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逼我下厨接待省委书记，看到主座上的人：舅，您不是在搬砖吗

楔子

领导第三次把围裙塞进我手里时，后厨的鼓风机正呜呜地响。

“周晓梅，今天这桌饭，做好了，你转正的事我拍板；做砸了，明天你就去门卫室报到。”

我攥着围裙带子没吭声。三个小时后，省委书记在众人簇拥下走进小食堂，我端着最后一道红烧狮子头进门，一眼看见主位上那张脸。手一抖，汤汁泼在袖口上。

那人抬头，眉头先是皱了一下，随即也愣住。

四目相对。

我嗓子发紧，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舅，您不是在工地搬砖吗？”

第1章 这厨娘谁都能捏一把

“周晓梅！周晓梅人呢？刘主任叫你去办公室，现在！立刻！”

传话的是办公室的小赵，他跑进食堂后厨时，我正蹲在地上擦灶台底下的油垢，围裙上溅满油点子，头发被蒸汽烘得贴在额头上。

“听见没有啊？”小赵跺了跺脚，“主任脸都黑了，你赶紧的！”

我慢慢直起身，把钢丝球往水槽里一扔。铁门外的冷风灌进来，后厨那股子泔水味和油烟味搅在一起，钻进鼻子里。

来机关食堂三年了，我早就习惯了这味道。

“知道了。”我在围裙上蹭了蹭手，低头把挽起的袖子放下来。那条胳膊上有一道旧的烫伤疤，从手腕一直延伸到小臂，是去年炸鱼的时候滚油溅的。

走廊上铺着米黄色的旧地砖，有些地方已经裂了缝。我经过的时候，能听见自己那双二十块钱的胶鞋踩在地上的声音，啪嗒，啪嗒。

刘主任办公室在三楼最里头。我敲门的时候，他正背对着门看窗外。

“进来。”

“刘主任，您找我？”

刘建国转过身，五十岁出头的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肚子微微腆着。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双胶鞋上停了两秒。

“小周啊，来食堂几年了？”

“三年。”

“三年了。”他点了点头，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三年还没转正，按规定，下个月底，你的劳务派遣合同就到期了。”

我心里一紧。

“刘主任，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抬手打断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你的考核表，去年评语是‘工作认真，但主动性不足’。前年评语差不多。再往前……”

他叹了口气，合上文件夹。

“小周，你得感谢我给你机会。”

我没有说话。在机关食堂待了三年，我太清楚了，这里的转正名额，从来就不属于我这种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只会埋头干活的人。

前年转正的是办公室王副主任的远房侄女。去年转正的是财务科李科长介绍来的一个远房亲戚。今年呢？

“后天中午，省里有个大领导来咱们县调研，中午在机关小食堂用餐。”刘建国顿了顿，看着我，“这顿饭，你来掌勺。”

我愣了一下。

“刘主任，小食堂不是有专门的接待厨师吗？张师傅……”

“张师傅请假回老家了。”刘建国挥了挥手，“食堂现在就你还能撑撑场面。你做的红烧狮子头，上次市里来人都夸过。”

那是去年的事了。市局来检查，临时加菜，我赶鸭子上架做了一桌菜。后来张师傅回来了，我又回到了洗菜、切配、刷锅、擦灶台的位置。

“这顿饭做得好，我可以特批一个转正名额。”刘建国盯着我，“但是有一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省里领导要是吃出问题来，不光是你的问题，我的位置都保不住。”

我沉默了。

“怎么？不愿意？”他的声音冷下来。

“没有，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必须。”刘建国加重了语气，“后天早上六点你过来，菜单我会给你，你照着做。记住，这顿饭的规格不低，你要是出了半点差池，别说什么转正了，我看你连这食堂的门都别想再进。”

我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

“周晓梅。”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站住。

“换双像样的鞋。”

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胶鞋，没说话，拉开门走了出去。

回后厨的路上，我拐进了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镜子里的女人三十岁出头，头发随便挽了个低马尾，脸上被油烟熏得有些发黄，眼圈下面有一片淡淡的青色。

我打开水龙头，把冰凉的水泼在脸上。

周晓梅，三十一岁，离异，独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娘家在一个偏远的山村，父亲早逝，母亲身体不好，一个弟弟在省城读大学。

我的全部身家，就是食堂后厨那把用了三年的铁锅、一把磨得发亮的炒勺、一双手臂上的旧伤疤，还有这份随时可能被收回的劳务派遣合同。

后厨里，小赵正靠在冰柜旁边嗑瓜子。

“周姐，刘主任又训你了？”他吐了口瓜子皮，“我听说后天的接待规格特别高，省委的大领导。这活儿可不好干啊。”

“谁爱干谁干去。”我把围裙重新系上，蹲下继续擦灶台。

“哎，你可别这么想。”小赵凑过来，压低了声音，“我偷偷告诉你，这次来的，听说是省委新上任的书记，姓沈。特别低调的一个人，本来要到市里开会的，临时拐到咱们县来调研。”

我擦灶台的手停了一下。

“跟你没关系。”小赵又嗑了一颗瓜子，“不过刘主任这回是真急了。张师傅早不请假晚不请假，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听说他压根没回老家，是跟刘主任闹矛盾了，嫌接待补贴给得少。”

我没接话，继续擦灶台。那上面的油垢已经有些年头了，黑乎乎的一层，钢丝球擦过去，只留下几道浅浅的印子。

小赵走的时候，后厨就剩了我一个人。鼓风机的嗡嗡声从灶台后面传出来，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兽。

我盯着面前那口大铁锅，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老家，我站在土灶前做饭的样子。那时我还小，踩在小板凳上炒菜。有个人坐在门槛上，一边就着蒜吃馒头，一边笑着说：“梅子炒的菜，比馆子里的还香。”

那个人，我已经十年没见了。

我把钢丝球扔进水槽里，起身去检查冰箱里的食材。既然这顿饭躲不掉，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拉开门，冷雾从冰柜里涌出来。蔬菜、肉类、海鲜，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

明天，我先练练手。

第2章 十年前他走时就留了张字条

那天夜里回到家，已经快十点了。

我租的房子在县城边上的一栋老居民楼里，六楼，没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就坏了，我摸着黑往上爬，手里的塑料袋里装着两个凉透了的包子。

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

屋里亮着一盏橘黄色的小夜灯。朵朵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件大人的毛衣。她姥姥——我妈，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头一点一点地打瞌睡。

听见动静，我妈猛地睁开眼睛，看到是我，才松了一口气。

“回来了？吃了没？”

“吃了。”我把包子放在茶几上，走过去摸了摸朵朵的额头，没有发烧。

“朵朵乖不乖？”

“乖，就是问了好几遍妈妈怎么还不回来。”我妈压低声音，怕吵醒孩子，“今天幼儿园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朵朵咳嗽，让带她去看看。”

我点了点头，去看孩子。朵朵脸上还有干掉的泪痕，睫毛湿漉漉地粘在一起。我轻轻把她抱起来，她迷迷糊糊地叫了声“妈妈”，搂住我的脖子。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我贴了贴她的小脸。

把朵朵安顿到卧室的小床上，我出来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我妈端了杯热水放在我面前，然后坐在我对面，欲言又止。

“妈，怎么了？”

“今天你二姨给我打电话了。”我妈搓了搓手，“说你表弟结婚，问咱们家去不去。”

我没说话，低头喝水。

“我说你工作忙，走不开。你二姨在电话里说——”我妈顿了顿，“说你离了婚，一个人带孩子，也别太挑了，她婆家那边有个男人，四十了，没结过婚，就是腿脚有点不方便，人老实，有手艺，会修自行车……”

“妈。”我打断她，“我最近忙，不想说这个。”

我妈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下去。她起身去厨房，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碗面出来，上面卧着个荷包蛋。

“吃吧，我知道你没吃。”

我看着那碗热腾腾的鸡蛋面，鼻子有些发酸。

“妈，您也早点睡。”

“我等你吃完。”

我低下头吃面。鸡蛋是朵朵从幼儿园带回来的水煮蛋，我妈没舍得吃，又给我煎成了荷包蛋。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我吸面条的声音，还有隔壁传来的电视声。

“梅子。”我妈突然开口，“你舅他……有消息吗？”

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没有。”

我妈叹了口气，没有再问。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睡不着。窗外的路灯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昏黄的光。

舅舅，沈建国。

这个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最清晰的一个存在。我妈兄弟姐妹五个，我姥姥姥爷走得早，舅舅最小，从小就是几个姐姐带大的。后来姐姐们各自嫁了人，舅舅就跟着我们家过。

他比我大十三岁。我记事起，他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瘦高个，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手掌粗大，指节上全是茧子。我上小学那会儿，他去了镇上的砖窑打工。后来又去了更远的工地，搬砖、和水泥、扛钢筋，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每年过年，他回来一趟，给我带一些稀罕的玩意儿——一个塑料的发卡，一包大白兔奶糖，或者一本写满了字的旧书。他会把我扛在肩膀上，在院子里转圈。

“梅子，好好读书。”他总是说这句话，“读出去，别像舅舅一样，一辈子干苦力。”

后来我上了初中，舅舅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年一次。我最后一次见他，是我十五岁那年的夏天。

那天特别热，他背着一个蛇皮口袋站在院子里，头发更长了，胡子拉碴的，皮肤晒得黑亮。他摸了摸我的头，说：“梅子，舅舅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你在家好好照顾你妈。”

“舅舅，你去哪儿？”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我在枕头底下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梅子，好好读书。舅舅会给你寄钱的。”

那张字条，我至今还夹在课本里。

后来的十年，他真的按月给我寄钱。邮局的汇款单上，寄款地址换了一个又一个，广州的、深圳的、杭州的、郑州的……都是工地。他从来没有留过一个固定地址，也没有留过一个电话。

我高考那年，压力很大，给他写了很多封信，却一封也寄不出去。后来我听说，有人在工地上见过他，在搬砖。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山村。我结了婚，又离了婚，生了朵朵，带着我妈来到县城，进了机关食堂。

十年了。我早就习惯了没有舅舅的日子。

只是偶尔，在灶台前炒菜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蹲在门槛上吃蒜拌面的男人。他要是还在工地搬砖，该五十多岁了。

“舅，您现在在哪儿呢？”我翻了个身，脸埋在枕头里。

窗外，不知道谁家的猫叫了两声，夜更深了。

第3章 我要给省委书记做一桌菜

凌晨四点半，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看了一眼窗外，天还是黑的。朵朵在旁边睡得很熟，小嘴微微张着。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去厨房烧了壶水，洗漱完毕，换好衣服。

出门前，我蹲在门口穿鞋。那双胶鞋已经刷干净了，但鞋面还是旧得发白，鞋底的纹路也磨平了。我想起刘建国那句话——“换双像样的鞋”。

算了，后厨烧菜，穿什么鞋不一样。

到机关食堂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开了门，打开后厨的灯，白炽灯管闪了两下才亮起来。空气里还残留着昨晚的油烟味，混着消毒水的味道。

刘建国的菜单就放在案板上，用文件夹夹着，上面列着八菜一汤——

凉菜：水晶虾仁冻、桂花糯米藕

热菜：红烧狮子头、清蒸刀鱼、黑松露煨牛尾、豉汁蒸扇贝、时蔬炒野菌、蟹粉豆腐

汤：老鸭扁尖汤

主食：米饭、葱油拌面

我把菜单看了三遍，越看眉头越紧。

这些菜，食材是有的，但我没有全部做过。尤其是黑松露煨牛尾，那玩意儿我见都没见过几回。还有清蒸刀鱼，火候差个半分钟，鱼就废了。

我把冰柜打开，把需要的食材一样一样拿出来。牛尾已经提前解冻了，刀鱼也是处理好的，冰在碎冰上。新鲜的黑松露裹在湿润的厨房纸里，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带点泥土腥气的香味。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做准备工作。

切葱姜蒜，调高汤，泡发糯米，腌制牛肉。刀板上一声一声的切菜声，在空荡荡的后厨里回响。

六点半，小赵来了，带着两个馒头和一杯豆浆，递给坐在门口择菜的我。

“周姐，你可真早。”他蹲下来，压低声音，“听说今天这顿饭，刘主任把办公室的人都支出去买水果了。那个排场，不得了。”

我笑了笑，继续低头择菜。

“你不紧张吗？”小赵问，“给省委书记做饭，做砸了怎么办？”

“做砸了我去门卫室报到。”

小赵“啧”了一声，站起身：“你可真行。换了是我，估计菜刀都拿不稳。”

他走后，我继续忙。一人做事，脑子里却乱得很。

这一桌菜，标准差不多是私人高端宴请的水平了。刘建国说“规格不低”，恐怕还是往低了说的。

一个省里的领导下来调研，真就为吃顿饭？吃顿饭就吃顿饭吧，为什么偏偏把张师傅支走，让我来掌勺？

我摇了摇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开。做菜就做菜，想那么多干什么。

七点整，我系好围裙，开始试做红烧狮子头。

五花肉要三分肥七分瘦，手工剁成泥，不能太细，要有颗粒感。我选了上好的黑毛猪五花，肥瘦相间，肌肉纹理清晰。剁了整整二十分钟，肉泥的黏稠度刚刚好。然后加入切碎的马蹄丁、姜末、葱花，再打入鸡蛋清，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这个过程中，不能停，不能乱，手要稳，力道要匀。我搅了将近二十分钟，肉馅变得细腻而有弹性。

搓成拳头大小的丸子，下入六成热的油锅里。油温至关重要，高了外面焦了里面生的，低了丸子就散了。我用筷子试了试油温，冒起细密的小泡，刚刚好。

丸子下锅，发出“滋啦”一声响，油花翻腾。我用筷子轻轻拨动，让它们受热均匀。炸至表面金黄，捞出沥油。

接下来调汁。冰糖炒出糖色，加入高汤、酱油、料酒，放入炸好的丸子，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四十分钟。

半小时后，后厨里已经飘满了狮子头的香味。小赵从外面探进头来：“周姐，香死个人了！我饿了。”

“等会儿给你留一个。”

“那说好了！”

他笑嘻嘻地走了。

我关上火，看着锅里那十几个色泽红亮、饱满圆润的狮子头，突然有些恍惚。

舅舅以前最爱吃狮子头。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肉。有一回过年，我妈用仅剩的一点肉馅做了四个狮子头，全给舅舅吃了。舅舅就把碗里的狮子头夹到我碗里，自己就着馒头蘸汤汁吃，一边吃一边说：“梅子，你多吃点，长身体。”

后来我去了县城的馆子里学厨，第一个学会的硬菜就是红烧狮子头。师傅尝了一口说：“还不错，有点意思。”那是那个老师傅唯一夸过我的一次。

可是，学会做这道菜已经多少年了。那个最爱吃狮子头的人，却再也没回来过。

我把锅里的狮子头盛出来，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包好。然后把剩下的一些端给小赵当早餐。

八点半，我开始试做清蒸刀鱼。刀鱼是很嫩的鱼，蒸的时间不能超过八分钟。我在鱼身上划了几道斜刀，抹上薄薄一层盐和料酒，铺上葱段和姜片。等蒸锅里的水完全沸腾了，才把鱼放进去。

火候、时间，全都卡得死死的。七分半钟，关火，再焖三十秒。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鱼的眼睛凸出来，鱼皮完整，鱼肉雪白，散发着清鲜的香气。

我闻了闻，还行。

接下来的每道菜，我都试做了一遍。有的成功，有的不太行，我就调整食材的比例和时间，一遍一遍地试。牛尾煨得不够烂，重新来；蟹粉豆腐的蟹粉炒老了，重新来；糯米藕的糯米塞得不够紧，煮出来散了一锅，重新来。

一直忙到中午一点多，后厨里到处都是试做的菜。我累得两条腿发软，腰像断了一样，但心里反而踏实了些。

下午休息了一个小时，我又开始准备第二天要用的东西。

高汤要提前吊好。我焯了鸡架、猪骨和火腿，用小火慢慢煨着。老鸭扁尖汤也要提前炖上，鸭子焯水后和扁尖一起入砂锅，加水、姜片、料酒，大火烧开，转小火。

做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过年，舅舅从外面打工回来，带了一只风干的老鸭。他让我妈炖汤，我妈舍不得，说留着慢慢吃。舅舅说：“吃了吧，梅子长身体，需要营养。”

后来那锅老鸭汤，炖了三个多小时。汤色金黄，香味浓得整个院子都能闻到。舅舅一口都没喝，就喝了点锅底的渣渣，说自己不爱喝汤。

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想明白，哪有人不爱喝汤的。

下午四点多，刘建国来后厨检查进度。他背着双手，在案板旁边走了一圈，闻了闻吊着的高汤。

“还行。”他说，“明天的菜没问题吧？”

“我尽力。”

“又是尽力。”他皱了皱眉，“周晓梅，你要搞清楚，这顿饭要是搞砸了，咱们都没好日子过。”

“刘主任，我明白。”

“明白就好。”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我忘了说，明天中午十一点半开饭，省里领导是十点到县里，先去走访两个点，然后到机关来。有十几个人，你菜量备足一点。”

“好的。”

他走了。我站在后厨里，看着满台面的食材，忽然涌上一阵说不出的疲惫。

这顿饭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顾不上想。我只知道，明天我要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领导做一桌菜。做砸了，我就只能去门卫室，领着更低的工资，连朵朵的托儿费都交不起。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熬高汤。后厨里很安静，只有砂锅里“咕嘟咕嘟”的沸腾声。

我盯着那锅汤，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想起舅舅最后一次看我的眼神。那时候我不太明白，现在想起来，那个眼神里有太多东西。

“舅……”我喃喃叫了一声。

砂锅里的汤翻滚着，没有人回应。

第4章 那个姓沈的领导，听说很怪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准时到了后厨。

昨晚没怎么睡好，脑子有些发沉。我给自己泡了杯浓茶，一口喝下去半杯，苦涩的茶汁把困意强行压了下去。

小赵今天来得也早，跟在我后面打杂。他说自己是主动来的，“想蹭一顿好的”。我知道这小子是怕我忙不过来，又不好意思说。

“周姐，你脸色不太好。”他看了我一眼。

“没事。”

我把昨天泡好的糯米拿出来，开始做桂花糯米藕。藕要选粗细均匀的，孔洞大一点的，这样糯米才能塞得扎实。我切去一端的藕节，把泡好的糯米一点一点塞进去，用筷子轻轻捣实。这个过程急不得，一急，藕孔里的糯米就塞不满，蒸出来松散不好看。

小赵在一旁洗葱，忽然说：“周姐，你听说了吗？那个沈书记，在省里有个外号，叫‘沈黑脸’。”

“为什么？”

“听说特别不讲情面。下去调研，说发火就发火，当场把人批得下不来台。而且特别反感铺张浪费，有回去一个市里开会，接待单位上了龙虾鲍鱼，他当场把桌子给掀了。”

我塞糯米的手停了一下。

“小赵，你说的真的假的？”

“我也是听说的。办公室那几个人昨天在议论，说这次沈书记拐到咱们县来，纯粹是临时起意。县里本来安排他去县宾馆吃自助的，他非说不用麻烦，就在食堂简单吃点。刘主任急了，才把规格提上来的。”

我皱起眉头。

县宾馆的自助餐，虽然不比这些菜精致，但至少不出错。刘建国为了在领导面前挣表现，硬是弄出这么一桌来。这要是碰上个反感铺张的主儿……

“周姐，你可得悠着点。”小赵压低声音，“刘主任可没安什么好心。你想啊，张师傅为什么偏偏这时候请假？你以为他真有事？他是嗅觉灵，知道这顿饭不好伺候，才躲开的。”

我苦笑了一下。张师傅是临时工里的老人了，在机关食堂干了快十年，对这里面的弯弯绕绕门儿清。他躲了，就剩我来顶缸。做好了是刘建国的功劳，做砸了是我周晓梅的锅。

“我不怕。”我继续往藕孔里塞糯米，“大不了去门卫室。”

小赵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周姐，你这个人……太实诚了。”

十点钟，所有的备料都完成了。狮子头已经炖上了，香味从砂锅里飘出来。高汤吊得清清亮亮。老鸭汤在灶上慢慢煨着，汤面微微翻滚。

我换了一条干净的围裙，去休息室洗了把脸，整理了一下头发。镜子里的我，脸色确实不太好，苍白得没什么血色。

我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直到拍出一点红润来。

“周晓梅，你可以的。”我对自己说。

十点四十分，刘建国匆匆跑进后厨。

“周晓梅！情况有变！沈书记他们提前来了，现在正在去第一个走访点。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快一个小时。十一点半开饭，可能还要再提前。你赶紧的！”

“什么？”我吃了一惊，“不是说要走访两个点吗？”

“第一个点他看了十分钟就走了！随行的市领导都跟不上他的节奏！”刘建国额头上全是汗，“你赶紧把菜做起来，别等通知了，十一点二十准时开饭！实在来不及就少做两个菜，千万不能超时！”

他说完就跑了出去。

我站在原地，脑子飞快转了一圈。提前开饭就意味着炒菜的时间被压缩，但炖菜和蒸菜问题不大，它们本来就要提前炖上。最麻烦的是需要现炒现做的热菜，比如时蔬和蟹粉豆腐，做得早了颜色不好看，做得晚了又来不及。

“小赵！”我喊了一声，“帮我把蒸锅的火加大，糯米藕先上锅蒸！还有，把热水准备好，我要开始做鱼了！”

十一点整，后厨进入了战斗状态。

我先把清蒸刀鱼蒸上，同时开始炒蟹粉。火要大，手要快，蟹粉下锅的一瞬间，“刺啦”一声响。我手腕翻动，把蟹粉和豆腐轻轻推开，不敢用力搅，怕豆腐碎了。

蟹粉豆腐做好，蒸锅里的鱼也差不多熟了。我关火，焖了一会儿，端出来。鱼皮完好，鱼肉雪白，香味扑鼻。

红烧狮子头已经从砂锅里盛出来了，摆在白瓷盘里，淋上了浓稠的酱汁，旁边点缀着烫过的青江菜。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的动作越来越快，脑子反而越来越清醒。那些做了无数遍的动作，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本能。

十一点十五分，刘建国又冲进后厨。

“人到了！五分钟！周晓梅，还剩几个菜？”

“两个，时蔬和葱油拌面。”

“那快点！你！”他指了指小赵，“别站着了，去帮她把菜端出去，摆到包厢里！”

小赵手忙脚乱地开始往外端菜。我把油锅烧热，嫩绿的青菜下锅，大火翻炒，调好味道。同时另一个灶上烧水煮面。面煮到八分熟，捞出来，迅速拌上热油和葱段，再淋上少许酱油。

装盘，摆盘，最后撒上一把白芝麻。

“上齐了。”我拍了拍手，靠在灶台边喘气。

刘建国已经出去了。小赵还在往包厢里端菜。后厨里慢慢安静下来，只剩下洗碗池里哗哗的水声。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二十分整。

那一桌菜，八菜一汤，一样不落。

我解下围裙，走到角落里的小马扎上坐下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腰疼得厉害。手上有一道新添的烫伤，刚才炒蟹粉的时候被油溅到了，红了一片，现在火辣辣地疼。

包厢里传来酒杯碰撞的声音、说笑的声音。那些声音隔着一堵墙，听起来遥远又模糊。

小赵跑回后厨，喘着气说：“周姐，菜都上齐了。刘主任让我告诉你，别走远，等会儿可能还要加菜。”

我点了点头。

“沈书记吃了吗？怎么样？”我问。

“没动静。就听里面挺安静的，没人说话。”小赵撇了撇嘴，“那个沈书记，脸确实挺黑。”

我没再说话，低头看手上的伤。

不知道过了多久，包厢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接着，刘建国推开了后厨的门，脸色有些古怪。

“周晓梅，你过来一下。”

我站起来：“怎么了？”

“沈书记让你过去。他问，这桌菜是谁做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就……就说是我做的？有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刘建国的表情很复杂，“他语气不冷不热的，我也摸不准。你赶紧洗洗手，跟我过去。待会儿说话注意点，问什么答什么，别多嘴。”

我洗了手，整了整衣服，跟着刘建国往包厢走。

走廊上铺着米黄色的旧地砖，我那双旧胶鞋踩在上面，啪嗒啪嗒的。

包厢的门关着。刘建国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两下。

“进来。”

门推开了。我站在门口，一眼看到圆桌后面的主位上，坐着一个穿深色中山装的男人。

他的头发比十年前白了一些，人还和以前一样瘦。脸上的皮肤不再像从前那样晒得黑亮，但眉骨下面那道疤还在，是年轻时在工地被钢筋划的，像一条蚯蚓，贴在右眉的尾端。

他看着我，目光从惊讶到认出，再到……嘴角牵动了一下。

四周忽然安静得可怕。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擂鼓一样。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

最后那三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舅——”

“您不是在工地搬砖吗？”

第5章 我想跑，跑得远远的

空气凝固了大概有三秒钟。

刘建国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嘴唇翕动着，像一条被丢上岸的鱼。满桌人都僵在原地，筷子悬在半空中，谁也不敢动。

我舅——沈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和十年前一样，眉眼舒展开，露出白花花的牙齿。他指指自己面前那盘红烧狮子头，语气跟在家里的门槛上说话时一模一样。

“梅子，这狮子头是你做的吧？我一筷子就尝出来了。”

我的眼泪“哗”地下来了。

没有任何预兆，像水库开了闸。我站在包厢门口，穿着那条沾满油污的围裙，脚上那双二十块钱的胶鞋，哭得浑身发抖。十年了，我一直以为他在某个遥远的工地上，顶着大太阳搬砖、和水泥、扛钢筋。我给他写了那么多封信，寄往一个又一个城市，全都石沉大海。

“刘主任。”沈建国放下筷子，声音不大，却让满桌人都挺直了腰，“你们这个食堂的工作人员，哭成这样，你们就没人给递张纸？”

刘建国慌忙起身，从旁边抽了几张纸巾，手足无措地递给我。我接过来，按在眼睛上。纸巾上有一股香味，怪呛人的。

“行了，别站着了。”沈建国招了招手，“你过来，坐我旁边。十几年没吃你做的菜了，让我好好尝尝。”

我脑子是懵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旁边有人连忙让出座位，我坐在了主位旁边。

“都愣着干什么？吃啊。”沈建国对其他人说了一句。

他语气不重，但桌上的人像得了命令一样，又重新拿起筷子。只是气氛明显不一样了，之前还有说有笑，现在安静得像在开追悼会。

沈建国倒是不在意，自顾自地吃了一口红烧狮子头，然后点点头：“手艺比以前好了，火候正好，入口即化。这汁也调得不错，不咸不淡，有肉的鲜味。”

我低着头，手指绞着围裙的边沿，不知道说什么。

“舅……沈书记……”我含糊地叫了一声。

“叫舅。”他说，“这里没有沈书记，只有你舅。”

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血丝，眼窝陷得比十年前深。但看我的目光，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桌上的人面面相觑。刘建国坐在对面，脸上已经不是白了，是青的。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逼着一个临时工做顿饭，结果那临时工是省委书记的亲外甥女。

“沈——沈书记，这，我们真不知道……”刘建国结结巴巴地开口。

“刘主任。”沈建国语气平和，“这顿饭做得不错，但也太铺张了。我刚才看了，八个热菜一个汤，还有两个凉菜。你们平时食堂就这么吃？”

刘建国的汗从额角淌下来：“没，没有，今天这不是您来了吗……”

“我来了，就吃这个？”沈建国扫了一眼满桌的菜，“我是来调研的，不是来吃席的。这一桌，够你们机关食堂一个月的菜钱了吧？”

包厢里鸦雀无声。

我坐在旁边，心里七上八下的。这顿饭确实是我做的，他这是要发火吗？

“下不为例。”沈建国只说了四个字，然后转向我，“梅子，你去把我点的那个老鸭汤端来，其他菜别上了，我吃口鸭汤泡饭就走。”

我“哦”了一声，起身去后厨盛汤。出门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说：“沈书记，我们马上整改……”

我吸了吸鼻子，快步走进后厨。小赵正趴在小窗口往里张望，见我出来，小声问：“周姐，怎么样了？你没事吧？你眼睛怎么红了？主任是不是骂你了？”

“没有。”我忙乱地擦了把脸，“帮我拿个汤盆，我给沈书记盛汤。”

“沈书记？”小赵瞪大了眼睛，“他该不会觉得好吃，要给你发奖状吧？”

“他是我舅。”

小赵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我顾不上理他，把炖了三四个小时的老鸭汤盛进汤盆里，又盛了一小碗米饭，放在托盘上，端着回到包厢。

沈建国接过汤碗，用勺子慢慢舀了一口汤，尝了尝，点点头：“还是老味道。你妈炖的鸭子汤就是这个味。”

“这鸭子是我炖的。”

“我知道。”他说，“你妈炖汤的时候放了一小片陈皮，你也有。这点随她。”

我的鼻子又酸了一下。

他吃了几口饭，把汤喝完，拿餐巾纸擦了擦嘴。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行了，我该走了。下午还有两个点要跑。梅子，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出了包厢。走廊上没什么人，他放慢脚步，离我近了些。

“你妈身体怎么样？”

“老毛病，颈椎不好，还有高血压。”

“朵朵呢？该上幼儿园了吧？”

“上了。”

“你那个前夫，还来找你吗？”

我沉默了。

他叹了口气，站定，从中山装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塞进我手里。名片很朴素，白底黑字，上面只有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

“以后有事，打这个电话。什么时候都行。”

我攥着那张名片，低着头不说话。

“舅，这些年，您怎么……”

他摆摆手，没有解释，目光却变得柔和起来：“以后再慢慢跟你说。你今天先回去休息，我看你脸色不好。这顿饭，你做得很好。但那个刘主任，以后怕是要睡不着觉了。”

他笑了一下，转身往门口走去。随行的人已经在等了，黑压压的一片，簇拥着他上了中巴车。

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那辆车慢慢开远。手里的名片被攥得有些发潮。

身后，刘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出来，站在我旁边，犹豫了半天才开口：“小周……周晓梅同志……你今天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明天给你放一天假。”

他的声音客气得不像话，和昨天完全是两个人。

我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刘主任，我表弟结婚，下个月我想请两天假。”

“可以可以，你什么时候想休，跟我说一声就行。”他忙不迭地点头。

我回到后厨，简单收拾了一下，脱掉围裙和胶鞋，换回自己的衣服。小赵跟在我屁股后面，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又不敢问，最后只说：“周姐，你那个……你舅真的是省委书记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十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他在工地搬砖。”

小赵愣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周姐，你这也太……你以后在食堂，怕是没人敢给你脸色看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那又怎么样呢？十年了，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

我的眼泪又滚了下来。这一次，我自己都没察觉。

第6章 我在后厨摔了一只碗

那天晚上我没有直接回家。

走到小区楼下的时候，我在花坛边上坐了一会儿。九月底的风有些凉了，但很舒服。楼上的灯光稀稀落落的，大部分人家都关了灯。我抬头找六楼那扇窗户，一片漆黑。

我妈带着朵朵应该睡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张名片。白底黑字，还带着一点余温。上面的电话号码是省城的区号，十一位数字，规规矩矩地印在纸面上。

十年了。我写过那么多封信，寄往无数个工地的地址。我甚至在地图上一个一个找过，查那些城市的区号，幻想着有一天能打通一个电话，听到他的声音。

后来我结婚了。婚礼上没有舅舅出席，只托人带了一千块钱来，用红纸包着，上面用圆珠笔写了“祝梅子新婚快乐”几个字。

我离婚那年，给他打过电话，我按着村里人给的一个号码拨过去，话筒里是空号的声音。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哭了一夜，朵朵在怀里发烧。

再后来，我就不找了。

我靠在花坛边上，抬头看天。城市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星星，灰蒙蒙的一片。坐了很久，直到身上凉透了，我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上楼回家。

第二天，我真的睡到了中午。

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暖烘烘地照在被子上。朵朵已经上幼儿园去了。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躺在床上，浑身酸痛得厉害，尤其是两条胳膊和腰，像散了架一样。

手机上有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刘建国的。还有一条微信，也是他发的：“小周啊，今天在家好好休息，不用来食堂了。有什么事随时跟组织说。”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

下午两点多，我妈回来了，手里拎着菜篮子，里面有一把青菜和一条鲫鱼。

“醒了？我去给你熬点鱼汤。”她说着就进了厨房。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她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了，头发在耳后别着一个旧发卡，和我十五岁那年舅舅送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

“妈，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

“我舅……有消息了。”

我妈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他在哪儿？”

“他昨天来我们食堂吃饭了。”

我妈没说话，手里的鱼“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她慌忙蹲下去捡，手抖得厉害，半天才把鱼抓起来。鱼鳞上还带着水，滑溜溜的，像要挣脱出去。

“他在省里工作。”我说得尽量平淡，“不是搬砖的。”

我妈蹲在地上，仰起脸看着我。她眼眶泛红，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他还好吗？”

“嗯，还行。”

“那就好。”她站起来，把鱼放进水盆里，背对着我，“那就好。”

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鼻子一酸，没有再说下去。

这些年来，我妈从来没有提起过舅舅，但我知道，她房间里那个樟木箱子底下，压着厚厚一沓汇款单。每一个日期、每一个地址，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她不说。

“妈，这是他的电话。”我把名片放在桌子上。

我妈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去拿。

“你收着吧。”她说，“你比你妈有出息。”

说完，她转身继续洗菜。水流哗哗地响着，她的肩膀微微抖动。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朵朵在左边，我妈在右边，她们呼吸均匀，睡得安稳。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洞洞的天花板，脑子里全是昨天食堂里的画面。

其实，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

他在工地上到底干了几年？怎么去的省里？什么级别？他有没有想过给我回个电话？这些年来，他知道我在哪里吗？知道我离婚了吗？知道我在机关食堂给别人当临时工吗？

他知道朵朵的存在吗？

窗外的月光很淡，像一碗兑了太多水的白粥。

第二天，我照常去食堂上班。

刘建国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的时候脸上堆着笑，一口一个“周师傅”。他那副样子，比板着脸还让人难受。其他同事也是，平时不搭理我的，见面就点头问好；以前把重活累活往我身上推的，现在抢着帮我搬东西。

后厨里的气氛很古怪。只有小赵跟没事人一样，该嬉皮笑脸还是嬉皮笑脸：“周姐，你现在可是咱们食堂的镇店之宝了。”

“什么镇店之宝。”我白了他一眼，“赶紧干活。”

我照样洗菜、切配、擦灶台。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偷一点懒，也没有多使唤别人。该做什么做什么，和从前一样。

只是我心里清楚，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

一周以后，刘建国把我叫到办公室。这回他站得笔直，说话的时候微微弯着腰，语气恭谨得像在给领导汇报工作。

“小周同志，经过单位研究决定，你的转正申请已经批了。下个月一号起，你就是机关食堂的正式员工了，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和社保福利。”

他笑容满面的，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文件：“你签一下字就行了。另外，单位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给你安排了一间员工宿舍，就在机关家属院里，两居室，你和孩子、老人搬进去住。”

我沉默了片刻，问：“刘主任，这不太合规矩吧？我才干了三年。”

“合规矩！怎么不合规矩？”刘建国连忙说，“你工作表现优秀，这都是组织上该考虑的。”

我看着那些文件，没有去拿。三年了，我在这个食堂里干了三年，洗了三年菜，擦了三年灶台，从没有人提过一句“转正”。现在，一切都变得这么容易。

“刘主任，我想问一件事。”

“你说你说。”

“我舅……沈书记，他打过电话来吗？”

刘建国的笑容僵了一下，眼神飘忽了一下：“这个……没有。沈书记那么忙，怎么会给咱们打电话呢。不过他对你那天的菜评价很高，还特意让省里的秘书给我们打了招呼，说要按规矩办事，不要搞特殊化。”

不要搞特殊化。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所以，我的转正……”

“是你自己工作优秀！”刘建国急忙说，“跟沈书记没关系，都是你自己应得的！”

我笑了笑。这个人，三天前还在威胁我去门卫室，现在满口“应得的”。

“文件我拿回去看看再签。”我说。

刘建国的表情有点慌，但还是笑着点头：“可以可以，你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来找我。”

我出了办公室，手心里全是汗。

那天的后厨照旧忙碌。中午做了一个大锅菜，一个紫菜蛋花汤。米饭焖得刚刚好。我站在灶台前炒菜的时候，手滑了一下，一只碗掉在地上，“啪”地摔成两半。

后厨里安静了一秒。

我蹲下去捡碎片。小赵跑过来：“别动别动，我来！”

“没事。”

我捡起最大的一块，发现手在抖。

下午四点多，我把一切都收拾完，走到后厨外面的巷子里。这条巷子很窄，一侧是食堂的围墙，一侧是居民楼的背面。墙角生着些绿苔，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泥土味。

我摸出手机，对着那张名片上的号码，按了下去。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喂，您好。”

我脑子“嗡”了一下。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客客气气的。

“喂？请问您找谁？”

“我……我找沈建国。”我声音干涩。

“请问您是哪里？”

“我是他外甥女，周晓梅。”

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语气热络起来：“哦！周晓梅同志啊！沈书记正在开会。您有急事吗？我可以帮您转达。”

我攥着手机，靠在墙上。九月末的阳光洒在巷子里，灰扑扑的墙上投下半截影子。

“没有急事。”我顿了顿，“你帮我告诉他，我妈想他了。”

挂了电话以后，我蹲在墙根下面，把脸埋进胳膊里。巷子深处传来一声猫叫，可能是只野猫，瘦瘦的、脏脏的，从垃圾堆旁探出头来张望。

我抬起头，看着那只猫。它有一双黄绿色的眼睛，警惕而孤独。

“你也没有家吗？”我轻声问。

猫叫了一声，钻进墙角的阴影里消失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回到食堂，小赵正在收拾冰柜。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周姐，你脸色比那天还差。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我看你老发呆。”

“没事。”我给自己系上围裙，“可能昨晚没睡踏实。”

“你就别硬撑了。”小赵摇摇头，“你看你手上的伤还没好呢，今天洗菜的时候又泡了那么久。我听说转正的事已经批了，要不你下午早点回去休息？”

“不用。”我打开水龙头洗手，冰凉的水冲在烫伤的那片皮肤上，火辣辣地疼。

我看着水流，忽然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舅舅走的时候，天还没亮。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抽了一根烟。烟头一闪一闪的，像一颗微小的星子。我没有出去送他，只是躲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看着他的背影。

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

第7章 刘建国开始给我下软刀子

转正的文件在我手里放了三天。

我没有签字，也没有去找刘建国。我照常上我的班，洗菜、切菜、炒菜、擦灶台。后厨的日子好像没什么不同，又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变化最大的是刘建国。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呼来喝去，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可我发现，他正在做一些我看不懂的事。

新安排的那个“帮厨”——说是帮厨，其实是办公室王副主任的外甥女，二十三四岁的姑娘，刚从中专毕业，什么都没干过。刘建国把她交给我带。

“周师傅，这是小李，以后跟你在后厨多学学。你带带她。”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就像以前安排我干这干那一样。

“她是新来的帮厨？还是接替我的？”我问。

刘建国笑了笑：“看你说哪儿去了。多个人帮忙，不是更好吗？”

那姑娘叫李婷，长得白净，穿着新买的白色工作服，站在后厨里手足无措。她连菜刀都不会拿。我教她切土豆丝，她把土豆片切成了土豆条；我让她择菜，她把黄叶和好叶子全混在一起。我什么都没说，重新教，一遍一遍。

“周师傅，你这人脾气真好。”她有天跟我说，笑嘻嘻的，“我要是切成这样，换了我姑妈，早就骂死我了。”

“王副主任是你姑妈？”

“对啊，我二姑。”她一点不避讳，“我二姑说让我来跟你学。周师傅，以后你可得罩着我。”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从那以后，食堂里的轻活，李婷抢着干。我反而被挤到了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上。比如去冷库盘点库存，比如去市场进货，比如打扫卫生间的瓷砖。

小赵看不下去，在角落里跟我嘀咕：“周姐，你这性格太软了。那李婷就是来镀金的，混两年就调去办公室了。你把本事教给她，以后她的位置能压你一头。”

我笑了笑，低头择菜：“压就压吧。能在这里干一辈子吗？”

“可你的编制……”

“编制批了就批了。没有，也不强求。”我把芹菜叶子摘下来，扔进脚边的垃圾桶里。那口锅在灶上“刺啦”一声响，我起身去炒菜。

小赵摇了摇头，没有再说。

刘建国的小动作不止这一桩。

他把我从炒菜的核心灶台撤下来，换了一个人临时顶替。理由是“让你多休息”。后来我才从食堂会计嘴里套出话来，上面拨了一笔钱用于食堂改造，可那笔钱入账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莫名其妙地被挤走了一半，说是买了什么进口蒸烤箱。我去仓库找那台蒸烤箱，只看到一个落满灰尘的旧电蒸锅，标签还在上面贴着，型号跟账目上写的不一样。

我私下里跟小赵提了一句。他看了看左右，把我拉到一边：“周姐，这水太深了。我劝你一句，少管闲事。你又不是他们的人。”

“我不是谁的人。”我把围裙紧了紧。

“可你现在是沈书记的人。”小赵压低了声音。

我愣了一下。

“你知道现在单位里怎么传吗？”小赵盯着我，“说你是省里安排下来的，明面上在食堂，实际是盯着县里领导的。刘建国为什么这么怕你？为什么给你转正又给你安排宿舍？他心里有鬼！他怕你去你舅那儿告状！”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舅没有给我打过电话。那位秘书接了电话以后，说会转达，但后来没有下文。我攥着那张名片，没有第二次拨过去。

我不傻。他在那种位置上，有他的难处和顾虑。我一个在食堂烧饭的外甥女，对他来说算什么呢？那天的相认，更像是一场意外。也许他回去以后，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

“小赵，你别瞎想了。”我拍了拍他的肩，“我就是个做饭的。以前是，现在还是。”

日子就这样过着。

李婷来了以后，后厨的格局慢慢变了。她嘴甜，会来事，很快就和办公室那帮人混熟了。刘建国也喜欢她，总说她学得快，进步大。那些原本该我做的事，慢慢都到了她手里。

我倒是乐得清闲——如果没有那些暗地里使绊子的话。

月底发工资那天，我发现少了三百块钱。我去问会计，会计翻了翻考勤，说我上个月请了两次假。

“我什么时候请过假？”

“小李说你上个月十五号上午没来，二十一号下午提前走了。她帮你打的卡。”会计头也不抬。

我愣住了。十五号上午我是去了的，去得比谁都早。二十一号下午，我确实提前走了一个小时，那是因为朵朵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说孩子发烧，我跟刘建国口头请了假。可当时刘建国说了算他批，现在却又扣了我的钱。

我没有去找刘建国对质。三百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又过了几天，我发现自己被排出了下周的排班表。原本该我上的早班全变成了李婷。我去问刘建国，他说：“小李年轻，让她多干点。你身体不好，就负责日常切配和卫生吧。”

“刘主任，我的合同里写的是厨师。”

“周晓梅同志，组织上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些都是为你好。”他的语气还是那么客气，但眼神里的东西，和从前没什么两样。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他几秒钟。

“好。”我说。

我转身回了后厨。

说实话，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这种疲惫，比三年来洗菜切菜带来的身体上的累要沉重得多。在机关食堂这种地方，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以前我没资格被网住，现在有了“身份”，反而一头撞了进来。

他们怕我，又排挤我；给我面子，又给我小鞋穿；想讨好我，又不想让我太舒服。

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些人眼里，我从来就不是周晓梅。我只是沈建国外甥女这个身份的一个符号。他们对我所有的善意和恶意，都不是因为我本身。

这个认知让我觉得委屈，又觉得解脱。

那天晚上回到家，朵朵已经睡下了。我妈在灯下缝一只旧书包，针脚细密，一针一针的。

“妈，我舅给你回过电话吗？”我坐在她对面问。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那个秘书说他开会，后来就没消息了。”我说着，忽然笑了起来，“你说他是不是又跑了。跟十年前一样，留张字条就走了。”

我妈放下针线，叹了口气：“梅子，你舅有他的苦。他不容易。”

“他苦？他穿的是中山装，坐的是中巴车，前后都是跟班。我们呢？我蹲在食堂擦了三年的灶台！妈，你为了拉扯我和弟弟，五十多岁了还去给人做保姆！他苦什么？他有我们苦吗？”

我一口气说出来，声音有些大。说完以后，自己都愣了。朵朵翻了个身，轻轻哼了一声。

我妈没有骂我。她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我没有读懂的复杂。

“梅子，你舅欠你的，妈替他还。”她轻声说，“妈这辈子对不住你。”

我捂住了脸。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月光从窗户漏进来，和我十五岁那年夏天的一模一样。我翻出那张夹在课本里的字条，已经泛黄了，折痕处磨得起了毛边。上面的字迹还清晰——“梅子，好好读书。舅舅会给你寄钱的。”

他寄了。每一张汇款单上都有他的笔迹。可是十年里，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我闭上眼睛。月光照在脸上，像一只冰凉的手。

第8章 摔个杯子试试水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沉默。

以前我在后厨就不爱说话，现在话更少了。小赵有时凑过来说两句，我就应一声；李婷在一边叽叽喳喳，我也只是笑笑，继续干自己的活。刘建国偶尔来后厨转一圈，问问伙食情况，我照例答一句“还行”。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像一锅烧开的水，表面平得能照出人影，底下却咕嘟咕嘟地翻腾着。

我手上的伤已经好了，但留下了一个淡粉色的疤，不疼了，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会发痒。我偶尔会下意识地摸一摸它，像摸到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十一月中旬，天气凉了。后厨的鼓风机响起来的时候，带着一股金属摩擦的尖锐声，像谁在用指甲划一块铁皮。

那天中午，来了几个陌生面孔的人吃饭。不是机关的人，穿着很普通，说话声音很大，像是外面的包工头。他们点了几个炒菜，坐在小餐厅里一边吃一边聊。我炒菜的时候，透过传菜口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老李，你那个亲戚在县住建局是不是啊？能帮忙递个话不？”

“递什么话，现在这形势你也知道，查得紧。就说上回那个项目的事，到现在还没个下文呢。”

“可不是吗，都打了水漂了。上面要是不松口，咱们只能干等着。”

我翻了翻锅里的菜，没在意。这些话在食堂里经常能听到，饭桌上的人说起话来不太避讳，大概以为后厨的人都不长耳朵。

我加了点盐，又撒了把葱花，出锅。

李婷从我手里接过盘子，端了出去。我继续刷锅，准备做下一个菜。小赵在旁边切土豆丝，手起刀落，切得飞快。

“周姐，你听说了吗？”他忽然说，声音压得很低。

“什么？”

“咱们食堂那块地，好像要重新招标了。原来的承包合同年底到期，听说刘主任想把经营权拿给他小舅子。”

我皱了皱眉。

“你从哪儿听说的？”

“听办公室的人说的。你想想，这批人天天来食堂吃香喝辣，为什么？不光是图方便，也是给刘建国捧场。这食堂一年流水可不少。”

我沉默了一会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周姐——”小赵叫了一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摇摇头，不说了。

我继续炒菜。锅铲在铁锅里翻飞，油星溅起来，烫在手背上。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其实我不是没想过。刘建国为什么怕我，为什么给我小鞋穿，为什么要把我一步一步边缘化？小赵说得对，他心里有鬼。他怕我在食堂里看到不该看的，听到不该听的，然后传到不该传到的人耳朵里。

可他不知道，我那个“大领导”舅舅，根本不会接我的电话。

一个多月了，那张名片一直放在我围裙兜里，电话号码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我没有再打过。秘书说转达，石沉大海；我妈等了又等，也没有等来一个电话。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天食堂里的舅，是不是我做的梦。

只有那顿饭的残局还留在记忆里，清清楚楚的。红烧狮子头他只吃了一口，刀鱼他碰都没碰。他夸我手艺好，可眉眼之间全是疲惫，像一个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的人。

他让我坐旁边，问我这问我那。可我一句都没有问他。十年了，我想问的太多了，到头来一句也问不出来。

一个月以后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快下班的时候，李婷不小心摔了一摞盘子。她在收拾碗柜，手一滑，十几个盘子碎了一地。她吓坏了，站在碎片中间哭了起来。

刘建国闻声赶来，看见地上碎瓷片，脸都青了。

“李婷！你怎么回事！这是公家的东西，要赔的！”

“刘主任，我不是故意的……”李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正蹲在另一边擦灶台，听见声音站了起来，走过去看了看地上的碎片。那摞盘子里有一些是食堂用了多年的，有一些是新买的。李婷刚来的时候，刘建国特意让采购添了一批新餐具，说是“提升机关形象”。

“周师傅，你也在。你说怎么处理？”刘建国突然把目光转向我。

我看了他一眼。他目光灼灼，像在等我的回答。

“她不是故意的。”我说，“新盘子就那几个，旧的从她工资里扣吧。”

刘建国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替李婷说话。他咳嗽了一声：“那怎么行？这要是人人都这样，食堂还怎么管？小李，你写个检讨，明天交到办公室来。另外赔三十块钱。”

三十块，对于刚来没多久的李婷来说，不算少了。她抽抽搭搭地点了点头。

刘建国说完就走了。李婷还站在原地，一边哭一边用脚把碎片踢到一边。

“别哭了。”我蹲下来，帮她一起清理，“去拿个纸箱子来装碎片，小心别扎了手。”

她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嗯”了一声，小跑着去拿纸箱。

那天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路上的风很冷，直往领口里钻。我把外套裹紧，快步走着。街边的小店都关门了，只剩一家彩票站还亮着灯。几个男人围在柜台前，盯着墙上的号码出神。

我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其中有个人的背影很像刘建国。我没仔细看，加快了脚步。

走了没多远，手机响了一下，是小赵发来的微信：“周姐，我听李婷说，摔盘子那事儿，刘主任一开始是打算从你工资里扣的。后来看你说话了，才改口让李婷赔。”

我停住脚步，站在路灯下面，看着这条消息，半天没动。

一股寒意从脚底爬上来，直蹿到后脊梁。

我一直以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不争不抢，不惹麻烦，就能平安无事。可我发现，我越退，他们越往前推。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三步。以前我是透明人，他们懒得针对我。现在我有了一顶“关系户”的帽子，反而成了所有人的靶子。

李婷今天那一摞盘子，到底是不是她摔的，我其实没看清楚。但刘建国那一刻看我的眼神，我认得出来。他在试探。探我到底会不会反击，有没有靠山，有多少底。

“小赵，谢谢你。”我回了一句。

然后我删掉了聊天记录，继续往家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又回到了十五岁的那个夏天，天还没亮。舅舅站在院子里，手里提着一个蛇皮口袋，里面装着破旧的换洗衣物和几包方便面。他把一张字条压在门槛下，最后看了一眼院子和西边的窗户——我在那扇窗户后面装睡。然后他走了，步子迈得很大，鞋底在砂石路上踩出沙沙的声响。

我梦到自己在后面喊：“舅舅！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回头，只是扬起手来挥了挥。

第9章 朵朵的家长会上那个人来了

十二月初，朵朵的幼儿园要开亲子运动会。我把排班表翻了又翻，硬是挤出半天假。

这几周，刘建国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摔盘子的事过去后，后厨恢复了以往的节奏。李婷对我多了几分感激，开始抢着帮我干些重活。小赵私底下说，那次我替李婷说话，办公室的人对我看法不错，觉得我不像外面传的那么“冷”。

我笑了笑。在这个地方，什么都在变，只有我手里的锅铲和灶台上的油污是不变的。

亲子运动会那天是个大晴天，阳光好得不像冬天。朵朵兴奋得不行，一大早就起来试穿运动鞋，抱着我的胳膊往幼儿园跑。到了操场上，她拉着我到处跟同学介绍：“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做饭可好吃了！”

她说得那么大声，那么自豪，像是要用尽全身力气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多能干的妈妈。

我的眼睛有些发酸。

运动会项目很多，有运球跑、跳绳、两人三足。我和朵朵参加了运球跑，她夹着球跌跌撞撞地往我这边跑，一边跑一边笑，小脸红扑扑的。那一刻，我觉得天都亮了。

中午运动会结束，家长领着孩子往外走。我牵着朵朵，跟着人流慢慢挪。走到门口的时候，朵朵突然拽了拽我的手。

“妈妈，那个人一直在看我们。”

我抬起头，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阳光从梧桐树的枝干间漏下来。树荫下站着一个男人，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上戴了顶深蓝色的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他靠在一棵树下，往这边看。见我抬头，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摘下帽子，朝我走过来。

我看着那张脸，脚像钉在了地上一样。

“舅……沈……”

“叫舅就行。”他走到我面前，低头看了看朵朵，然后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包奶糖，“你是朵朵吧？叫舅爷爷。”

朵朵仰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疑惑和害怕。

“叫舅爷爷。”我声音有些哑。

朵朵这才怯怯地叫了声“舅爷爷”，接过糖，又往我身后缩了缩。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些。

“问了人。”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这个动作和他从前在院子里蹲着抽烟后的动作一模一样，“方便说话吗？走两步。”

我对朵朵说：“跟妈妈去那边走走好不好？”朵朵点了点头。

我们沿着幼儿园外面的小路慢慢走。有一阵子没见，他好像更瘦了一些，两颊的颧骨有些突出，眼睛下面压着两团青色。那件深灰色的外套洗得有些起球了，领子歪斜地翻着。要不是我见过他坐在食堂主位上的样子，眼前这个人，更像一个街头等活儿的零工。

“我打过电话。”我开口说，语气尽量淡。

他沉默了一下，点点头：“秘书跟我说了。”

“那你为什么没回？”

“因为……”他站住，抬头看了看天，“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这些年，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和你妈的事。”

我站在他对面，心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梅子，你舅没脸见你们。”他的声音很轻，像被风吹散了，“每次想打电话，拿起话筒又放下。想回去看你们，车都开出来了，半路又掉头。我连你妈的电话号码都不敢要。”

我看着他。

“可你知道我和我妈这些年怎么过的吗？”

他低下头去，像被什么东西压弯了腰。

“我知道。”他喃喃说，“我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我的声音高了一点，随即又压下去。朵朵在边上仰着脸看我们，大眼睛里写满了不安。我拉了拉她的手，平静下来。

“走吧，去前面坐坐。”我说。

前面不远处有个街心公园，有几条石凳。我们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去旁边的小摊买了杯热豆浆递给他。他接过，说了一声“谢谢”，那语气让我鼻子一酸。

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那年我离开家，说是去南方打工。开始那几年，确实在工地上。搬砖、和水泥、扎钢筋，都干过。后来在一个工地上认识了老梁。老梁是工地旁边村子里的人，他看我干活实诚，认字也多，就把我招去帮他管账。”

“再后来，老梁去做建材生意，我跟着去跑业务。跑着跑着，认识了一些人，又借了点钱自己搞了个小厂子。那几年运气好，赚了些钱，把厂子也做大了。”

我听着，眼睛没眨一下。

“后来厂子出事，合伙人卷钱跑了，我欠了一屁股债。那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连你妈的汇款单都填不出来。”他苦笑了一下，“再后来，有个老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地方帮忙，就是给人开车，当司机。那个领导见我老实，就留我在身边干活。”

“从司机做起，一步步到了今天。”他低头看着手中的豆浆，“所以，梅子，你舅这些年，确实是在搬砖。只是后来搬的砖，变成了别的。”

我沉默着。一时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想问他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看看我们，哪怕一个电话也好。可是话到嘴边，又问不出口。

“那你现在，”我顿了顿，“到底是谁？”

他偏过头来看我，目光里有东西在翻涌。

“沈建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风突然吹过来，梧桐树的黄叶簌簌地往下落，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

我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认我？你不怕我给你丢人？”

他笑了起来，笑容里有一丝凄凉：“梅子，这世上你是我最亲的人了。我怕什么丢人？倒是你……你跟那个刘主任，不要因为我为难。”

我沉默了。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我不会为难。”我说。

“那个李婷，是刘建国安排到你身边的。你知不知道？”

我怔了一下。

“她不仅是王副主任的外甥女，还是刘建国的小姨子。”他喝了一口豆浆，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刘建国这个人，我那边已经在盯着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做好你自己的事，别卷进去。”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不真实。这个人在跟我说“那边已经在盯着了”，而就在刚才，他蹲下身来给朵朵递奶糖，像一个最普通的、从工地上回来歇脚的长辈。

“舅。”我叫了他一声。

他转头看我。

“我妈想你了。”

他的眼眶红了一下。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舅舅眼睛湿了。他别过头去，用喝豆浆的动作掩饰着。

“下个月吧。”他说，“等我手头的事告一段落，我就回去看你妈。带上朵朵，回老家那个院子。我给你们做顿饭。我做菜的手艺，还是你妈教的呢。”

我点了点头。

朵朵在一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我饿了，我们回家吃饭吧。”

沈建国蹲下来，对朵朵说：“舅爷爷下次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朵朵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走了。依旧是那顶鸭舌帽，那件洗得起球的深灰色外套。阳光落在他背上，像镀了一层旧旧的黄铜色。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路的拐角。

“妈妈，他是谁啊？”朵朵问。

“妈妈的舅舅。”

“那他就是我舅爷爷了吗？”

“对。”

朵朵仰着小脸，想了一会儿说：“他好老。”

我的眼泪“唰”地掉下来。我蹲下身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小肩膀上。

“是的，他变老了。”我哽咽着说，“妈妈也是刚见到他。妈妈都十年没见到他了。”

第10章 那笔烂账迟早要捅出来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食堂的墙上贴出了一张通知。

大意是说，按照上级要求，机关食堂将进行年终资产盘点，即日起暂停使用部分老旧设备，统一清点后报损处理。落款是办公室。

小赵站在通知前面，低声说了一句：“‘清点报损’，说得好听。我看是要搬东西了。”

我没有说话，继续往冰柜里搬刚进的货。但我心里清楚，小赵说的恐怕没差。前阵子那几个包工头在食堂吃饭时说的话，我不是没听懂。食堂这块地的承包合同年底到期，账面上那些所谓的“老旧设备”——什么进口蒸烤箱、商用冷柜、不锈钢操作台——有些根本不存在。它们是用来套取财政补贴的名目。

刘建国怕的，就是这笔烂账被翻出来。

而年终盘点，恰恰是最容易暴露问题的时候。如果账目和实物对不上，缺口就捂不住了。所以盘点之前把“不存在的设备”报损，等于是提前把窟窿堵上。

可这些事，我本来是不知道的，也不该知道。偏偏那天傍晚，我最后一个离开后厨，经过刘建国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听到了不该听的话。

门虚掩着。里面是刘建国的声音，还有一个人的声音，不是食堂的人。

“……赶紧办，时间不多了。报损单上把型号、价格写清楚，别让人看出问题来。”是刘建国。

“主任，那蒸烤箱的事，当初是张师傅经手的。张师傅会不会……”

“张师傅回家了，他不会多嘴。再说了，他要敢说，他自己也跑不了。”刘建国冷哼一声，“那个周晓梅……现在是个麻烦。不过没关系，她蹦跶不了多久。过了年，合同签好，人员调整，到时候自然有人接她的位置。”

我站在门口，拳头攥紧了。

那一刻，我要推门进去。可手放在门把上的时候，又停住了。然后我转身，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半个月后，单位来了几个陌生人。他们穿着普通，在食堂吃了个午饭，然后进了刘建国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个文件箱，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刘建国送他们下楼，笑容勉强，汗珠子挂在鬓角上。

当天下午，办公室的小赵跟我说：“周姐，听说纪委的人来了。查账的。你猜怎么着，那个进口蒸烤箱的账对不上，查出来是假合同。刘主任脸都绿了。”

我“哦”了一声，没多说什么。小赵还在兴奋地嘀咕，我扭头看向窗外。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

那个周末，我带着朵朵回了趟老家。我妈说想回去看看老院子。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又坐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颠簸了四十分钟，才到村口。

老院子还在，只是破败了许多。土墙塌了一角，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堂屋的门锁已经锈死了，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只有那棵老柿子树还活着，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瘦骨嶙峋的手。

我妈站在院门口，站了很久。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哭。

“你舅小时候就爱爬这棵树。有一回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自己找村里的土医接的，也没跟我说。”她轻声说。

我站在她身边，没有说话。

“后来他去工地搬砖，每年过年回来，都带一包糖，先搁在这棵树的树洞里。他说这样糖不会化，等我吃的时候还是甜的。”我妈说着，走到树下，伸手往那个树洞里摸了摸。

“没了。”她笑了笑，“都好多年了。”

我别过脸去。

我们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走的时候，我妈回头看了一眼老院子。那棵柿子树在风里轻轻晃着，像是跟我们挥手。

回到县城的路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沈建国。

“梅子，我下周六回来看你妈。地方我来安排，你们等我。”他的声音简短，像在交代一项工作。

“好。”我说。

“另外，你们单位那些事，你不用管了。一切按程序办。”他顿了顿，语气柔和下来，“好好照顾你妈和朵朵。等舅回来。”

挂了电话以后，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远处的天边有一道亮光从云层里漏下来，像一条被撕开的口子。

我想，一切大概真的要变了。

第11章 他当年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

那天晚上，我妈从樟木箱子里翻出一个用蓝布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坐在灯下，一层一层地打开。手帕已经旧得不成样子，颜色褪得发白，边角磨出了线头。最里面裹着一张纸，对折了好几次，纸面发黄，有几处被虫子蛀出了小洞。

“这是你舅走的时候，留在枕头底下的。”我妈把那张纸递给我，“你当时还小，我没给你看全。只给你看了那张字条。”

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展开。

是一封信。字迹有些潦草，但一笔一划都力透纸背。

“三姐、梅子：我走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们别找我。我不是不回来，是没脸回来。去年工地上出事故，死了两个工友，包工头跑了，钱拿不到。我垫了自己的钱，还借了高利贷，把人家的丧事办了。现在债主追上门，我不走不行了。梅子，你好好读书。舅舅一定把钱还上，一定回来……”

后面的字被眼泪洇花了，已经看不清楚。我把那封信捧在手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是我害了他。”我妈在旁边轻声说，“他怕连累你，连累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酸得厉害。

“你舅走的时候，你十五岁。”我妈继续说，“高利贷的人上门闹过两次，我说他死了，他们才消停。后来你上大学，结婚，他隔三差五托人带钱来，就是不肯露面。他怕自己那个样子，吓着你。”

我看着妈妈，满脸是泪。她那么瘦、那么小。这十年，她带着两个孩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高利贷的人上门时，她一个寡妇，是怎么把他们挡在门外的？

“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我妈擦了擦眼睛，“你那会儿一门心思考大学。你舅也说了，不让你知道这些事。”

我低下了头。手里的信纸被我攥得太紧，已经皱成了一团。我一点一点地把它抚平，像在触摸一段被弄丢的时光。

那个夏夜，舅舅站在院子里抽烟。他没有回头。他带着一身债务和两个人的骨灰钱走进了黑暗里。

他临走前留下的，不是一句话，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它被夹在课本里，藏了十年。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外面的天已经很黑了。远处的路灯把街道分割成明暗交错的格子。我掏出手机，翻到沈建国的号码，打了过去。

响了两声，他接起来了，声音压得很低：“梅子，怎么了？”

我吸了吸鼻子，说了三个字：“舅，回家。”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到他吸了一口气，用同样哑了的嗓子回了一个字：“好。”

第12章 我学会在灶台前抬起头来

周六那天，我起了个大早。

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然后去菜市场买了一条大草鱼、两斤排骨、一只老母鸡，还有新鲜的豆腐和青菜。我妈说不用这么铺张，我说要的。朵朵在一旁拍着手：“舅爷爷来啦！舅爷爷来啦！”

上午十点，沈建国到了。

他一个人来的，没带司机，也没带随行。穿的是那件深灰色的外套，脚上一双半旧的黑色布鞋。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斤水果、一箱牛奶，还有一条给朵朵的粉红色围巾。

他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像是不知道该怎么进门。我妈从厨房里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看见他，只说了一句：“回来了。”

他“嗯”了一声，走进去，把东西放在茶几上。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没说话。然后我妈忽然别过脸去，进了厨房，随手把门带上了。

沈建国在原地站了几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那双鞋上沾着些泥，可能是从小区门口的花坛边上走过来的。他犹豫了一下，脱了鞋，只穿着袜子走进来。

我给他拿了双拖鞋。他摆摆手：“不用，我泡泡脚就行。”

我说：“天冷，穿上。”

他看了我一眼，接过去穿上了。

朵朵从卧室里探出头，看见他，又缩了回去。我走进去把朵朵拉出来：“叫舅爷爷，上次不是见过了吗？”

朵朵攥着我的衣角，小声叫了一句。

沈建国蹲下来，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草莓味的棒棒糖。朵朵的眼睛亮了一下，但不敢拿。我点了点头，她才接过来，转身跑开了。

吃饭的时候，菜很丰盛。我妈做了红烧鱼、糖醋排骨、炖老母鸡汤、青菜豆腐。我做了红烧狮子头，那是我的看家菜。沈建国看着那盘狮子头，笑了笑。

“梅子做的。”

“你尝尝。”我说。

他夹了一整个到碗里，咬了一口。然后慢慢嚼着，好一会儿才咽下去。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动。

“好吃。”他说。就两个字，说得像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

饭桌上没人说话，只有碗筷轻轻碰撞的声音。我妈给朵朵夹了块鱼肉，朵朵低头乖乖地吃。沈建国喝了两碗汤，吃得干干净净的。吃完以后，他靠在椅背上，看了看这间小小的、有些旧了的房子。

“租的？”他问。

“嗯。一个月八百。”我边收碗边说。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什么。

下午，我和他到楼下小区里走了走。天气不错，阳光薄薄的。他走在前面，我落后半步。两个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沉默。

“舅，那会儿你在工地上……真的搬砖吗？”我忽然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真搬。一天一百六十块。好的时候两百。下雨天没活，就在工棚里睡觉。睡硬板，铺了一层稻草，冷。”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

“后来债还完了？”

“还完了。”他踢开脚边一颗小石子，“还了好多年。利滚利，差点还不上。后来认识了老梁，日子才好过些。”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跟的那个领导——就是后来提拔我的老书记，他知道我的底细。他说‘你有案底不可怕，怕是心也黑了’。我给他开五年车，没出过一次事故。他就把我带出来了。”

我“嗯”了一声。谁也不知道，那些年他吃了多少苦。

“梅子，你恨过我吗？”他突然问。

我沉默了。风吹过来，把路边的落叶卷起来，打着旋儿。

“恨过。”我说，“后来不恨了。就是有时候挺想你的。”

他转过头，眼睛里有泪光。他别开脸，加快了脚步。

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对我说：“你们单位的事，已经有结论了。刘建国被留置审查。李婷也牵进去了一些，但不算太深。你做好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多想。”

我愣了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他说，“但还没公开宣布。估计下周你们单位就会开会通报。”

我深吸一口气，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刘建国这个人，我跟他没什么仇，他只是这个体制里的一块顽石。他曾经威胁我、排挤我、试探我，但我从没想过要亲手去扳倒他。现在有人把这块石头撬动了，而撬动的杠杆，恰恰是我。

“他会被怎么样？”

“看查出多少。”沈建国语气平淡，“该处分的处分，该移送的就移送。不袒护，也不放大。”

我点了点头。

他看了一眼时间，说：“我该走了。还有事。”

“我送你到门口。”

走到小区大门口，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我。然后他伸出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动作很轻，和很多年前一样。

“梅子，你长高了。”他笑着说。

我也笑了。三十一岁了，长什么高呢。

“舅，你以前说‘好好读书’，我现在不读书了，读了也没读出什么名堂。”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摇摇头：“你把菜做得这么好，就是本事。哪一行都是本事。”

说完，他挥了挥手，跨出大门走了。背影还是那么瘦，那么直，像一棵被风吹歪又自己正过来的树。

我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走远。天边的夕阳正往下落，天光从暖黄变成橘红，慢慢地收拢成一条线。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脊背，也直了一些。

第13章 刘建国的位子换了

下一周，通报下来了。

刘建国被免去办公室主任职务，接受组织审查。通报里没有提具体细节，只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办公室的人都在传，说他利用食堂承包和设备采购套取资金，金额还不小。他小舅子的公司也在被查。

食堂里炸了锅，又很快安静下来。大家心照不宣地照常工作，没人当众议论。

刘建国走的那天，在单位门口碰见我。他穿着平时的黑夹克，手里抱着个纸箱子，里面是水杯、台历、几本书。头发乱糟糟的，和从前那个油头粉面的办公室主任判若两人。

他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低头钻进了一辆出租车里。

我看着那辆车开远，心里没有多少快感，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落。

李婷在刘建国出事后第三天就没有再来上班。办公室的人说，她请了长假。后来听说她也接受了问询，虽然没被追究什么责任，但已经不适合继续待下去了。

后厨又恢复了平静。小赵成了我的副手，我们两个人撑起了整个食堂。转正的事，在新来的主任主持下，很快就办妥了。这次没有人再提什么“特批”和“照顾”，文件上写的都是“工作表现突出”。

新来的主任姓邹，四十来岁，话不多，做事却踏实。他把食堂的账目重新理了一遍，把那些不存在的设备全部核销，又补充了一些真正需要的炊具。食堂的承包合同重新招了标，经营逐渐走上了正轨。

我的生活，也在慢慢地好起来。

工资涨了，有社保了。新宿舍的手续也办了下来，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干干净净的。我妈和朵朵搬了进去。阳台上能晒到太阳，朵朵养了一盆仙人掌，说那是“舅爷爷送给我的粉色围巾旁边放着的”。

沈建国偶尔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家里情况，问问朵朵。他还是很忙，总是说不了几句就挂。但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再像以前那么疲惫。也许是因为，有些心结解开了。

我却始终没能开口叫他一声“沈书记”。叫不出口。也不是别扭，就是觉得，那个人无论坐到什么位置，在我心里，永远是蹲在门槛上吃蒜拌面、把狮子头让给我的舅舅。

一个多月后，我去省城办事。正好是周末，我就去看了看沈建国。他住在省纪委大院里，房子不大，陈设简朴。茶几上放着几盒胃药，角落里立着一台旧跑步机。阳台上晾着两件白衬衫和一双黑色袜子。

他给我泡了茶，又系上围裙说要给我做饭。我笑了：“你还会做饭呢？”

“你小看我？”他说着打开冰箱，拿出西红柿和鸡蛋，“我平时就自己煮个面条。你来了，给你露一手。”

他做的菜很简单，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清炒豆角，一碗紫菜汤。味道嘛，一般。但我吃得很香，一口一口，全吃完了。

吃完饭，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地方新闻正在播一条时政消息。他手里拿着遥控器，忽然说了一句：“梅子，你有没有想过，去考个证？厨师证。你手艺这么好，不往上走可惜了。”

我愣了愣：“我都三十多了，还考什么证。”

“三十多岁就不活了？”他转过头看我，眼神认真，“我们那会儿在工地上，四十多岁的人还考安全员证呢。你才多大？朵朵还小，你得给自己多留点路。”

我没说话，心里却动了念头。

从省城回来以后，我真的去报了名，参加了一个厨师职业资格培训班。每周三晚上和周六全天上课。我妈帮我带朵朵，小赵在食堂多分担些。

我像一块海绵一样，把那些理论知识一块一块地吸进去。火候、刀工、营养学、成本核算、厨房管理。这些东西我以前全凭经验，现在有了系统的学习，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培训班结业那天，我考了个全班第二。拿证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沈建国。他回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那个表情，大概是这个五十多岁的老纪委干部手机里唯一的一个。

我再没怕过什么。

后厨的灶台还是那个灶台，锅还是那口锅。但我在灶前抬起头来，看见的不再只是油污和蒸汽。我看见了我自己。

第14章 我还是那个我，可有些东西变了

开了春，食堂改造完工。

新添了蒸饭柜、和面机、商用电磁灶。后厨的布局也重新做了调整，洗菜区、切配区、烹饪区分隔明确。墙上贴了新的卫生管理制度，地面重新做了防滑处理。

我还是主厨。小赵做了我的帮厨，另外招了两个新人。我带着他们干活，该说的说，该教的教。新人刚来的时候连刀都拿不稳，现在已经能炒几个像样的菜了。

我没忘记李婷。她走之前，特意来食堂跟我道别。她眼睛红红的，说自己在食堂这段时间，最对不住的就是我。她说她来这里就是按刘建国的意思来的，平时那些小动作，也多是受刘建国的暗示。

“周姐，对不起。”她站在后厨门口，声音很轻，“我不是故意要跟你作对的。我小的时候，家里穷，是我姐夫供我上学。他让我做的事，我不能不做。”

我看着她，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姑娘才二十出头，身上背着一大家子人的生计。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打算去省城打工。我有个同学在那边做家政，说能给我介绍活干。”她低下头，“周姐，你还会怪我不？”

“怪什么。”我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肩，“你也不容易。以后到了省城，有难处，给我打电话。”

她愣愣地看了我几秒，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有些酸涩。在生活的洪流里，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被推着走。谁也不是天生的坏人。

李婷走后的第二天，沈建国给我打了个电话。

“刘建国的事，差不多定了。”他语气平淡，“贪污公款、虚开发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加起来涉案金额有七十多万。估计要移送司法机关。”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他家里人怎么样？”

“他老婆在闹离婚。有个女儿还在上高中。”沈建国说，“你别心软。有些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知道。”我顿了顿，“舅，我不是替他可惜。就是觉得……人这一辈子，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岔了呢。”

他叹了口气：“有的岔路口，是自己选的。”

我“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傍晚，我带着朵朵去附近的公园里放风筝。风筝是沈建国买的，一个燕子形状的，花花绿绿的。他上次来看朵朵的时候带了两样东西：一个风筝，一本《幼儿识字卡片》。

朵朵跑着，风筝飞起来了，越飞越高。夕阳从云层后面漏出光来，把风筝和云彩都染成了暖融融的颜色。

我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着那个小小的人影在空地里奔跑、欢笑。风把她的笑声吹得老远。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舅舅也是这样看着我的。那时我在院子里跑，他在门槛上坐着，嘴里叼着半截烟，眼睛弯弯的。他说：“梅子，跑慢点，别摔了。”

如今换成我看着朵朵了。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有变。

晚上，我妈做了一桌菜。红烧肉、炒青菜、紫菜蛋花汤，还有一碗花生米。她说今天高兴，想喝两杯。我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米酒，我们娘俩坐在小桌子边上，就着花生米慢慢地喝。

“梅子，你这孩子，命苦。”我妈喝了一口酒，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跟着妈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以后会好的。你舅说了，等他有空，接我们回老家去，把老房子修一修。他说他出钱。”

我笑了笑：“我要他出钱干什么。我自己能挣。”

我妈看了我一眼，也笑了：“跟你爸一个德性，死倔。”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菜炒得有些老了，但我妈的手艺就是这样，盐味重，下饭。我吃得很香。

那晚我睡得很好。没有做梦。

第15章 舅，您不是在工地搬砖吗

又是一年春。老家的柿子树发了新芽。

沈建国兑现了承诺。五一假期，他回到了村里。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回来。没有鸭舌帽，没有灰外套，就是他自己。白衬衫的袖子挽到胳膊肘，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

老院子已经翻修过了。土墙重新夯了一遍，屋顶换了新瓦。窗户装上了玻璃，门也换成了新的。院子里铺了青砖。荒草被拔干净了，那棵老柿子树被圈了个小花坛，施了肥，浇了水。

我妈说，这些都是沈建国让人来弄的，她全程盯着，没让人偷工减料。沈建国笑：“三姐，你不放心我安排的人啊？”

我妈白了他一眼：“你安排的人又不是你。我得盯着。”

我们全笑了。

那天来了不少人。村里的老邻居都过来看，嘴里“啧啧”地感叹，说沈家老五出息了，当了大官了。沈建国站在院子门口，一个个递烟、倒茶，跟谁都能聊上几句。他的官架子一点也没有，倒像是从前那个过年回来串门的打工汉。

有些老人拉着他问长问短。他蹲在门前的大石板上，就那样跟人说话。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叔，耳朵有点背，大声喊：“建国啊！你这些年在外面干啥呢？咋还当上大官了呢？”

沈建国笑呵呵地凑过去，大声回答：“老叔，我在外面搬了好多年的砖！后来政府看我老实，才让我干别的！”

满院子的人哈哈大笑。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下厨。厨房不大，土灶已经拆了，换成了新的燃气灶。但我还是弄了一套简易的土灶在院子里，架上铁锅，烧柴火。

火苗舔着锅底，我站在锅前炒菜。舅舅蹲在一边帮我看火，一边往灶膛里加柴，一边说：“火大了火大了，小点。”

我扭头瞪了他一眼：“我炒了十几年菜了，还用你教？”

他嘿嘿笑着不说话了。那一刻，他不是沈书记，我不是周师傅，我们就是一对在灶前忙碌的农家孩子。火光照着他的脸，那些皱纹和疲态都被温暖的颜色遮住了。

那天的菜，我做了十几道。有红烧狮子头、清蒸鱼、土鸡炖蘑菇、梅菜扣肉、炒时蔬、凉拌木耳、西红柿蛋汤。还有一大锅米饭，米是村里人送的新米，香得很。

一大桌子人围坐着，热热闹闹的。我妈坐主位，沈建国坐旁边，我挨着沈建国坐。朵朵在桌子下面钻来钻去，被小赵一把捞起来放在椅子上。对，小赵也来了。他说来蹭饭，顺便帮我看火。

吃到一半，沈建国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他用的是个小瓷杯，里面倒了半杯白酒。

“三姐。”他叫了我妈一声，声音不高，但院子里的人都安静了。

我妈抬头看他。

“这些年，让你和梅子受苦了。”他说着，弯下腰，鞠了一躬。酒杯里的酒晃了晃，洒出一点来，落在他的手背上。

我妈忙站起来：“你干什么呢，快坐下！”

他不坐，把酒一口干了。然后转过身，对着满院子的人说：“我沈建国这条命，是姐姐拉扯大的。这些年我没回来，是没脸回来。欠的债，我记在心里，一辈子还不完。”

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两声。

我妈红了眼圈，别过脸去。我坐在原地，鼻子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小赵在一边小声说：“沈书记这人，真爷们儿。”

我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他闭嘴了。

那顿饭吃了很久。亲戚散了以后，天已经黑了。我和沈建国并排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乡下的星星比城里多，密密麻麻的。柿子树的黑影落在地上，像一幅水印。

“舅。”我叫他。

“嗯。”

“你当年走的那天晚上，我其实没睡着。”我看着星星，“我躲在窗户后面看你的背影，看你看不到我了，才哭出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出了村子，在路边坐到天亮。抽了半包烟。想回去，又不甘心。后来太阳出来了，我就走了。”

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风吹过院子，把灶膛里的灰吹起来，扬起细细的烟雾。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之间十年的空白，被什么东西填上了一点。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也不是所有的委屈都被抚平了。但至少，我们又能一起看星星了。

他在老家待了三天，然后回了省里。临走的时候，他摸着我的头说：“梅子，加油考个高级技师。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点点头。

他走了。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那棵老柿子树上，已经开出了细小的白色花骨朵。过不了几个月，那些花就会变成红红的柿子。到那时候，大概又是秋天了。

回到县城以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食堂、培训班、家里。做饭、上课、带朵朵。日子过得忙忙碌碌，但心里是踏实的。我不再害怕什么了。

有人问我，有个当大官的舅舅，是不是什么都好办？我笑了笑，说：“他管不了一辈子。我这辈子，还得靠自己。”

我学会了抬起头来看人。不是因为我身后有谁，而是因为我心里有底了。这手底下的菜，是我一刀一刀切出来的，一锅一锅炒出来的。这日子，也是我一天一天拼出来的。

【创作声明】本文为原创虚构作品，人物、事件、情节均为文学创作需要而设定，与现实中的任何个人、机构无关。作者保留对本文的全部版权。

作者：郑钱多多

故事讲完了。如果你也遇到过“以为很普通、其实很深藏不露”的家人，欢迎在评论区聊聊。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扛着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别急着评判别人的人生，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感谢读到这里的你，愿你身边也有一个，默默替你遮风挡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