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刘嘉魁 每经编辑:魏官红
截至2026年8月末,A股42家上市银行2026年半年报披露收官。一个看似矛盾的信号浮出水面:曾持续数年的“存款定期化”趋势并未逆转——农业银行6月末个人定期存款余额达14.3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422.14亿元;工商银行上半年个人定期平均余额同比再增1万亿元。但另一条曲线已经转向:高成本定期存款正随着集中到期而陆续重定价,推动银行负债成本明显下行。
例如,平安银行上半年吸收存款平均付息率1.38%,同比下降38个基点;农业银行存款平均付息率由上年同期的1.42%降至1.13%,降幅29个基点;南京银行个人存款本币付息率较上年末下降37个基点;宁波银行存款平均付息率同比降幅达39个基点。
规模仍增、成本却降,2026年上市银行中期财报真正揭示的,不是“定期化已经逆转”,而是前期锁定的高息存量负债进入集中重定价周期,正成为本轮银行息差企稳修复的第一推动力。
定期规模与付息成本反向而行,重定价快于结构转换
从半年报数据看,银行吸收资金的期限偏好仍未脱离定期,但高成本存量正在被重新定价。这是当前负债成本改善的核心机制。
农业银行披露,截至2026年6月末,个人定期存款余额为14.3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422.14亿元;公司定期存款余额为5.3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288.14亿元。工商银行采用平均余额口径:上半年个人定期存款平均余额13.3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25.15亿元;公司定期存款平均余额8.26万亿元,同比增加5784.93亿元。虽然两家银行统计口径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定期存款仍在扩张,个人定期是负债规模增长的主要承接项。
与规模扩张方向相反,定期存款成本已经明显下降。工行个人定期年化平均付息率由上年同期的2.04%降至1.69%,公司定期由1.95%降至1.54%;农行个人定期由2.10%降至1.67%,公司定期由2.30%降至1.81%。也就是说,即便定期余额继续增长,前期锁定的高利率存量陆续到期,并按更低利率续作,银行的日均付息率会逐渐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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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上市银行年化平均存款付息率
更能反映成本变化的是日均付息率。四家样本银行均采用年化平均口径:平安银行由1.76%降至1.38%,降幅38个基点;工行、农行均下降约30个基点;招行的客户存款年化平均成本率由1.17%降至0.97%。招行成本率较低,与其活期存款基础和客户结构有关;平安降幅最大,则同时受高成本存量重定价与主动负债管理影响。
从行业传导看,负债端改善已经落地。工行存款利息支出同比减少385.09亿元,降幅15.6%;农行吸收存款利息支出1841.80亿元,同比减少294.76亿元。但在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负债成本下降更多体现为息差的缓冲,而非盈利全面回升的充分条件。
存量规模继续增长,到期重定价正在拉低平均成本
从半年报来看,定期存款“余额增量”与“付息成本”已经出现阶段性脱钩:前者受客户风险偏好和产品承接支撑,后者取决于高成本存量到期速度。现在是重定价快于结构转换,而非定期化已经结束。
过去几年,居民和企业为锁定收益,将大量资金配置于中长期定期存款,形成了沉重的存量成本包袱。2026年上半年,这个包袱开始随到期周期释放。工行将存款利息支出下降明确归因于“客户存款平均付息率下降30个基点”;农行披露的数据显示,利率因素成为影响利息支出的主导项。
这组分解比“定期存款减少”更能解释当前变化。定期余额即使继续增加,只要新增及续作资金价格低于到期资金,日均付息率仍会下行。反之,若存款增长明显放缓,即使存量结构不变,利息支出也可能因基数效应而减少。判断负债改善,必须同时观察规模、结构、到期和定价。
工行的期限结构进一步揭示了成本差异。上半年,其个人定期存款平均付息率为1.69%,公司定期为1.54%;活期存款则分别为0.05%和0.47%。定期存款的滚动承接并非没有代价,只是承接成本较上一轮高利率周期明显降低。
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认为,若仅以定期余额增长判断负债成本仍在恶化,会忽略重定价时点的关键作用:定期规模代表资金留存,到期结构决定成本何时进入利润表。因此,“存量高息定期余额”应被理解为“存量重定价资源”,而非单向的成本负担。不过,这种资源有明确的时间边界:随着高成本资金逐渐被低利率负债替换,同一机制可以继续释放的边际收益将下降。
他表示,定期化是否真正缓解,不能只看上半年付息率降幅,还要持续观察三个变量:到期资金是否继续被锁定在较长期限、新发定期利率能否继续压低平均成本、结算代发和财富管理能否沉淀更多低成本资金。
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认为,活期存款占比是比“定期余额增长”更高质量的前瞻指标。其形成不依赖简单压降存款利率,而是来自高频账户、企业财资服务、代发结算和财富管理之间的联动。若客户资金长期停留在活期账户或低波动现金管理产品,银行负债的稳定性和成本优势才可能同步增强。由此看,未来负债能力将从“有没有定期存款承接”转向“能否在承接定期的同时培育结算和财富管理资金”。前者解决存量留存问题,后者决定成本改善能否持续。
负债红利进入后半程,资产收益率仍决定息差上限
2026年上半年是负债成本改善较为集中的阶段,但行业净息差仅环比微升。未来息差表现将越来越取决于资产端定价、负债规模增长和低成本资金留存能否形成合力,而不继续主要依靠存量定期重定价。
据每经记者统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2026年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较一季度上升1个基点。不同类型机构改善幅度明显分化: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民营银行环比上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持平,外资银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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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2026年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
前述行业研究人士认为,这表明,负债成本下降并未在各类型机构间均匀传导。拥有稳定结算存款、广泛零售客群或较强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银行,更容易把成本改善转化为息差韧性;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较快、高成本负债替换不充分的机构,仍可能面临压力。
因此,2026年中报的真正增量,不在于“存款定期化”是否消失,而在于银行业已进入负债管理从规模扩张向成本管理、再由成本管理向客户经营切换的阶段。定期余额仍然增长并不妨碍付息率下降,但未来能否维持成本优势,取决于三个条件:高成本存量能否有序到期、活期资金能否真实增长、资产收益率能否逐步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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