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章士钊追悼会现场,年逾八旬的张申府站在人群中,没有主动靠近周恩来。特殊时期,老友相见也不便多谈。周恩来注意到他后,便托罗青长前去问候。张申府听完,只说了一句:“他没忘记我。”
这句话听来平静,却压着几十年的交情。张申府不是普通的旧识,他曾参与创建党的早期组织,还是周恩来、朱德走上革命道路时的重要介绍人。
张申府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和伯父都是清末进士。这样的家庭,给了他扎实的古文根底,也让他较早接触到西方思想。1914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先后学习哲学和数学,后来又留校任教。
在北大期间,张申府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时事务繁重,张申府曾协助处理馆务,还一度代理图书馆主任。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负责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款,两人因此相识。
多年以后,章士钊曾向毛泽东谈起张申府,毛泽东笑称:“张申府,那曾是我的顶头上司。”张申府管事严,毛泽东也记得一次填写图书卡片的往事。卡片不合要求,便重新来过。看似琐碎,却成了两位旧友多年后谈笑的细节。
真正改变张申府人生方向的,是1920年前后的建党准备。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张申府往返于两地,参与筹建早期组织。1920年8月,陈独秀在信中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建党的问题”。这句话,足见张申府当时所处的位置。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张申府与李大钊着手发展成员,张国焘就是较早加入者之一。同年年底,张申府前往法国。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都嘱托他在海外继续联络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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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加入组织,随后与刘清扬共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周恩来当时正在法国留学,曾是天津觉悟社的重要成员。张申府后来回忆,入党手续并不复杂,由他与周恩来谈话,再写信向陈独秀报告。
周恩来在1962年发表的《论知识分子》中,明确写道:“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这段文字,也让张申府在周恩来革命经历中的作用有了清楚记录。
1922年,朱德与孙炳文赴德国,在柏林见到张申府夫妇和周恩来。朱德此前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来到欧洲后正式提出入党。张申府负责与他谈话,并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那时的朱德已是滇军名将,却以十分谦逊的态度接受组织考察。
有意思的是,张申府后来并没有一直留在党内。1924年,他回国参加黄埔军校筹建,曾任政治部副主任,还担任蒋介石的德文翻译,负责黄埔一期学生的考试、阅卷等工作。
张申府很快发现,黄埔军校内部的政治方向和实际运作,与自己的判断存在差距。他推荐周恩来回国,周恩来后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由此明显加强。可张申府本人却在1924年辞去职务。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围绕国共合作等问题,张申府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论。他不赞成会议形成的意见,情绪激烈地离开会场。周恩来曾劝他不要退党,赵世炎也设法挽留,但张申府最终仍宣布退出。
他晚年承认,自己性格中有“宁折不弯”的一面,这既是坚持,也是局限。退出之后,他主要靠教书、翻译和著述生活,后来还参加过第三党,并参与民主同盟的创建和文化工作。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发表《呼吁和平》。当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这篇文章引发强烈争议,民盟随后开除了他的盟籍。刘清扬当时已进入东北解放区,也公开发表声明,与他分开。张申府把这件事视为一生中极为后悔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的处境并不顺利。周恩来了解他的生活困难和学术专长,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并为其解决居住等问题。张申府长期研究罗素哲学,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时,还曾听周恩来谈到罗素来华的消息。
此后,两人的联系并不总能公开进行,却没有真正中断。1973年章士钊追悼会上,周恩来托人问候张申府,便留下了那句感慨:“他没忘记我。”
张申府晚年很少外出,仍坚持读书看报。1986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曾经参与建党、介绍周恩来和朱德入党的人,最终在安静的书卷与旧信中走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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