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姐偷喝米酒，醉了昏睡过去，第二天她喜提完整的童年

我姐第一次喝醉，不是在酒席上，也不是过年，而是在我家后院那间堆稻草的小偏屋里。

那年她十一岁，我七岁。

我们家住在镇子边上，门前一条水泥路，路对面是供销社的旧仓库，后面是一片菜地。父亲在砖厂上班，母亲在街口摆早点摊，凌晨三点就起来磨米浆、剁葱花、烧煤炉。家里最热闹的时候不是过年，是母亲做米酒的时候。

母亲做米酒，是为了早点摊。

夏天卖凉粉、绿豆汤，冬天卖汤圆和酒酿蛋。我们那里的人爱吃甜的，早上赶集的人坐下来，一碗热乎乎的酒酿蛋下肚，额头上就冒汗，说话都带着香气。

母亲每次做米酒，都要提前两天蒸糯米。

糯米是从粮站买的，不算贵，但母亲舍不得浪费。她把米泡一夜，第二天倒进大木甑里蒸。蒸汽从锅边钻出来，把灶房熏得湿漉漉的，墙上挂的辣椒串都像刚洗过。

蒸好的糯米摊在竹匾上晾凉，母亲用手背试温，说不能烫，烫了酒曲会死。等温度刚好，她就把酒曲碾碎，撒进去，一边撒一边拌，动作又快又轻，好像在给米粒盖一层看不见的被子。

最后，她把拌好的糯米装进一只蓝边搪瓷桶，中间掏个小窝，盖上盖，外面包旧棉袄，放进我家后院的小偏屋。

小偏屋原来是放煤球的，后来煤球用少了，就堆稻草、放农具。里面又闷又暗，白天进去也要眯着眼适应一会儿。母亲说那里温度稳，米酒容易成。

我姐叫陈小满。

她从小就嘴馋，偏偏嘴硬。看见糖葫芦，眼珠子都快贴上去了，还要说：“我才不爱吃，酸死了。”看见别人手里的麻花，脚都挪不动，还要装作路过。

我就不一样，我嘴馋得很坦荡。

母亲切咸鸭蛋，我会盯着流油的蛋黄咽口水。父亲买一包桃酥回来，我会直接问：“能不能先给我一块？”所以家里丢了吃的，母亲第一个查我。

那次米酒熟得早。

本来说好第二天早上拿去摊上卖，结果头一天傍晚，后院就飘出一股甜味。不是白糖的甜，也不是麦芽糖的甜，是糯米发酵后那种软乎乎的香，像刚揭锅的年糕里藏着一口酒气。

母亲正忙着切萝卜丝，忽然吸了吸鼻子，说：“哎呀，来得快。”

我姐正在门口择韭菜，手里抓着一把青绿青绿的叶子，立刻抬头。

“妈，能吃了吗？”

母亲瞪她一眼：“想得美。明天要卖钱的。”

我姐撇嘴：“尝一口都不行？”

“不行。”母亲把刀往案板上一拍，“这桶是明天赶集的。少了半勺我都看得出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一眼。

我立刻举手：“我没动。”

母亲说：“你现在是没动。”

我姐低头笑，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吃完晚饭，父亲还没回来。那阵子砖厂赶工，他经常天黑才下班。母亲要去隔壁王姨家借一把大漏勺，临走前指着后院说：“谁也不许进偏屋，听见没有？”

我和我姐同时点头。

母亲又单独盯着我姐：“尤其是你。”

我姐不服气：“凭什么尤其是我？”

母亲说：“你眼睛都长到那桶上去了。”

母亲走后，院子里一下静了。

夏天的傍晚，天还亮着，墙根下的鸡在刨土，水缸旁边有一只搪瓷盆，里面泡着明早要用的黄豆。灶房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一点热气贴着地面往外散。

我坐在门槛上玩玻璃弹珠。

我姐本来在洗碗，洗着洗着就停了。她把碗摞好，水也不倒，站在灶房门口往后院看。

我说：“妈说不许进。”

她转头看我：“我又没说要进。”

我低头弹了一颗玻璃珠，没弹准，珠子滚到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来，捏在手里，忽然小声问我：“你闻见没有？”

我说：“闻见什么？”

“米酒味。”

我吸了吸鼻子。

真闻见了。

那味道从偏屋门缝里钻出来，一丝一丝的，缠着热风。刚才吃饭的时候还不觉得，现在院子一静，它就明显了。甜，软，还有一点酸，勾得人心里发痒。

我咽了一下口水。

我姐看见了，立刻笑：“你也想喝。”

我说：“我没有。”

她把玻璃珠塞回我手里：“你骗人。”

我姐往后院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我。

“就看一眼。”

我说：“妈会打人的。”

“看一眼又不会少。”

她说得很有道理。我那时还小，对“看一眼”和“吃一口”之间的距离没有概念，就跟着她去了。

偏屋门没上锁。

母亲大概觉得我们不敢。

我姐推开门，里面闷热得像另一个世界。稻草的味、木头的霉味、米酒的甜味混在一起，迎面扑来。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太深。

搪瓷桶就放在角落的矮凳上，外面包着父亲那件破棉袄。棉袄袖子垂在地上，像有人蹲在那里睡觉。

我姐蹲下去，先把棉袄掀开一角。

盖子上凝着一层水汽。

她伸手去揭。

我赶紧抓住她胳膊：“姐，妈说少半勺都看得出来。”

她甩开我：“我就闻闻。”

盖子一开，那股甜味一下冲出来。

桶里的糯米白得发亮，中间那个小窝里已经汪着酒汁，清清亮亮的。周围的米粒松松散散，像一粒粒泡胖了的小珍珠。

我姐的眼睛一下就变了。

她平时装得再老成，这会儿也只是个十一岁的丫头。她盯着那一窝酒汁，嘴唇抿了又抿。

“真香。”她说。

我也觉得香。

我问：“能盖上了吗？”

她没理我，从旁边农具架上拿起一只小瓷勺。那勺子平时是母亲舀盐用的，不大，白瓷边磕掉一块。

我急了：“姐！”

她压低声音：“就一勺。少这么点，妈看不出来。”

她舀了一勺酒汁，连米粒带汤，放进嘴里。

我看着她喉咙动了一下。

她闭上眼。

那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像冬天冻了一整天，突然喝到一口热糖水；又像考试考了第一名，却不能当着大家笑，只能把笑憋在脸里面。

我问：“好喝吗？”

她睁开眼，声音都软了：“好喝。”

然后她又舀了一勺。

我说：“你刚才说就一勺。”

她说：“第二勺是替你尝的。”

她把勺子递到我嘴边。

我本来想拒绝的，可那味道就在鼻子下面。我张嘴含了一口，糯米软，汤汁甜，滑到喉咙里有一点暖，像有人在胸口轻轻拍了一下。

我小声说：“还要。”

我姐立刻把勺子收回去：“你小，不能多喝。”

她说得像个大人。

可她自己又舀了一勺。

第三勺之后，她还想舀第四勺。我真的怕了，拽她衣角：“姐，盖上吧。”

她皱眉：“急什么。”

“妈快回来了。”

这句话有用。

我姐手一抖，勺子掉进桶里，碰得桶壁轻轻响了一声。她赶紧把勺子捞出来，往旁边擦了擦，盖上盖，重新用棉袄包好。

出偏屋的时候，她脚下绊了一下。

我扶住她：“你怎么了？”

她把我推开：“没事，屋里太闷。”

我们刚回到灶房，母亲就从隔壁回来了。

她手里拿着漏勺，眼睛一扫，看见我们俩站得规规矩矩，反而起了疑心。

“你们干什么了？”

我心虚，低头看脚。

我姐比我稳多了，拿起刚才没洗完的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洗碗啊。”

母亲看她一眼，又看我一眼。

我以为完了。

可母亲没去后院。她赶着把黄豆磨浆，还要把明早的葱花备好，忙得脚不沾地，只说：“洗完赶紧睡。”

我姐“嗯”了一声。

那时候她还正常。

至少看起来正常。

她洗完碗，还把灶台擦了，顺手拍了我一下：“去铺凉席。”

我去堂屋拿凉席，回头看她，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

我问：“你是不是不舒服？”

她说：“有点热。”

夏天热很正常。

母亲忙得没空管，随口说：“热就去院子里坐会儿，别在我跟前晃。”

我姐就去了院子。

我跟在她后面，看见她坐在水缸边的小板凳上，低着头，手指抠着膝盖。过了一会儿，她突然笑了一下。

我问：“你笑什么？”

她说：“地在转。”

我吓住了。

“地怎么会转？”

“真的。”她很认真地指着院子，“那只鸡走路怎么歪歪扭扭的？”

我看过去，鸡走得好好的。

我立刻跑进灶房：“妈，姐说地在转。”

母亲正在往石磨里添黄豆，没听清：“什么转？”

“姐说地在转。”

母亲头也不抬：“她一天到晚就知道胡说。”

我又跑回院子。

我姐已经不坐小板凳了。她蹲在地上，抱着水缸，脸贴在缸身上。

我说：“你别抱水缸，凉。”

她摆摆手：“我跟它说话。”

我更怕了。

“说什么？”

她闭着眼：“我叫它别转。”

我拉她：“姐，你起来。”

她被我一拉，整个人软软地站起来，站了不到两秒，又坐回地上。她脸红得厉害，耳朵尖都红了，眼睛亮，却没焦点。

这时母亲终于出来了。

她手上还沾着豆浆，看见我姐那样，第一反应是骂：“陈小满，你又作什么妖？”

我姐抬头，看见母亲，忽然咧嘴笑：“妈，你有两个脑袋。”

母亲愣了一下。

她走过去，蹲下，捏着我姐的下巴看。

我姐还在笑，笑得傻乎乎的，身子往母亲怀里倒。母亲一闻，脸色当场沉下来。

“你喝米酒了？”

我姐摇头：“没喝。”

她一摇头，差点把自己摇倒。

母亲又问：“喝了多少？”

我姐伸出一根手指。

母亲说：“一勺？”

我姐想了想，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我站在旁边，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母亲猛地转头看我。

我赶紧说：“我就喝了一口。”

我姐立刻指我：“他也喝了！”

可惜她这会儿说话舌头已经不灵了，“也喝了”三个字说得像“咬河啦”。

母亲没空跟我算账，拖着我姐往堂屋走。

“你给我起来，去床上躺着。”

我姐嘴里嘀嘀咕咕：“我没醉，我还能背乘法口诀。”

母亲气笑了：“那你背。”

我姐张嘴：“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五五……五五……”

她停住了。

母亲问：“五五多少？”

我姐眨了眨眼，认真说：“五五好困。”

母亲一巴掌拍在她屁股上：“困死你算了。”

她把我姐扶进屋，按在床上，脱了鞋，扯过薄被给她盖住。那张床靠着窗，窗外是院里的苦楝树，风吹叶子，影子落在墙上，一晃一晃的。

我姐躺下后，还不老实，嘴里念念有词。

一会儿说：“妈，我想吃糖包子。”

一会儿说：“弟，你别偷我橡皮。”

一会儿又说：“明天不上学行不行？”

母亲本来气得厉害，听见她这些糊话，又怕又好笑。她摸摸我姐额头，确认不烫，才对我说：“看着她，不许她乱跑。”

我点头。

母亲去灶房继续忙。

我坐在床边看我姐。

她睡得很快。

刚才还说胡话，转眼就打起了小呼噜。脸红，嘴角湿，头发粘在额头上。她一只手抓着被角，像怕别人抢她被子。

我坐了一会儿，困了。

那时候的小孩，哪里守得住人。院子里有邻居家的孩子喊我去看他们捉到的知了猴，我看我姐睡得死，就偷偷跑了出去。

我只去了十几分钟。

可等我回来，床上没人了。

薄被掀在一边，枕头歪着，窗户开着。

我一开始没慌。

我以为她去茅房了。

我在院子里喊：“姐！”

没人答应。

我去茅房看，没人。

去灶房看，也没人。

我跑去跟母亲说：“妈，姐不在床上。”

母亲正在给第二天的米浆过筛，手一顿。

“什么叫不在床上？”

“就是不在床上。”

母亲把手里的瓢一放，冲进屋，看见空床，脸一下白了。

“陈小满！”

她喊了一声。

院子里只有鸡叫。

母亲又喊：“小满！”

还是没人。

她先去后院，偏屋，柴堆，水缸后面，全找了一遍。没有。又去门口，路边，隔壁王姨家，也没有。

王姨听见动静，端着饭碗出来：“怎么了？”

母亲声音已经变了：“小满不见了。”

王姨赶紧把碗放下：“不是刚才还在吗？”

“喝了米酒，醉了，我让她睡床上，就一会儿，人没了。”

母亲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那年夏天，镇上刚发生过一个孩子掉河里的事。大人们对孩子不见了特别怕，尤其我姐还醉着，走路都不稳。母亲越想越慌，抓起手电筒就往外跑。

我跟在后面，腿都软了。

王姨一边喊她男人，一边对巷子里吆喝：“快出来帮忙，小满不见了！”

很快，半条街的人都出来了。

有人往河边跑，有人去学校后墙，有人去供销社仓库那边找。母亲边走边喊，嗓子都劈了：“小满——陈小满——”

我也喊。

我喊得比谁都用力。

“小满姐！”

喊到后来，我嗓子发疼，心里像压着一块湿棉被。我开始后悔。后悔没有死命拦她，后悔她睡觉的时候我跑出去，后悔我也喝了那一口，害得我说话在母亲面前没有底气。

父亲就是这时候回来的。

他骑着那辆黑色凤凰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饭盒，裤腿上全是砖灰。远远看见街上那么多人举着手电，他还以为谁家着火了。

母亲看见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小满不见了。”

父亲脸色立刻变了。

他问：“什么时候不见的？”

母亲说：“刚才。我让她在床上睡，她醉了，走路都不稳。”

父亲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没有骂，也没有打，只是沉沉的，好像在问我为什么没看住。

我眼泪一下掉下来：“爸，我就出去了一会儿。”

父亲没说我。

他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拿过手电：“分头找。河边多去两个人，仓库后面也看看。”

那一晚，我第一次知道大人着急起来是什么样。

王姨连拖鞋都没换，跑得脚后跟啪啪响。供销社的刘叔拿着竹竿去探河边草丛。隔壁卖豆腐的赵奶奶站在路口，一边抹眼泪一边喊：“小满啊，听见了应一声！”

母亲几次想往河边冲，都被父亲拦住。

“你别乱跑，你在家门口等，万一她回来没人看见。”

母亲急得跺脚：“她醉成那样，回来什么回来？”

我躲在墙根，越听越怕。

就在大家找得鸡飞狗跳的时候，院子里突然传来“咚”的一声。

声音不大，像什么东西从高处滚下来，砸在稻草上。

我第一个听见。

因为我站得离后院最近。

我愣了愣，立刻跑过去。

偏屋门半开着，里面黑乎乎的。我拿起门边的小手电往里照，光扫过农具、稻草、矮凳，最后照到草堆旁边露出的一只脚。

那只脚上穿着我姐的红塑料凉鞋。

我吓得差点叫不出声。

“爸！妈！姐在这儿！”

父亲冲得最快。

他一把推开偏屋门，手电光照进去，我姐正趴在稻草堆旁边，身上沾满草屑，脸还红着，嘴里发出细细的呼噜声。

她没事。

她只是睡着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睡到一半迷迷糊糊起来，大概想找水喝，走错了方向，从屋里摸到后院，又钻进偏屋。偏屋里有母亲包米酒用的旧棉袄，还有稻草，软乎乎的。她大概觉得舒服，就爬上草堆，钻到旧棉袄下面继续睡。

那声“咚”，是她翻身滚下来了。

母亲跑进来的时候，腿都软了。

她扑过去把我姐翻过来，先摸脸，再摸手，又摸鼻息。确认人好好的，母亲一下瘫坐在地上，眼泪哗地出来。

“小满，你要吓死我啊。”

我姐被晃醒一点，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周围站满了人，还傻乎乎地笑。

“妈，我怎么在草里？”

母亲又哭又气，抬手想打她，手举起来半天，最后只重重拍了她一下大腿。

“你还知道问！”

父亲站在门口，脸绷得很紧。他没有立刻骂，只是把手电筒往墙上一照，让大家看清楚人找到了。

王姨拍着胸口：“哎哟，吓死人了。”

刘叔笑骂：“这丫头，睡得比石头还沉，全街喊她都不醒。”

赵奶奶说：“没掉河里就好，没掉河里就好。”

我姐坐在稻草堆里，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压出一道草印。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声问：“你们都来干什么？”

这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母亲却笑不出来。

她把我姐从稻草里拽起来，一边拍她身上的草屑，一边咬牙：“明天再跟你算账。”

我姐还没清醒，靠在母亲身上，软绵绵地问：“算什么账？”

母亲说：“米酒账，吓人账，还有你弟没看住你的账。”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我姐倒好，眼睛都睁不开了，还不忘替我补刀：“弟也喝了。”

父亲转头看我。

我立刻缩到墙边：“我就一口。”

父亲没说话。

这一夜很长。

母亲把我姐洗了脸，换了衣裳，重新塞回床上。怕她半夜再乱跑，还把她那只红塑料凉鞋拿走了，放到自己枕边。

父亲搬了个竹椅坐在堂屋，门开着，手里拿着蒲扇，一扇一扇地扇。

我不敢睡。

我躺在竹床上，看着屋梁上的影子，听母亲隔一会儿就起来看我姐一次。

每看一次，就骂一句。

“死丫头。”

“没心没肺。”

“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可她骂完，又给我姐掖被角。

我姐睡得一点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母亲的早点摊没出。

这是很少见的事。

以前刮风下雨她都照样摆摊，哪怕只卖出去十碗米粉，也要去。那天她把炉子搬出来，又搬回去，最后把围裙往桌上一扔，说：“今天不卖了。”

我姐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照到窗台上。

她坐起来，愣了半天，像忘了自己是谁。

我蹲在床边看她。

她揉揉眼睛：“我头疼。”

我说：“你完了。”

她看我：“我怎么了？”

我把昨晚找她的事说了一遍。

她一开始不信。

“我在偏屋？”

“嗯。”

“全街都找我？”

“嗯。”

“爸也找了？”

“嗯。”

“妈哭了？”

我点头。

她脸上的血色慢慢退下去。头疼也顾不上了，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上还有一点划痕，大概是从草堆上滚下来时蹭的。

她小声说：“我不知道。”

我说：“妈说今天跟你算账。”

她立刻掀被子要下床。

“我去道歉。”

她刚穿上一只鞋，母亲就进来了。

母亲手里拿着一根细竹篾。

那根竹篾原本是扎扫帚剩下的，细，长，颜色发青。我们小时候都怕它。扫帚打起来声音大，疼一阵就过去；竹篾抽在小腿上，火辣辣地疼，还会留红印。

我姐一看竹篾，腿就软了。

“妈。”

母亲站在门口：“醒了？”

我姐低头：“醒了。”

“头还晕吗？”

“不晕了。”

“知道昨天干什么了吗？”

我姐抿嘴，不说话。

母亲说：“偷喝米酒。”

她点头。

“喝醉了乱跑。”

她又点头。

“害得全街人找你，河边都快被人翻一遍。”

她眼圈红了：“我不知道。”

母亲的声音一下拔高：“你不知道？你偷喝的时候不知道？我说了不许动，你耳朵塞棉花了？”

我姐吓得眼泪掉下来。

她平时厉害，嘴也快，可那天一句硬话都没有。

母亲让她站到院子里。

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脸色不太好。平时母亲打我们，父亲大多不插手，最多说一句“差不多行了”。可那天他没有说。

我姐站在院子中央，低着头，脚趾抠着地。

母亲问：“错没错？”

“错了。”

“以后还偷不偷？”

“不偷了。”

母亲扬起竹篾，在她小腿上抽了一下。

啪的一声。

我姐猛地跳起来。

那一下把我吓得一哆嗦。

她哭着喊：“不偷了！真的不偷了！”

母亲又抽了一下：“这是偷喝。”

第三下：“这是醉了乱跑。”

第四下：“这是让你爸你妈担心。”

第五下：“这是让左邻右舍跟着折腾。”

我姐在院子里一边躲一边哭，跑又不敢跑远，只能绕着水缸转。母亲追着抽，父亲低头抽烟，眉头皱得很紧。

我站在鸡窝旁边，心里又害怕又愧疚。

因为我也喝了。

虽然只是一口，可那一口确实进了我的肚子。

我想替她求情，又怕母亲想起来我。

我姐绕到我面前，哭得鼻涕眼泪糊一脸，还不忘瞪我：“陈小冬！你说话啊！”

我张了张嘴。

母亲看过来：“你也想挨？”

我立刻闭嘴。

我姐气得更厉害：“你没良心！”

父亲终于把烟按灭了。

他说：“行了。”

母亲停下手，胸口还在起伏。

父亲看着我姐：“疼不疼？”

我姐抽抽搭搭：“疼。”

“记住这个疼。”父亲说，“米酒不是糖水。大人不让碰的东西，不是舍不得给你吃，是怕你出事。昨晚你要是往河边走，现在就不是抽几下腿的事。”

院子一下静了。

我姐哭声也小了。

她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

母亲把竹篾往墙角一扔：“去洗脸。洗完把偏屋稻草收拾干净，再把米酒桶外面那件棉袄洗了。今天不准出去玩。”

我姐哑着嗓子：“知道了。”

然后母亲转头看我。

我心里一凉。

“你也别站着。”她说，“你喝了一口，也有份。今天跟你姐一起收拾偏屋。”

我赶紧点头。

我姐听见这话，哭着哭着还哼了一声，好像终于觉得公平了一点。

那天上午，我们俩在偏屋里干活。

母亲把米酒桶搬走了，剩下一地稻草。昨晚大家进进出出，把偏屋踩得乱七八糟。稻草里还有我姐滚出来的印子，像一只大猫在里面打过滚。

我姐蹲在地上捡草屑，腿上几道红印，走路一瘸一拐。

我想帮她拿扫帚，她不理我。

我说：“姐，你还疼吗？”

她没好气：“你让竹篾抽一下试试。”

我小声说：“我也被罚了。”

她抬头瞪我：“你那叫罚？你就是扫地。我挨打了。”

我说：“我也想求情的。”

她冷笑：“你嘴呢？昨晚喝米酒的时候你的嘴可灵了。”

我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一把稻草丢进筐里，忽然问：“昨晚妈真哭了？”

“哭了。”

“哭得厉害吗？”

“挺厉害的。”

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我以为她又要骂我，结果她小声说：“我不是故意吓她。”

我说：“我知道。”

“我真不知道我跑偏屋去了。”她皱着眉回想，“我就记得口渴，想喝水。然后好像有风，后面就不记得了。”

我说：“你还抱着水缸说它会转。”

她脸一下红了：“你不许说出去。”

“昨晚大家都知道了。”

“那也不许你说。”

我点头。

她又问：“我真的说五五好困？”

我忍不住笑。

她抓起一把稻草砸我：“不许笑！”

可她自己也笑了。

笑着笑着，她摸了摸小腿，又吸了一口气。

“疼死了。”

我说：“这就叫完整的童年。”

这句话是隔壁刘叔说的。

早上他经过我们家门口，听见我姐挨打，一边笑一边跟父亲说：“这丫头喜提完整的童年了，长大就记住了。”

我那时不懂“喜提”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话好玩，就学了来。

我姐听完，气得拿扫帚追我。

“你才完整！你全家都完整！”

我边跑边喊：“我也是你全家！”

她追了两步，小腿疼，又蹲下去揉，眼泪差点又掉出来。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米酒成了我姐的禁区。

母亲再做米酒，偏屋门就会上锁。钥匙挂在母亲裤腰带上，走路叮当响。我姐只要从后院经过，母亲就会咳一声。

“眼睛往哪儿看呢？”

我姐翻白眼：“我看天。”

母亲说：“天上没有米酒。”

父亲更损。

他下班回来，偶尔会买一包花生米，倒一小盅白酒。每次看见我姐经过，就故意把酒盅拿远，说：“小满别靠近，省得又睡草堆。”

我姐气得跺脚：“爸！”

父亲哈哈笑。

街坊邻居也记了好久。

王姨见她就问：“今天地还转不转？”

刘叔更夸张，有一次在街口看见我姐，隔着老远喊：“小满，供销社后面找过了，河边也找过了，你今天睡哪儿？”

我姐当场转身回家，气得晚饭都没吃。

她觉得丢人。

那时候她已经上五年级了，最怕别人说她像小孩。偏偏偷喝米酒醉倒这事，把她钉在了“小孩”两个字上。她走到哪儿，都有人笑。

有一回，她放学回来，书包往桌上一摔，眼眶红红的。

母亲问：“又怎么了？”

她说：“班上有人说我是酒鬼。”

母亲脸色变了。

“谁说的？”

“张海。”

张海是刘叔家的侄子，跟我姐一个班，嘴贱得很。

母亲把手里的菜刀放下，擦了擦手，直接去了刘叔家。她没吵架，也没骂人，就站在门口说：“小孩子偷嘴挨了打，是我们家的事。拿这个到学校里给女孩子起外号，就不是玩笑了。”

刘叔脸上挂不住，当晚就把张海拎到我家道歉。

我姐站在门后不肯出来。

母亲也没逼她，只对张海说：“你道歉，她听得见。”

张海支支吾吾说了声对不起。

等人走了，我姐还躲在门后。

母亲问：“还委屈？”

我姐吸吸鼻子：“你不是也骂我酒鬼吗？”

母亲愣了一下。

她说：“我骂你，是因为你差点把我吓死。别人骂你，不行。”

我姐没说话。

那天晚上，母亲给她煎了一个鸡蛋，放在她碗里。鸡蛋边缘焦焦的，是我姐最爱吃的那种。

她低着头吃，吃着吃着，忽然说：“妈，我以后真不偷了。”

母亲“嗯”了一声。

“馋了跟我说。”母亲说，“能吃的，我给你。不能吃的，骂我也不给。”

我姐抬头看她。

母亲又补一句：“米酒不行。”

我姐撇嘴，但没顶嘴。

这事后来慢慢淡了。

小孩子的丢脸事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半年，街上又有别的新笑话，没人天天提我姐睡草堆。可在我们家，“米酒”这两个字一直有特殊意义。

母亲逗她，会说：“小满，今天给你煮酒酿蛋？”

她立刻警觉：“不吃。”

父亲问她：“怕醉？”

她说：“怕你们翻旧账。”

我就更不敢多嘴。因为我一提，她就会拿眼刀剐我。

我姐长大以后，性子还是那样，嘴硬，心软，馋却不承认馋。

她初中住校，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她做一碗酒酿圆子。她一开始不吃，说闻着头疼。母亲就把酒酿煮久一点，酒气散了，只剩甜味。

她吃完，擦嘴，说：“也就一般。”

可碗底干干净净。

高中那年冬天，她考完试回来，冻得脸发青。母亲把一碗热酒酿蛋端给她，她站在门口犹豫半天。

父亲坐在煤炉边，慢悠悠地说：“放心，偏屋稻草都没了，你想睡也没地方睡。”

我姐抓起围巾就砸他。

她还是喝了。

喝完脸有点红，但人清醒得很。她把碗洗了，还主动问母亲：“要不要我去摆摊？”

母亲看着她，忽然叹了一口气：“真长大了。”

我姐装作没听见，低头系围裙。

后来她考上师范，毕业后回镇上的小学教书。

她第一次带学生春游，临走前母亲往她包里塞了两瓶水、几个茶叶蛋，还有一小盒酒酿圆子。她吓得赶紧拿出来：“妈，我带这个干什么？万一学生看见，还以为老师上班喝酒。”

母亲笑得不行。

“这是甜酒煮透了，没有酒劲。你小时候都敢偷喝，现在当老师了还怕？”

我姐说：“我怕你再说我完整童年。”

母亲笑着笑着，眼角就有了纹。

岁月就是这样。

当年觉得天塌下来的事，过了很多年，变成饭桌上一句笑话。可笑话背后又藏着别的东西。藏着母亲那晚发抖的手，父亲沉下来的脸，街坊邻居一束束晃动的手电光，也藏着我姐小腿上那几道红印。

我真正明白这些，是很多年后。

那时我已经在外地工作，我姐也结婚了。她嫁给了邻镇的一个电工，姐夫人老实，话不多，会修水管，会换灯泡，就是做饭不行。两个人有个女儿，叫圆圆。

圆圆嘴馋这点，简直像复制了我姐。

她三岁的时候，能搬小板凳去够柜子上的饼干。五岁的时候，把母亲给客人准备的喜糖拆了半袋。七岁那年，她趁我姐批改作业，偷吃了一整盒酒心巧克力，脸红红地睡了一下午。

我姐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变了：“陈小冬，你快说，酒心巧克力吃多了要不要紧？”

我问：“吃了多少？”

“一盒。”

“多大一盒？”

“十二颗。”

我沉默了一下，忍不住笑。

我姐急了：“你笑什么？我都快吓死了。”

我说：“姐，你还记不记得你十一岁那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她骂我：“闭嘴。”

我说：“你那时候可比圆圆厉害。你喝的是米酒，还睡进了稻草堆。”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我现在才知道，妈那晚为什么哭。”

我也不笑了。

她说：“圆圆刚才怎么叫都叫不醒，我手都是抖的。我脑子里一下想了很多，怕她噎着，怕她发烧，怕她出事。明知道可能没事，可就是怕。”

我说：“那你打她了吗？”

她立刻说：“打什么打，她还小。”

我说：“你十一岁也不算大。”

她停了一下：“我那时候是该打。”

“为什么？”

“因为我明知道妈不让碰，还带着你去偷。圆圆是不知道巧克力里有酒，我是知道。”

她这话说得很轻。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翻被子的声音，大概是她在给圆圆掖被角。

“妈那时候真狠。”她又说，“竹篾抽得我半个月不敢穿裙子。”

我说：“你不是也记了半辈子？”

她笑了一声：“记住了。不然我后来怎么从来不乱碰酒？”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

聊到母亲的早点摊，聊到那只蓝边搪瓷桶，聊到偏屋里的稻草，聊到父亲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很多细节，我以为自己忘了，结果一开口，全都回来了。

我姐说：“你知道吗，我那天其实听见你们喊我了。”

我愣住：“你听见了？”

“听见一点。”她说，“像隔着水。有人喊小满，小满。我想答应，可嘴张不开，眼皮也抬不起来。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梦见全街人都在找我。”

“你怎么不早点说？”

“丢人啊。”她理直气壮，“我都睡成那样了，还说自己听见，不更丢人？”

我笑了。

她也笑。

笑完，她忽然叹气：“小冬，其实我后来一直觉得对不起妈。她那天没出摊，少卖一天钱不说，还欠了街坊那么多人情。”

我说：“妈早不怪你了。”

“我知道。”她说，“可当妈以后，才知道有些事孩子一句‘我不是故意的’，大人嘴上说算了，心里那口气要很久才放下来。不是恨，是怕。”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后来母亲六十岁生日，我们都回去了。

老房子还在，早点摊早没摆了。母亲的腰弯了，父亲头发白了，后院的小偏屋拆了一半，剩下半堵墙，爬满了丝瓜藤。

生日那天，姐夫买了蛋糕，我买了新电饭锅。我姐带着圆圆，圆圆已经上小学，扎两个小辫子，嘴巴甜，一进门就喊外婆。

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晚上吃饭，父亲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瓶自己泡的米酒。不是当年母亲做的那种甜米酒，是高度白酒泡枸杞，颜色发黄。

我姐一看就皱眉：“爸，你现在还喝这个？”

父亲说：“就一小杯。”

母亲瞪他：“医生让你少喝。”

父亲立刻把瓶盖拧紧：“不喝，不喝，我闻闻总行吧。”

圆圆坐在旁边，好奇地伸脖子：“什么味？”

我姐一下把她拉回去：“小孩不能闻。”

全桌人都笑了。

我故意说：“圆圆，你妈小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姐瞪我。

圆圆眼睛亮了：“妈妈小时候怎么了？”

父亲来了精神。

他清了清嗓子：“你妈小时候偷喝米酒，醉了，睡到稻草堆里，全街人找了半晚上。”

圆圆张大嘴。

“真的吗？”

我姐捂脸：“爸！”

母亲也笑：“第二天还挨了一顿打。”

圆圆更震惊：“外婆打妈妈？”

母亲说：“打了。”

圆圆看看我姐，又看看母亲，小声问：“疼吗？”

我姐放下手，认真看着她：“疼。”

圆圆立刻抱住我姐胳膊：“那我以后不偷吃有酒的东西。”

这一句话，让饭桌安静了一瞬。

母亲眼睛有点湿，却还嘴硬：“小孩子就该记住，不能乱吃乱喝。”

我姐端起碗，给母亲夹了一筷子鱼。

“妈，那天你是不是吓坏了？”

母亲夹菜的手停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废话。你没了影，我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我姐低声说：“对不起。”

母亲看她一眼：“都多少年了，还说这个。”

“以前不懂。”我姐说，“现在懂了。”

母亲没接话，只把鱼肉又夹回她碗里。

“吃你的。小时候嘴馋，长大还这么磨叽。”

我姐低头笑。

父亲在旁边说：“她那顿打没白挨，打完以后确实老实了。”

我姐不服：“那是我懂事，不是你们打得好。”

父亲说：“懂事也行，挨打也行，反正完整的童年有了。”

圆圆听不懂，问：“什么叫完整的童年？”

我姐一把捂住她耳朵：“不是什么好词，小孩别学。”

我说：“就是你妈小时候喜提过一次。”

圆圆更好奇：“喜提什么？”

我姐咬牙：“喜提你舅舅闭嘴。”

一桌人笑得东倒西歪。

那天晚上，饭后我去了后院。

偏屋没了，原来的地方只剩一片泥地，丝瓜藤顺着半堵墙爬上去，挂着几根嫩丝瓜。墙角还放着那只蓝边搪瓷桶，已经不用了，桶沿掉了漆，里面种着一棵薄荷。

我蹲下来，看了很久。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

她说：“看什么？”

我说：“想起小满睡这里。”

母亲笑了一下：“那天我真想把她腿打断。”

“第二天也差不多了。”

母亲瞪我：“你还说。你那一口我没忘。”

我赶紧说：“都多少年了。”

母亲学着我姐的语气：“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我笑了。

母亲弯腰摘了一片薄荷叶，放在手心揉了揉，递给我闻。清凉的味道一下散开，盖住了夏夜的潮气。

“那时候穷。”母亲说，“做一桶米酒，要算着能卖多少碗，能换多少米面。可她偷喝，我生气归生气，最怕的不是少了那几勺。”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

但我没打断。

她看着那半堵墙，声音很轻：“我怕孩子在我眼皮底下出事。我那么忙，总觉得转个身的工夫没什么。可孩子出事，就在转身的工夫。”

我心里酸了一下。

那晚的手电光、喊声、母亲发白的脸，又一次清清楚楚地浮上来。

我说：“妈，她现在也当妈了。”

母亲笑了：“所以她知道了。”

屋里传来圆圆的笑声，还有我姐的声音：“不许碰那瓶酒，听见没有？”

母亲听见，笑得眼角皱起来。

“你看。”她说，“这就叫一辈传一辈。”

我回头看屋里。

灯光从窗户里漏出来，照在院子地上。圆圆趴在桌边吃蛋糕，我姐站在她旁边，嘴上凶，手里却拿着纸巾，随时准备给她擦嘴。

父亲坐在门槛上，偷偷闻那瓶米酒，被母亲远远骂了一句：“陈建国！”

父亲立刻把瓶子放下，像小时候偷嘴的孩子。

我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很多事其实都没走远。

小时候我姐偷喝米酒，醉了昏睡过去，害得一家人和半条街找得心惊肉跳。第二天她喜提完整的童年，疼得绕着水缸跳，嘴里喊着再也不敢。

那时候我们只觉得好笑。

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一顿竹篾里，有母亲一整夜没落下的心，有父亲压着火的后怕，也有一个孩子第一次明白，大人说“不许”，有时候不是小气，不是吓唬，是他们用自己见过的风浪，挡在我们前面。

我姐后来再没偷喝过米酒。

她馋的时候，还是嘴硬。

她怕的时候，也还是嘴硬。

可圆圆一伸手碰到带酒味的东西，她比谁都紧张。她会把东西收远，会蹲下来跟圆圆讲清楚，会在圆圆睡熟后一次次摸她额头。

她不再说自己不懂。

因为她终于知道，当年那个在稻草堆里睡得人事不省的小丫头，让多少人乱了心。

生日散场时，我姐一家要回去。

母亲给她装了一盒酒酿圆子，说：“煮透了，没酒劲，给圆圆尝一点。”

我姐接过去，低头闻了闻。

她笑着说：“还是这个味。”

母亲问：“甜不甜？”

我姐说：“甜。”

说完，她又补了一句：“不过我现在不敢偷了。”

母亲白她一眼：“你敢。”

圆圆在旁边问：“妈妈，你小时候真的睡稻草堆吗？”

我姐牵着她往外走，叹了口气：“真的。”

“那外婆真的打你了吗？”

“真的。”

“疼吗？”

“疼。”

“那你哭了吗？”

我姐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故意挺直腰：“没有。”

我立刻拆穿：“哭得可大声了。”

她抬脚就要踢我。

圆圆咯咯笑，母亲也笑，父亲在门口摆手，说路上慢点。

车开走后，院子又静下来。

我站在门口，看着车灯拐过巷口，心里忽然软得厉害。

那桶米酒早喝完了。

那间偏屋也没了。

可那个夏天还在。

那个红着脸、睡在稻草堆里的姐姐还在。

那个吓得嗓子都喊哑的母亲还在。

那个坐在门槛上沉默抽烟的父亲还在。

还有我，那个只喝了一口却心虚了半辈子的弟弟，也还站在原地，闻见记忆里淡淡的甜味，像一碗刚煮开的酒酿圆子，热气往上冒，甜里带着一点酸，酸里又藏着许多年后才懂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