为，合肥模式核心是《国资引领，以投带引，全链培育，长期主义》。长期战略价值确立之后，财政回报是其结果而非目标。换句话说，把马放在前面拉车，而不是把马放在后面推车。政府引领战略、国资深度赋能，关键是政府需要有正确的决策和定位，做到补位市场，让市场接力政府。取得回报，并不是简单地安排成熟企业上市套现。在投资环节，地方国资应该与国家基金、省级国资、以至民企和社会资本，和二级市场联动（不应只聚焦一次性的IPO），在新兴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上市前和上市后）有序地进入退出，形成三层级三阶段资本协同的接力机制。

合肥模式和深圳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不同，提供了堑新的创新转型视角。笔者坚信，中国的成功在于长期规划、锲而不舍；是国家治理的制度价值。地方政府的角色要从传统的“招商引资者”转向“产业培育者”，需要有敏锐的战略判断力和丰盛的实际执行力，绝对值得香港特区政府详考细虑。必须承认，合肥模式过去亦有过投资失败的案例，笔者无意单纯唱好。从中国式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成功之处是有容错纠错和长期考核的安排。合肥经验有待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聚焦案例，提炼分析，百尺竿头，精益求精。中国要有自己的中国经济学，高校课堂上不可以只讲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