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海南大学2022级硕士张某不幸离世的消息，看过的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手机、实验记录本整齐留在实验室工位，不带手机独自走出校园，这决绝的细节，撕开了象牙塔之内不为人知的痛苦一角。一场悲剧发生，我们痛心一条年轻生命的逝去，更要透过这件事，直视当下研究生培养当中根深蒂固的论文乱象。
很多人简单把悲剧归结为延毕两个字。可延毕本身只是一个结果，真正压垮学生的，是围绕学位论文滋生出来的重重困境。导师作为研究生求学路上第一责任人，本该是引路人和疏导者，可现实里不少导师，把这份指导责任抛在了一边。
现在高校的研究生圈子，论文仿佛变成一道生死关卡。不少课题组里面，重结果、轻过程，重产出、轻引导已经成为常态。开题草草走过场，平日里很少开展有效的沟通指导，学生闷头自己摸索课题，实验踩坑、论文卡壳的时候，得不到及时点拨。等到临近送审，问题全部集中爆发，论文漏洞百出，盲审受挫之后，留给学生的只有仓促修改、反复返工。
学生一个人扛下课题压力，导师却习惯性缺位。有的导师只盯着最终论文能不能达标、能不能产出成果，很少过问学生真实的科研困境，更看不见学生日渐崩溃的精神状态。学生在论文泥潭里面苦苦挣扎，既得不到学术上的有效指引，也得不到情绪层面的安抚疏导。
延毕之后的处境，更是把学生推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昔日同窗纷纷毕业入职，走上人生新阶段，自己却困在实验室反复打磨论文。同辈带来的心理落差，还贷的经济压力，外界各种打探询问，一层层包裹着延毕学生。很多性格内敛的年轻人，只会把焦虑全部压在心底，不会向外倾诉求助。
实验室的环境是封闭的，痛苦也是无声的。旁人只看见你还在读书，却看不到你日复一日的自我否定。这个时候，如果导师依旧只是下达修改任务，不去体察学生的心理状态，看不见濒临崩溃的信号，就等于把学生独自丢进压力漩涡当中。
我们并不反对对学位论文严格把关，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本身无可厚非。严格要求和放任缺位，完全是两回事。严格，是在课题起步、实验推进、论文撰写各个阶段持续跟进引导，及时纠正方向上的偏差。而不是前期放任不管，等到临近毕业，才用一纸论文结果，判定学生全部的成败。
现实当中，部分导师权责已经出现严重失衡。手握学生能否答辩、能否毕业的关键话语权，却没有履行对应的指导义务。课题设置脱离学生实际能力，平时组会敷衍应付，学生遇到瓶颈只回复多看文献自己解决。等到论文出现问题，所有后果全部由学生一人承担。
研究生不只是产出论文的工具。导师的职责，从来不止是最后签字署名，更包含课题引导、学术训练，还有对学生身心状态的关注。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应当是师生共同推进出来的成果，而不是逼迫学生独自闯关的独木桥。
每当有类似悲剧发生，学校会开通心理树洞、增设心理咨询渠道。可心理疏导只能做最后的补救。如果源头的培养环节持续缺位，再多的信箱和咨询室，也很难接住已经被逼到绝境的年轻人。等到学生心理彻底崩盘，一切补救都为时已晚。
现在研究生延毕早已不是个例，不少专业接近两成学生要面对延期毕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归罪于学生不够努力。论文盲审制度、课题资源、导师的指导水平，都在左右着学生的命运。可很多时候，制度层面的压力，最后全部转嫁到弱势的学生身上。
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不该仅仅换来大众短暂的惋惜，热搜一过就归于平静。这件事应当叩问整个研究生培养体系。导师第一责任人制度不能停留在纸面，对于导师的履职情况，需要看得见的监督。课题的设置、日常的指导、学生遇到瓶颈之后的帮扶，都不能变成一纸空文。
一纸文凭，终究抵不过活生生的人。科研可以重来，论文可以修改，但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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