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85年春，北京。中央军委研究组建国防大学时，摆在面前的并不是简单合并几所院校，而是要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搭起一座新的“指挥中枢”。几个月后，70多岁的张震和年近古稀的李德生，分别接下校长、政委的重任。
这所学校的历史，不能只从1985年算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开始创办教导队、随营学校和红军学校，着手解决干部缺乏军事知识的问题。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1936年，又合并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培养干部十余万人，许多来自工农队伍的青年，在那里完成了从普通战士到基层干部的转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也由此成为人民军队院校教育的重要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院校相继建立，承担培养高级军事和政治干部的任务。1969年，几所院校合并组建军政大学。后来，随着军队建设任务变化，原有院校体系逐步调整，军队迫切需要一所综合性、全军性的高等军事学府。
198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的部分力量为基础，组建国防大学。此时正值百万大裁军，军队规模压缩了，干部质量却必须提高。国防大学的成立，正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
校长人选经过反复斟酌。张震1914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后的军队建设，长期负责作战、训练和院校工作。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期间，他曾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震并非只会带兵打仗。1954年，他进入军事学院学习，后来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在总参谋部负责重要工作。让这样一位久经战阵、熟悉院校教育的将领主持国防大学，考虑的是军队长远建设，而不仅是个人资历。
李德生1916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基层部队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12军军长，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重视实战化训练。此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主要领导，对部队训练和政治工作都有丰富经验。
据有关回忆，当时两位老将本来都有退下来的打算。面对组织安排，李德生明确表示：“只要组织需要，就服从安排。”这句话并非场面话。国防大学刚刚起步，校务、教学、科研和干部管理都要从头理顺，老将压阵，有利于把传统经验和新的办学要求接起来。
1985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国防大学领导班子配备命令：张震任校长兼党委副书记，李德生任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与此同时，学校还配备了三位副校长，分别是袁俊、张霖和钱抵千。
三位副校长的经历各有侧重。袁俊长期在部队和军事院校工作，后来担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张霖从八路军基层岗位做起，历任作战、指挥和部队领导职务；钱抵千则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曾被称为“军中一支笔”，后来担任过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度。此次授衔不再照搬1955年的做法，而是综合考虑军官职务、资历、军龄和现实贡献。9月14日，北京举行恢复军衔制度后的首次上将授予仪式，张震、李德生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答案很清楚：国防大学首任校长张震是上将，首任政治委员李德生也是上将；三位副校长袁俊、张霖、钱抵千，则均被授予中将军衔。国防大学的首届领导班子，由此形成了“两位上将主持、三位中将协助”的格局。
当时，国防大学教授、副教授中也有多人被授予少将军衔，部分在校学习的高级干部同样获得相应军衔。这种安排说明，国防大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军事院校，它面对的是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承担着联合作战、军队建设和战略理论研究等任务。
遗憾的是，钱抵千于1989年2月因病去世。1990年，李德生辞去国防大学政委等职务，张震一度继续留任，并兼任政委。直到1992年朱敦法接任校长、李文卿接任政委，学校领导班子才完成新老交替。对于这所新成立的高等军事学府来说，1988年的授衔名单，也记录了人民军队从战争年代走向正规化、现代化过程中一段特殊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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