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67年10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杨银禄开始担任江青的秘书。那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接下来的六年里，自己的工作重点，竟常常不是文件本身，而是揣摩一声电铃、一道眼神和一句话背后的要求。
杨银禄后来回忆，江青的作息与普通人完全相反。由于长期睡眠不好，她经常凌晨才休息，下午一点左右起床。醒来后并不急着下床，而是先在床上做几下扩胸运动，等精神缓过来，才开始接受护士的照料。
床边的电铃，是11号楼里极重要的“信号”。按两声，通常是叫护士；按三声，则多半是在叫警卫员。铃声次数不能弄错，工作人员听到后，必须立即判断她需要什么，不能让她重复呼叫。
护士端来的，往往是漱口水和麦片粥。窗帘也不能一下子全部拉开，只能掀起一角，让光线慢慢进入房间。江青怕冷，也怕强光，卧室和办公室的玻璃较厚，窗帘分为纱帘、绸帘和绒布帘几层，室内布置则尽量采用柔和色调。
起床并不是一个简单动作。护士要帮她漱口、进食、洗脸、刷牙，再换好衣服和鞋袜。有时还要搀扶她下床。杨银禄提到，护士在这些环节上必须格外谨慎，动作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稍有不合意，便可能受到责备。
有一次，护士替她穿鞋袜，动作稍微快了一些，她嫌对方粗鲁；后来放慢速度，又被说成故意拖延。类似的事情，在旁人看来不过是几秒钟的差别，在当时的工作人员那里，却关系到一天的气氛。
换好衣服后，江青前往办公室处理文件，查看材料，有时持续一个多小时，有时只翻阅片刻。办公桌上通常摆着时令水果。她的表情很少流露明确情绪，文件重要与否，外人很难从她的神态中判断，这也让秘书和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紧张。
办公告一段落，她便可能外出活动。地点不一定固定，有时在附近散步，有时骑马，也曾学着开汽车。杨银禄见过她骑马，认为她的骑术相当不错。活动之后，她常去17号楼，打牌、打乒乓球，或者看电影。
她的午饭时间大约在下午四点。饭后，护士为她准备镇静类药物，她回房间休息，通常睡到傍晚六点左右。若有会议，醒来后便去参加；没有会议，就继续看文件，随后再散步或到17号楼消遣。
电影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位置。外国影片放映时，有时还要安排翻译，并邀请相关人员陪同观看。英国1948年上映的《红菱艳》，就是她反复观看的影片之一。大礼堂有时坐着几个人，有时只有她一人，银幕前的时间却常常不能省略。
即便公务结束得很晚，她也往往要去看一场电影。杨银禄认为，电影可能与她早年的演员经历有关，但在11号楼，这种话题并不是工作人员可以随意触碰的内容。大家只需做好服务，不去追问她的内心。
饮食安排同样细密。她偏爱清淡食物，鸡蛋只吃蛋清，鱼要去掉头尾，螃蟹只吃公蟹。芹菜要抽筋，豌豆要剥皮，绿豆芽要掐头去尾，饭菜不能太烫，也不能失去温度。她不喜欢味精，却又希望菜肴有鲜味；汤不愿用大骨头熬制，却要求保留骨汤的口感，厨师只能反复调整。
穿衣也由护士提前准备。她有中式和西式服装，大衣款式不少，但面料并不奢华。夏天容易出汗，护士常背着装有毛巾和替换衣物的挎包。新毛巾太硬，必须提前放置，等变得松软后才能使用。
到了晚上，江青可能继续处理公务，也可能到17号楼看电影。她通常凌晨四点左右入睡，睡前要分次服用安眠药，床头还要放置备用药物。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完全跟着她的作息走，她不睡，值班人员便不能离开岗位。
这份工作难的地方，不只是琐碎，更在于没有明确边界。秘书要管文件，护士要管起居，警卫要随时待命，厨师则要把每一道菜做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杨银禄在11号楼工作到1973年，后来被安排到江西五七干校。至于当年的同事，有人离开岗位，有人受到审查处理，能始终平稳留下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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